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 这才是考验爱情的唯一标准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罗银胜的作品《杨绛传》。

  昨天我们读到了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呼声与期盼当中,中国终于解放了。

  然而,杨绛夫妇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顺风顺水,他们面临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谨慎而又坚强地应对着,夹缝中求生存。

  面对着愈演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杨绛夫妇又将遭遇什么呢?他们的命运之路又将延伸到何方呢?

  今天的阅读目标是原书的221至261页。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共读吧!

  暴风雨来临的前奏

  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杨绛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

  杨绛曾对人说过:“恰在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但并未引起注意。钟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被当作白旗。”

  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杨绛夫妇俩的日子过得非常小心谨慎,他们看到了亲友以及文学所的同事相继落难,内心悲痛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接下来的一九五八年,又是一个热昏的年头,在“大跃进”后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钱氏夫妇双双受到严厉批判,成为众矢之的。

  按照当时的逻辑: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乃“封、资、修”文学,充满毒素,杨绛夫妇对此不加批判,却大为赞赏,被认为是公开放毒,贻毒群众。

  于是,杨绛夫妇成为非拔掉不可的“资产阶级的白旗”。

  于是,杨绛和钱钟书双双被抓去批斗。但杨绛、钱钟书在文学所的批判会上,缄口不言,用沉默以示抗议。

  由于杨绛和钱钟书人缘较好,所以受到批判的程度,在整个所里还不算最重的。

  下乡运动,改造自我

  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的十月下旬,文学所决定分批派员下乡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地点在北京郊区。

  杨绛被分在第一批下乡。一家三口,女儿钱瑗已下厂炼钢,丈夫钱钟书下乡比她迟一个月。

  杨绛那一批约二十人。一到山村,就遇见了所谓的“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

  原来,同去的一位老先生遥指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只长竹竿,翘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个老先生说:“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嘛!”

  虽然“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的由来让人有点啼笑皆非,却为杨绛一行人的乡下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在乡村,杨绛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农民阶级”,他们各不相同。

  诸如一位大妈看见他们便打着官腔:“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

  杨绛听到了笑而不语,心想:确实,没有这个活动,我或许永远都不会到这地方来。

  各种各样的农村人民形象为杨绛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生动而又鲜活的素材。

  杨绛下乡原定三个月,后缩短为两个月。她们在回京之前,还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在杨绛得到的评语当中,有一句说她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这令她得意了一会儿。

  就这样,杨绛“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

  不改自我,畅玩文学

  返京以后,杨绛回到文学所上班。经历了下乡锻炼,又重为人师表,她依旧循循善诱地指导青年研究人员的翻译工作。

  当时,杨绛和钱钟书作为“白旗”受到批判之后,他们更加贴己,互相照应,虽说噤若寒蝉,但依然享受着生活的情趣,依然享受着文学的乐趣。

  一九五九年,杨绛忍不住技痒,又开始写研究文章。她的《论萨克雷》就是这时写的。该文是杨绛为她的小妹杨必翻译的英国古典名著《名利场》而写的。

  《论萨克雷》发表后,根据文学所领导的要求杨绛开始了对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为了译好《堂吉诃德》,杨绛从一九五九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学了两年,一九六一年开始动手翻译,至一九六六年,她已经完成了工作的四分之三。

  但由于干扰不断,整部作品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完成。

  特殊时期

  一九六三年,杨绛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妹妹杨必,顺便拜访了挚友傅雷夫妇。

  “别时容易见时难”。孰料,这竟成为杨绛与傅雷夫妇相见的最后一面。

  一九六六年九月,杨绛、钱钟书多年的好友傅雷以及其妻子朱梅馥双双饮恨而去,令人扼腕。

  杨绛和钱钟书等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当时,在外文所,虽然没有一张揭发杨绛的大字报,不过她觉得事情已经不妙。

  有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杨绛近旁时就跳过了她,好像没有她这个人。

  再有一次大会上,忽然有人发问:

  “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会后有人通知她:“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

  杨绛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特殊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千奇百怪,花样层出不穷。

  有一天,钱钟书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的“怪头”。幸好,杨绛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

  不久,杨绛也“恭逢其盛”,受到同样的遭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这是杨绛不幸的一天——早上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没收,晚上又给剃了头。这对当时的女人来说可谓是奇耻大辱。

  钱钟书看到后,急得直问:“怎么办?”

  杨绛安慰他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会有办法的。”

  杨绛虽这样安慰钱钟书,但内心也是有点忧虑与不安的。

  “顶着这样的头发出门,还不知被当成什么看待呢?”杨绛心中不免哀叹,内心也开始变得焦灼。

  杨绛再看着一脸担忧地看着她的钱钟书,内心突然就释然了,想道:自己虽然被人用异样眼光看待,但至少还有个懂她的人,自己又何必要在乎那么多呢?又何必在乎不了解她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呢?

  杨绛内心的阴霾顷刻间就消散了。

  不过,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杨绛还是想着将她的头发“改造”一下。

  后来,杨绛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办法来。她将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做成了一顶假发。

  第二天,杨绛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她有月票,不用买票。不料,站在远处的售票员一眼就识破了她的假发,对她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

  杨绛连忙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但面对着全车人探寻的眼神,竟也说不出什么辩驳的话来。等车一停,杨绛就赶忙下了车。

  从此一年之内,杨绛不敢乘车,全靠两条腿走路。

  杨绛在当时所受的屈辱,不是一般女人可以忍受的,但她就这样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相信终有一天可以获得平反。

  为你,我不愿屈就

  其中有一件事非同小可。

  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钱钟书轻蔑领导的著作。

  杨绛看到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无缘无故地栽赃人!”

  杨绛气冲冲地回家后,立即把这件事告知钱钟书。

  于是,两人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求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糨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方。

  第二天,杨绛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

  群众问:“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杨绛说:“是我。”

  群众又问:“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杨绛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

  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

  杨绛干脆就不称“同志”,改称“你们”。

  那天正是出于对丈夫钱钟书的挚爱,杨绛一口担保绝无此事。

  当时,群情激奋,杨绛也十分气愤。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下令让它打锣自报罪名。

  杨绛正值火气冲天,没处发泄;立即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借以发泄无比的愤恨。

  -【结语】-

  自解放以来,杨绛夫妇经历了种种磨难,针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运动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

  在接下来的漫漫十年风暴中,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是否还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共读吧!

  -【今日话题】-

  都说“所处的环境往往对一个人的品格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杨绛在风暴中炼就了处事不惊的品格。

  那么你呢?有没有那么一件事,那么一个特殊的环境对你现在的性格品质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回想一下,对于曾经或内向,或敏感,或沉默的你,是哪些经历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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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

  姗姗,知性女主播,会唱民歌的资深播音教师,新浪微博:姗姗来迟喽,公众号:姗姗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