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子回家发现“被死亡”销户 村委会应严管“证明”盖印的手

  据2018年6月13日成都商报报道,四川达州宣汉一名在外打工多年的女子刘国青于2018年5月回到老家,发现自己的户口于2017年2月被注销了,注销户口的派出所出示的一份“死亡申请”资料显示,自己在“2015年因病死亡”,申请人为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后据多方查证,确认该死亡销户申请为刘国青的丈夫余某某借用刘国青父亲私章假冒其父签字,并取得了刘国青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开具的死亡证明后前往当地派出所办理的手续。

  虽然刘国青现已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户籍,但其丈夫已在其“被死亡”销户期间再婚,刘国青正在为其恢复婚姻关系的事情奔走。

  很多读者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一个人没有死亡,而且也没有经过法院进行宣告死亡的司法特别程序,就能“被死亡”销户呢?

  根据四川省公安厅的官方网站公开的业务办理指南所示,申请户籍注销需要由申报义务人向死亡公民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提起申请,申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死亡证明书或其他合法有效的死亡证明材料

  2、居民身份证

  3、户口薄上述资料均需提交复印件并查验原件。

  而第1项中所说的合法有效的死亡证明有哪些呢?目前公安机关认可的死亡证明包括: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殡仪馆、寺庙、道观出具的火化证明;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死亡认定书;派出所警务区民警调查核实材料;在境外死亡的,驻外使领馆或驻外机构出具的证明(属外文的,须附中译文),在境内有单位的,还须出具所在单位确认函;村居委会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材料。

  就该新闻而言,当地的派出所在办理注销刘国青的户籍手续上并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对,就在那最关键的一纸死亡证明上。

  据成都商报的报道,刘国青和其父亲一同前往当地派出所查看“死亡”申请。发现该“死亡申请”书上,有事发地宣汉县温黄社区(村)居委会印章及主任签字,申请人为余某某(刘国青丈夫)、刘某某(刘国青父亲)。申请称,“刘国青在2015年12月18日因病死亡,现前往南坝派出所户口管理部门把刘国青的户口,给予死亡注销为盼”,申请时间为2017年2月13日。刘父看过称自己并没有写过“死亡”申请,也没有盖过章。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温黄社区主任文某,文某称,刘国青的“死亡申请”确实是自己签字盖章,申请是社区党支部副书记余某所写的,在申请上有“死者”丈夫和父亲的名字和印章。余某承认,“死亡申请”确实出自自己之手,但自己只是代笔,并不知道实际情况。

  从以上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死亡证明开具过程中存在明显不合规定的情况。首先,出具死亡证明应由申请义务人申请,申请书上必须有申请义务人的亲笔签名,死亡公民的父母、子女、配偶都属于申请义务人范围。在出具涉及一个人是否死亡如此重大事项的证明时,死亡公民的直系亲属又没到场的情况下,社区工作人员自称并不知道实际情况就出具了证明,这明显不符合其工作规范要求的。作为社区居民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了解社区(村)居民的实际情况,难道不该先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后再确定是否盖上那枚鲜红的印章吗?

  我们且不去探究这纸“死亡证明”背后是否存在着“灰色交易”,笔者仅以法律人的角度从这纸“死亡证明”给“被死亡”者刘国青可能造成了哪些法律后果,这些后果又应该由哪些人或组织来承担责任进行一下分析讨论。

  ■首先,从人身关系上来说,刘国青被“死亡销户”后,其与丈夫余某某之间的婚姻关系自然消灭,余某某可以与他人另行登记注册结婚。刘国青虽然现在重新恢复了其户籍登记,但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死亡销户被撤销的,其人身关系并不全部自然恢复。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婚姻关系自行恢复;配偶已再婚的,再婚效力不受影响,即使再婚后离婚的,婚姻关系也不当然恢复。如果刘国青的丈夫已经再婚,那么刘国青想要恢复其婚姻关系是不可能的了。

  ■其次,从财产关系上来说,在刘国青“被死亡”期间,其与丈夫余某某之间如果存在夫妻共同财产,势必会发生法定继承。在法定继承中,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妻子的那一部分会由刘国青的父母、子女、丈夫作为第一顺序按一定比例继承。而作为农村居民而言,通常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申请的宅基地使用权及上建的房屋都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发生法定继承。本新闻中,刘国青的父亲并不知情,明显余某某并没有进行过“遗产分割”。

  那么,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在刘国青恢复户籍登记后,其原所有的个人财产应由其代管者返还,如无法原样返还的,应折价补偿。也就是说,即使余某某再婚,虽然刘国青无法恢复原婚姻关系,但原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财产部分应该进行分割,如果余某某不愿主动返还上述财物,刘国青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进行财产分割,判令余某某返还上述财产。

  另外,因为当地社区居民委员会过错出具的“死亡证明”导致刘国青因为补办错误注销的户口而产生的往返旅费、误工、精神等损失,刘国青可否追究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呢?

  在过去的司法诉讼实践中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但随着我国法律的日益完善,现在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从2018年02月0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8新行政诉讼法适用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

  这个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对于村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作为救济手段。若村民委员会接受行政机关委托的,以委托行政机关为被告。该新闻中,(村)居民委员会二人协助办理户籍登记的职责是属于根据法规的授权履行的行政管理职责,因此刘国青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及上述司法解释,直接以该社区居委会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

  如果刘国青想追究事发地社区办事工作人员的责任,现在也有法律依据了!

  根据2018年3月20日起施行的《行政监察法》第五十条规定:“监察机关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监察,适用本法。”村委会及其成员自此受行政监察法的约束,一旦有群众反映,村委会及其成员可能被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说,一纸“死亡证明”并不只是一张轻飘飘的纸,而涉及到一个公民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那么作为出具这纸证明的工作人员就应握紧那只盖章的手,慎重再慎重!否则,无论你是否故意,是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

  文:四川和骏律师事务所 徐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