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推行“汉字简化”,蒋介石为何最终无奈放弃?

  汉字的神奇之处在于,一个孩子只要熟练掌握三千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毫无障碍的阅读报纸,即使有词汇上的缺失,也可以“望文生义”猜中一二。相比之下,英语为母语的孩子即便掌握了八千个单词,在阅读《纽约时报》时依然会遇到大量生词。

  这“三千个左右的汉字”,指的是简体字,如果换成繁体字,就很麻烦了,更不要说书写,所以在中国古代,乃至民国时期识字率都很低,文盲率高达80%。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埃加德·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则表示:在当时西北地区“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历史学家唐德刚也曾说,“一个人如果想把美国纽约时报全部通读,那你就得认识五万个单词,才能做到。五万个字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个汉语大字典,或者是康熙字典,把康熙字典里的所有的字都认识,才能看报纸、看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天大的难题,可是拼音文字就是这样,外文单词就是这么多。汉字和英文比较,究竟哪个难学哪个容易学,还真得打一个问号。”

  1919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随着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改革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毕竟只有提高识字率,才能促进社会文明开化,实现国家富强。胡适、蔡元培、周作人、林语堂等都是汉字简化的坚定支持者。

  1920年,语言学家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推广简体字。1922年,钱玄同和北京大学教授黎锦熙向中华民国政府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其中提出8种简化策略,这是第一次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

  据史料记载,当时蒋介石对此表示关注,曾询问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意见,王世杰回复道:’我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画确实太多,应该作些简化,但只能逐步进行。’于是,蒋介石决定逐步推行简体字。

  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向全社会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计324个,还通令全国,“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以上各种教材,如不采用简体字,则“不予审定”。

  但蒋介石主导推动的汉字简化,却遭到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的强烈反对。戴季陶猛烈抨击“简化汉字荒谬十足,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不收回《简体字表》,他将不参加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

  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只得妥协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1936年2月,戴季陶进一步促使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官方推动的汉字简化至此夭折。

  国共内战结束后,蒋介石去台湾后,在1952年再次推动汉字简化,并表示“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无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

  识繁书简或繁简混用:蒋介石书法作品

  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盛赞“总裁此举极其英明”,并公开说“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

  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议案:“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

  随即引发了一场汉字繁简之争。其间《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参与者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就当台湾争论愈演愈烈之时,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法定的简化字在中国大陆地区取得了“规范汉字”的地位。

  出于政治的考虑,蒋介石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转而提倡繁体,直到今天推广繁体字,也还是台湾当局的一贯立场。

  汉字简化后,也造成了一定的割裂了中国文化,有人表示,如今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聖不能听也不能说,買成钩刀下有人头,輪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赌还是赌。

  但论及日常应用,简字优于繁字,用起来方便;追根索源,繁字则为简字之根,学起来,不要丢。但应该用简识繁,而不是去提倡恢复繁体字,毕竟简体字才有利于表达与信息的交流。

  2016年2月,美国《全球主义者》杂志指出,新中国建立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20%,现在识字率已达95%。中国也已经成为GDP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汉字简化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