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期间为何自杀人数下降?振奋让他们选择放弃

  编辑:李昱微 刘启豪

  视觉设计:大西

  虽然我不是球迷,却对世界杯的狂欢劲儿印象深刻:大规模的深夜刷屏、改装成“世界杯专属”的麦当劳和酒吧、随处可见的大屏幕和国旗以及突然迸发的集体欢呼……热闹得令圈外人都蠢蠢欲动。

  明天又是世界杯,随手一刷就能看到充满期待的球迷。

  但他们似乎都不够“疯狂”,毕竟曾因世界杯而一枪崩了自己或突然跳下楼的球迷不在少数。

  为了研究世界杯的狂欢劲儿,我们整理了西蒙·库珀和史蒂芬·西曼斯在《足球经济学》中的有趣观点:

  球迷能确切地感受到参与世界杯的快乐,但这种快乐和财富增长带来的快乐相比孰轻孰重?导致快乐的又是什么因素?

  而世界杯与自杀的关系又是怎么回事儿?

  举办重大赛事能带来什么好处?大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经济增长。

  南非曾对2010年的世界杯翘首以盼。在宣布他们为主办国的当天,人们在索维托举行庆祝仪式,高喊着:“钱来了!” 在他们看来,只要做好准备,全世界的富人都会涌进来,拯救这个贫困的地方。

  于是他们蠢蠢欲动地做着计划:购买公寓以便在世界杯期间出租;在体育馆门外卖香肠和玉米布丁;让农村来的女人们摆成布阵,挥动所有参赛国家的旗帜。

  | 2010年南非世界杯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知,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的论调里,举办世界杯一定会刺激就业和商业:首先,主办国要建立体育馆,这便为建筑工人和在其中工作的人创造了就业,而当球迷涌入,就会产生开销,为球迷服务的商业便陆续建立,周边人口也持续增加,并刺激新的商业和新的就业。

  然而早在19世纪80年代,一位叫罗布·巴德的学者就提出质疑:兴建体育馆需要的建筑工人从哪儿来的?他们难道不是本来就有工作?这难道不会引发其他地方的劳动力短缺?更糟的是,随着人们争相购买建筑工人拥有的技能,劳动成本难道不会提高?而当球迷为此赛事而花费时,是否也会减少在其他渠道的花费?况且一个汉堡、一杯可乐能带来多大经济收益呢?

  尽管遭到商人们的反对,但“举办世界杯与经济增长无绝对关联”的质疑一步步被证实。

  1996年英格兰主办欧洲杯后,一项名为“旅游研究和市场营销组织”的机构提出报告称,前来观看赛事的外国球迷人数仅有100000人,而且他们并没有带来多少花费。至于就业机会,仅仅多了30个,还都是临时的。

  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经济学家进行了严密的调查,他们发现:在从外地前来观看比赛的球迷中,有一半以上其实都是当地人,而当他们把钱花费在世界杯上时,在其他地方的花费就会减少。这些花费同时会被另一部分为躲避吵闹而离开的当地人抵消。另有三分之一的外地游客本来就准备去德国,看世界杯只是顺带的行程,因而花费也不会很大。相反,主办一场世界杯的支出却是巨大的。

  | 2006年德国世界杯

  既然不能带来绝对的经济增长,为何各国都争相举办呢?这里有一个听起来很尬、却无法反驳的结论:因为世界杯能带来快乐。

  乔治斯·卡韦茨和史蒂芬·西曼斯基核查了从1974年到2004年12个西欧国家的快乐数据与体育赛事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人们并不会在自己的国家表现良好时更快乐,却会在自己的国家是主办国时更快乐。

  就算不是主办国,世界杯期间的气氛也足够令人快乐,因为它创造了在现代社会稀缺的亲密接触:人们聚集在酒吧或起居室里,整个国家一时间开始关注同一场比赛。而如果说参加世界杯能够带来某种社会凝聚力的话,主办世界杯更是如此,主办国的居民会觉得和周围的其他人有了更亲密的纽带。此外,主办国际赛事多半也能够提升整个国家的自尊,从而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

  然而,这种心态仅限于人均收入多于11000欧元的国家。对于低于这个收入指标的人民来说,更能带来快乐的还是财富,而一旦超过了11000欧元,财富就失去了绝对作用。

  但是,在证实了世界杯的快乐增值之余,又不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每当巴西队出局,总会有巴西人从公寓上跳下来。疯狂的球迷在被快乐撞击的同时似乎也无法忍受任何失望。甚至有数据指出,世界杯期间的平均死亡人数要比进球数还要多。

  那么世界杯与自杀行为是否有必然联系呢?

  关于世界杯带来的自杀问题,巴西人似乎首当其冲,除了因出局而自杀外,事实上,即使巴西队胜利了,也会有人跳。詹妮特·莱沃尔在1983年出版的《足球疯狂》中称,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她曾看到一位巴西人因为看到自己的球队在决赛中获胜,出于“狂喜”而自杀。

  疯狂的球迷当然不是巴西的专利,1969年6月,18岁的萨尔瓦多姑娘阿梅利亚在家中观看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比赛的电视转播。当洪都拉斯在最后一分钟获胜时,阿梅利亚站起身来,跑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父亲放在那里的手枪,对着自己的心脏按动了扳机。她的葬礼被电视台转播,萨尔瓦多总统、首相和国家足球队走在国旗覆盖的棺材后面。一个月内,阿梅利亚的死亡最终促成了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足球战争”。

  | 2010年,巴西出局海地18岁球迷自杀 精神崩溃撞汽车身亡。据称,这名球迷被撞后抢救无效,已经身亡。海地今年年初发生里氏7.0级地震,死亡数十万人,目前该国正在进行灾后重建。对于很多球迷而言,世界杯上自己所钟爱球队的成绩,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

  如果加上在家中的沙发上观看比赛时死于心脏病的案例,世界杯造成的平均死亡人数确实比进球还要多,但足球和自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实际上,足球不仅没有促使人们自杀,还阻止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每年全球大约有100万人自杀。1997年法国法学博士家族的后裔埃米尔·迪尔凯姆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自杀的严肃的社会学报告,在研究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之后,迪尔凯姆论证说,当人们因为某种突然变故(离婚、伴侣的死亡、财务危机)而与更广阔的世界断绝联系之后,他们有时会选择自杀。他的结论是,这种特殊方式的死亡“源于此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规范控制,因而会导致深受其苦”。

  那么,让人们深受其苦的原因是否可能包括体育比赛的结果呢?毕竟大多数自杀者是男性,而体育在许多男性的生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特鲁瓦多发现,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冰球队在1951至1992年期间经常早早淘汰出局,魁北克年龄在15-34岁的男性自杀的比例因而升高了。

  中密苏里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法恩奎斯特发现了体育和自杀之间的另一层关系:他观察了当一个当地体育队伍移至另外一个城市之后,美国城市的自杀率情况。结果表明,某些被自己的球队抛弃的球迷选择了自杀。

  在1957年的纽约,布鲁克林道奇队和纽约巨人队离开后;1995-1996赛季的克利夫兰,布朗斯美国足球队离开巴尔的摩之后,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他写道:“由于支持的球队在地理上的迁移所带来的突然变故,至少在短期,似乎使得那些对球队非常有认同感的球迷改变世界观,社会不再是他们从前看到的样子。”显然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只是因为球队的离开而自杀的。他们都是一些对世事无比困惑的个体,在他们看来,如果唯一的体育运动再令其失望,就简直无法承受了。

  |痛哭的球迷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有趣,但尚无科学定论,因为以上这些研究的样本规模都很小。另一个问题是,所有这些研究人员几乎都是顺着所谓的“巴西跳楼猜想”进行研究的,这个猜想就是,当人们因为体育而遭遇巨大失望时,他们就会自杀。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对已知事物的验证而已:那些人的确自杀了。

  但如果自杀和体育的关系要比此更为深入呢?如果体育让球迷们的生活获得了意义,如果它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球迷大家庭中的一员。如果球迷真的像可口可乐广告里说的那样,离了足球便茶饭不思,那么体育或许能够阻止某些球迷走上自杀这条路。我们希望发现关于未知事物的结论:对那些因为体育而没有选择自杀的人进行研究。

  |痛哭的球迷

  希腊流行病学家埃雷尼·佩特里多和弗蒂斯·帕帕达珀罗斯通过研究数据发现,在几乎每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在国家队参与世界杯或欧洲冠军杯的比赛时,自杀的人数都偏少。

  以德国为例,1991到1997年间,德国官方报道的自杀人数高达九万人,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数字,自杀的高峰月份是每年的三月到六月。但是每当德国队征战国际比赛期间,例如在1992年6月,1994年6月和1996年6月,自杀的人数都有所减少。在这七年的样本中,自杀人数最少的6月是1996年,那个6月,德国赢得了欧洲杯。

  在二人选取研究的12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体现出相同的趋势。只有在荷兰和瑞士,国际足球比赛似乎没有起到救命的作用,他们试图就这些国际比赛在每个国家救了多少人命进行了非常粗略的估算,“获救的生命”表明在一个国家的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或欧洲杯比赛的6月期间,相对于没有足球比赛的6月期间,平均自杀人数的下降,估算出的数据为:

  下一个问题是,当一个国家队被淘汰出局时,情况又将如何?在这12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在其国家队参加大型赛事的整个一年间,自杀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在荷兰,在球队参赛的那一年自杀率会上升,在西班牙自杀率没有明显变化。另外10个国家即使在球队被淘汰出局后,自杀率也没有出现补偿性的上升,而且国际赛事的凝聚作用在全年都遏制了自杀率,而不仅仅在6月有效。以下是他们就国家队参加国际赛事一整年间估算的获救生命总数:

  根据估算,这些年份中,足球赛事似乎阻止了好几百个欧洲人走上自杀之路。

  爱丁堡的心理医生乔治·马斯特顿和同事斯特拉琛一起研究了1974,1978,1982和1986年世界杯期间和随后苏格兰的准自杀案例,他们发现,每一次在赛事期间和随后,男性和女性的准自杀数量都呈现出下降(准自杀是一种自杀行为,其目的不是死亡,而是一种自残,或是一种呼救)。苏格兰的例子是关于足球自杀的跳楼理论非常强有力的反正,因为如果球迷有理由自杀的话,苏格兰队在1978年世界杯上的表现足以使他们纷纷跳楼。

  两位作者对整个机制作出了解释:对于苏格兰人来说,广为人们所接受的表达苏格兰身份的渠道很少,体育或许是其中最强有力的,足球就是国球,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共同的兴趣和努力,与一股民族主义的热情融合在一起,可以提升社会的凝聚力,等同于迪克凯姆所提出的,战争期间自杀率下降的现象。

  “社会凝聚力”是一个关键词,这几乎是所有球迷(潜在自杀者和所有其他人)从球迷身份中获得的裨益。输赢并不重要,在美国,有些长期输球的球队,比如芝加哥小兽和波士顿红袜棒球队,他们的球迷并没有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多地选择自杀。

  学者托马斯·乔恩纳在论文《关于俄亥俄队、佛罗里达大学队、超级碗周日比赛和冰上奇迹队》中通过论证证明赢球不是决定因素,而只是一种参与集体活动的体验。某些地方的球迷在自己支持的球队获胜时自杀率的确有所下降,但他认为这是因为赢球队伍的球迷更加振奋,他们更频繁地穿上球队的队服,一起在酒吧里观看比赛,谈论球队。振奋,而不是赢球,能够让人放弃自杀的选择。

  这才是让他们选择继续活下去的东西,在如今的欧洲,大概没有什么能像国家队参加世界杯那样能够将整个社会团结在一起了。许多人之所以看世界杯,就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看。被隔离的人们,那些很有可能自杀的人,突然在这场全民性的对话中被广泛接纳,拥有了所谓的社会凝聚力。

  除体育外,只有战争和灾难能够创造这样的民族团结。令人惊异的是,在肯尼迪遇刺后的一周,被研究的29个美国城市中没有一个自杀案例;同样,在美国受到911袭击后的那段日子,每天拨打自杀热线的人数减半;在1997年的英国,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后的自杀率也明显下降。

  乔恩纳认为全民“通过体育而振奋”尤其适合人际交往能力较差的人,这些人通常被视为非常抑郁或具有自杀性人格特征。因为要成为众多球迷中的一员,并不需要拥有太多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