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在华活动的“三起三落”

  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一般以利玛窦于明万历年间东来为始,至清康熙晚年禁教止,凡一百余年。在这期间,天主教耶稣会会士虽然目的是为了传教,但也起了中西文化沟通的作用,实际上是“西学东渐”的开始,当然中国的经籍也经过传教士传入了西方。他们的活动经历了“三起三落”,其间多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密切联系。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

  利玛窦东来之前,早有葡萄牙、西班牙人恃海上之利东来,是为了经商,没有文化传播可言。先于利氏来华的耶稣会会士固已有罗明坚等人,然而开其风的仍应推利玛窦。

  利玛窦

  利氏此来,随身带来许多东西,其中一部分是送呈皇帝的贡物。一类是传教用的天主像、《圣经》、十字架等;一类是《万国图志》等书籍;再一类是自鸣钟、铁弦琴等杂物。利氏结识了不少士大夫,并授以几何、天文、物理等学,晓以天主教义。

  稍后于利氏来华的传教士,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西班牙人庞迪我,法国人金尼阁等。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输入都是有贡献的。

  耶稣会会士的活动,在明朝上层社会中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

  一是表示欢迎。二是部分士大夫,特别是礼部官员表示非议和反对。

  传教士遭遇迫害

  1616年,礼部侍郎沈先后上三疏,请灭天主教,他还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方从哲在阉党头目魏忠贤的支持下先从南京动手,派人包围了南京教堂,掀起“南京教案”。同年十二月,皇帝谕旨,把南京、北京两地的传教士押解出境,留下来的则潜居别处。迫害传教士的“南京教案”一直延续到1621年沈被罢官。

  “南京教案”与魏忠贤把持朝政、镇压东林党是同时发生的。徐光启等并不是东林党人,其作风亦非东林一类,但都曾在东林书院讲过学。东林党受压时,他们也都被革职。阉党失势,支持东林党的叶向高出任宰相,“南京教案”也就平息下来了。

  清兵入关,天主教再度兴起

  “南京教案”平息后,耶稣会传教士又活跃起来。崇祯皇帝除掉了魏忠贤,被革大臣纷纷复职,徐光启则先后任礼部左侍郎、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死前且晋升为宰相。徐光启复职后立即重用传教士,加强军备以御清兵,编修历法以测天象。在他主持的“历局”里,聘请了意大利教士龙华民、德国教士邓玉函参加工作。邓玉函死后又延骋德国教士汤若望入局。传教士在“历局”的工作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嘉奖,御题“钦褒天学”匾额。从此传教士掌修历工作达一百四十余年。

  1644年,清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开始曾一度有驱逐汉人和耶稣会会士之意。汤若望遂上疏,说天主堂修饬不易,教化有功;修历各项仪器搬迁城外难免受损,请恩准他和龙华民等仍居原处。汤若望的要求很快便获准了。

  至此,汤若望受到的殊荣已大大超过利玛窦,这当然是十分有利于提高耶稣会在中国的声望和地位的。

  汤若望

  汤若望等人的修历工作和耶稣会的活动受到了以杨光先为代表的清朝旧臣的反对。杨光先是个“守旧派”,主张实行传统的“回回历”,斥汤说为谬。他于1659年就曾上疏弹劾汤若望,写了《辟邪篇》《摘谬篇》攻击汤妄言惑众。次年又控告汤所造“时宪历”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论律当斩。他对传教士带来的“地圆说”也持异议,而反对的理由简直顽固而又可笑。

  1661年,康熙皇帝继位,年仅七岁,由四位辅政大臣执政,杨光先因此得势。他提出耶稣会会士犯有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等三罪。在鳌拜的操纵下,礼、吏二部会鞫,议政王定谳:罢了汤若望的官,以年迈免死;与汤合作的比利时人南怀仁、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等各挨了一百下棍子,被驱逐出境;“历局”属官多人被处死刑。这便是杨光先掀起的所谓“历狱”案。时康熙五年(1666)。于是杨光先亲自主持钦天监,同党吴明烜为监副,完全恢复旧历法。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因而受到沉重打击,几年中一蹶不振。

  天主教在华布道达到高潮

  1668年,康熙皇帝亲临朝政,决定复查汤若望等受害案。第二年,杨光先被革职。汤若望完全恢复了名誉,但不久即病死,他的工作由南怀仁接了过来,南擢为钦天监监副,后升为监正。纵观杨光先制造“历狱”案的七八年,都与鳌拜的浮沉有关。“历狱”的失败与这场政治斗争的结局是分不开的。

  南怀仁

  杨光先事败后,重被启用的南怀仁为了推动天主教布道事业,以耶稣会中国省区会长名义,在北京发出《告全欧洲耶稣会士书》,呼吁广派传教士来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应请派出了六名法国教士。

  这次以法国教士为主的西欧教士来华,造成了天主教在华布道的高潮。

  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之交的规模,亦为利玛窦、汤若望时期所未有。重要的是,康熙皇帝“虚己励学”,亲自提倡。同时,传教士移译和研究中国经典之风大炽,皇帝也过问这件事,屡屡垂问白晋等研究《易经》的情况。

  然而,自利玛窦东来之日起,天主教内对于耶稣会士在华布道的方式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至两派的尖锐对立严重影响了耶稣会的活动。

  一种是在华的多数传教士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国家传播一种本地人完全陌生的新教义,必须适应本地的情况,尤其需要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为此,他们皆学着利玛窦的样子,下功夫学中国话,钻研儒家经典,以之释天主之义。至于中国旧俗敬礼祖宗、奉祀鬼神,虽与教义相悖,也宜容忍,可以听任中国教徒保留这些风俗礼仪。利玛窦在中国实行这些传教政策,全是为了传教的便利,是出自策略考虑。

  中西礼仪之争

  17世纪末,罗马教廷已介入在华传教士之间的争论。1693年3月,“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主教奉教廷之命在福建教区发出严禁教徒行中国传统礼仪的“禁令”。在华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等四神甫觐见康熙皇帝,陈述反对颜珰“禁令”的意见,第一次把争论提到康熙皇帝面前,颜珰的“禁令”因而没有实行。

  法国传教士李明还直接为中国传统礼仪辩护,说并不妨碍天主教义的传播。

  李明笔下的康熙皇帝和中国当然都是经过他加了工的,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康熙盛世和康熙皇帝本人对天主教宽容的政策和态度对这些传教士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主要是由于这些法国传教士的“宣传”,康熙皇帝作为“开明君主”的形象在西欧许多前启蒙时期的思想家的心目中树立起来了。

  李明的这份文件是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本意可能是迎合法国国王向遥远的东方派遣传教士的初衷,然而结果却引来了教廷的谴责。

  关于中国礼仪之争至1700年在法国教会内达到很尖锐的程度。这一年,在巴黎大学的大礼堂里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辩论,李明等人的主张受到了谴责。李明的六条意见被指为渎神的、异端的、反基督的。

  1704年11月20日,罗马教皇克莱门十一世通谕禁止教徒奉行中国礼仪,并且禁止教徒使用中国古书中的“天”和“上帝”的概念。同时派遣多罗主教来中国说服在华传教士。

  康熙已经感到有些问题不是很简单。1720年,罗马教皇为了贯彻“禁谕”,又派嘉乐主教为特使来华。在他到达北京之前康熙于十一月十八日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苏霖等在华传教士十八人。

  康熙此次召见苏霖等传教士,一是交代政策,廓清是非;二是要苏霖等见到嘉乐时统一对应的口径,不得随意表态。

  十一月二十五日,嘉乐携重申之教皇“禁谕”抵京。康熙在十二月十七日召见了嘉乐及随行人员,康熙对于天主教内的争吵,以前并不清楚,闹到很尖锐的时候他才知道,本还想调停折中一下,但罗马教廷毫无妥协之意,其蛮横傲慢之状终使康熙皇帝发出了禁教令。禁教令出自康熙,正式禁教却始于雍正,因为康熙皇帝不久就于1722年去世了。1724年,雍正皇帝御制圣谕中的“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这样说:“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还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教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于是,各地天主教堂或拆毁,或改作他用,但“历局”内的传教士照常工作。天主教活动直到1860年的一百多年当中,都是被禁止的。史称“百年禁教”。

  对于这次禁教,有的西方人指责康熙出尔反尔,这是不公允的。因为起因是传教士与教廷之间发生争论,而后罗马教廷干涉了中国教徒的事务。

  康熙是被迫禁教的。应该说康熙此举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这与明末沈、清初杨光先掀起的两次教案,性质上是不同的。当然禁教后使中西之间又回到封闭的状态,至少大大减少了交流的机会。所以历史总是复杂的,一个时期的是非,超越了这个时期之外又会带来人们预期不到的影响,这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所谓礼仪之争,同情中国的伏尔泰是这样评论的:“前来帝国传教布道的外国人之间的分裂不和,使他们传布的宗教名誉扫地。满清朝廷对欧洲人注意了解之后,得知不仅传教士内部四分五裂,而且在广州登岸的外国商人也分成派别,彼此不共戴天。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更加被人贬低。”

  耶稣会本是宗教改革后教廷为与新教争夺影响的产物,在政治倾向上是保守的。但是受命东来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却不为教廷所容,因此不应把他们与罗马教廷等同。这些教士深通中国经典和社会风俗,向西方介绍了不少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情况。因此明清之际耶稣会会士在华传教活动,虽经“三起、三落”,但在中西文化之交的历史上诚为十分重要的一章。他们留下的大量著述,涉及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等广泛领域,都应视为东西交通的弥足珍贵的见证。

  书名:中西之交

  作者:陈乐民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