中国和缅甸划清边界的时候,解放军还到缅甸打了一仗

  1960年10月1日,中国和缅甸签订了边界条约,双方议定进行联合勘界,共同树立界碑。然而,此时出现了一个问题。

  原来,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有大量国民党残军逃入缅甸境内,占山为王,盘踞缅北,不断扩展势力。缅甸政府军多次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但连吃败仗,效果不彰。后经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从缅北分批撤走了部分残军。但至60年代初,仍有近万残军盘踞在缅北,严重影响着中缅边境的和平稳定。残军的少将总指挥是柳元麟,此人黄埔四期毕业,与井冈山红军名将伍中豪是同班同学,资历较深。柳元麟的能力很强,有“游击战专家”之称,到缅北后铁腕治军,把残军管理得服服帖帖。

  为了保证中缅双方联合勘界顺利进行,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根据缅甸政府的请求,经两国政府协定,双方共同出兵打击和歼灭这股残军。由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执笔,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的报告》并上报国防部。后经两国政府商定,签署了勘界警卫工作协议,规定了双方共同作战的目标,并划定了各自的作战区域。根据规定,我军负责清除云南省佛(勐)海、景洪两县边境正面宽约407公里、湄公河以西(即所谓“金三角”区域)、越境纵深不超过20公里(这条线称为“红线”)内的国民党残军。

  预定作战地域是典型的热带山岳丛林地区,山高坡陡,草深林密,江河纵横,沟深谷狭,荆棘丛生,藤蔓交织,气候炎热,雨多雾大,人烟稀少,路径难行,毒虫出没,疾病流行,部队行动非常困难,极为不利于实施机动和作战。

  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作战,且是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的特殊形式,以前我军还未曾经历过。对此中央军委强调指出,这是一场外交仗,又是一场政治仗、政策仗。要求我军的一切补给都要由国内运出,伤员和烈士也都要送回国内,力求军政双胜,在缅甸境内要“片纸不留”。

  这次勘界警卫作战由昆明军区负责,决定出动第13军39师117团、第14军40师118团和云南省军区思茅军分区15个步兵连,加上后勤辅助人员共计8408人,配属200多辆汽车,出境执行作战任务。中央军委指示参战部队:此战意义重大,只准打好,不准打坏;要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国防部长林彪也强调指出:断退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国民党残军的分布情况,昆明军区决定以分片包干为原则,采取多路远距离奔袭的方法,先断敌退路,再分片合围进行清剿,以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总参作战部还打电话向部队强调了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部队行动前,周恩来总理还开玩笑地鼓励指战员们:“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

  1960年11月22日,我军分三个方向出境作战,称为第一阶段作战。战至12月20日,基本肃清了“红线”内的残军,共计歼敌467人。但因作战区域地形复杂,环境恶劣,我方对困难程度估计不足,组织指挥上脱离实际,造成四路迂回穿插部队无一按时到位,未能断敌退路,敌人大部逃跑,没有打成歼灭战。

  残军熟悉地形,战术灵活,加上知我厉害,不愿硬碰,遭我军打击后逃入纵深,专打缅军,反而又占据了优势。缅方无奈,只好向中方提出,请求我军越过“红线”继续追击,进剿盘踞在湄公河以北的残军。

  1961年1月25日,我军发动第二阶段作战,越过“红线”追歼100公里纵深内的残军。战至2月9日,捣毁了残军经营多年的巢穴,共歼敌274人。但仍然缘于第一阶段作战的一些不利因素,未能断敌退路打成歼灭战,致使大部分残军分路逃往距离我国边境线百公里之外的老挝、泰国境内。

  整个勘界警卫作战历时80天,我军肃清了作战区域内的国民党残军,摧毁了其妄图“反攻”的基地,协助缅方收复了被残军霸占十余年的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近30万人口,保障了中缅两国联合勘界树桩的顺利进行,保障了我国边境的安全。同时,我军严格遵守双方协议,严格执行对外政策,在政治上、外交上扩大了我国我军的影响,增进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

  这次勘界警卫作战,由于我参战部队山岳丛林战经验不足,对敌情估计不足,作战准备不足,组织指挥上出现失误,以致打成击溃战,未能达成预定的歼敌目标,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对此,中央军委、三总部和昆明军区高度重视,认真进行战评总结,加深了对热带山岳丛林地特点和对作战影响的认识。此后昆明军区组织了两次丛林大练兵,提高了部队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走、打、吃、住的本领,为后来执行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任务及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