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陶杰悼金庸：他是今天中国文化社会的一棵参天大树

特约撰稿陶杰／文

金庸老爷子含笑走了，去得安详。他是今天中国文化社会的一棵参天大树，盘根于人文的民国，散叶于高科技全球化的世界，多福多寿。

查先生是一个复杂的人，但人性本来就复杂。查先生有激越之情，也有潜忍之功，兼有触觉之锐，有观人之细。看见不公义的事，能把满腔愤慨，化在小说激越的情节人物之中。在小说里感性宣泄了，再写社论，定下神来，理性抬头，自然就谦厚持平。

在武侠小说中，黑白忠奸，生死抉择，行侠是不可以“持平”的，然而十四卷小说，《书剑恩仇录》以反清复明始，《鹿鼎记》同以反清复明终，从陈家洛的红花会，到韦小宝的天地会，其中的矛盾和统一，加上从儒家到道家，隐隐然就有一套“查良镛思想体系”的脉络。

但这套脉络，即使有如一座仙山，横岭侧峰，在霭雾之间半浮若隐，见诸金庸小说，还算是明的。还有暗的一支，埋藏在查先生创办的报系事业里——查先生在香港主理一份报纸，长达三十六年，查先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人、摆放在哪一个位置，几十年之后回头一看，直如一盘棋局，很久之后，才能悟出查先生的用心。

除了生意人事的布局，还有报纸副刊的变化。查先生办报的机智、沉着、判断，进退张弛的大智慧。这套绝活，将会像一册失落在江湖的武林秘籍，百年之后，无人能识了。

陶杰（右），香港专栏作家，金庸好友，两人相识二十余年。金庸最后的岁月，陶杰常去探望。

武侠小说，众议认为以金庸《鹿鼎记》为颠峰，西方歌剧，又以莫扎特的《唐璜》为最善。

《唐璜》与《鹿鼎记》一样，首先以“反英雄”（ Anti-hero）为主角，石破天惊，前无古人。

唐璜其实只是一个采花大贼，但今世已把他尊为情圣，就是源于莫扎特之故，莫扎特以乐神的大手笔，把一则十七世纪的民间传说，塑造成一个忠于自己，颠狂无畏，自由奔放的人物，隐隐呼应了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潮流，完全是一个意外。

唐璜也是一出无法“定性”的作品，即使莫扎特自己为之附加标题“诙谐”，但还是无法判断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除了悲喜不分，还加上惊栗恐怖的色彩，一开幕，唐璜就错手杀了人，单刀直入，气氛急转直下，女人的一串悲啼，令观众误以为是悲剧；一转身，巧遇旧情人，气氛尴尬，场面滑稽，以幽默包装，无情挖苦，最后还流露一丝悲悯，人生情感的戏剧，只一曲写毕，莫扎特之外，再无第二人。

最优秀的作品，必定是一个无穷的矛盾，可以是最富深情，同时也最无情。像唐璜。唐璜疯狂追逐女人，看似与一般富豪无异，其实却穷有生之精力，不问老幼美丑，一网打尽，雨露均霑，表面是恶棍，本质却是菩萨。唐璜杀人、讲大话，贪威好胜，精于诿过于人、金蝉脱壳，偏偏又魅力四射，似有点石成金之力，只要有他在，整个世界都充满活力，难怪最后他一下地狱，剩下的人都顿失所依，失去光彩。唐璜已经不止是一个人物，而是一道 Force（力量），像火山的熔岩、天边的激光、海面的飓风，富于破坏力，但也是创造万物的来源，这是生命最奥妙之处，莫扎特之伟大天才，不在于五岁就能作曲的奇特，而是勘破天机的睿智。

金庸家学渊源，读通历史，阅历沧桑，又是企业家，文武双全，能把一卷《鹿鼎记》写成一则终极的人性寓言，很合理；但莫扎特绝非饱学之士，年纪轻轻，才三十二岁就写出了《唐璜》，他对人性的洞测，又从何而来？但这一切不重要，相同之处，是凡天才的心灵，中外都追求蜕变，终于能突破框架，一飞冲天。

查先生一生笔耕而勤业，也太劳累。他还没有说出来的故事太多，说不出来的凄酸更多。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当年读他的《倚天屠龙记》，见此颂歌，几许有情人当曾怦然悲恸。然而他是学佛的人，如钱塘潮起，灵飈转处，曾天涯漂泊的查先生想必也早参悟端详了。民国传下来的参天一炬，他也终淡幻为一只纸船上的烛光，在云水迷茫处渐远去了。

出自2018年第30期《Vista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