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无为而治:后刘邦时代的西汉政局

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夏,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汉高帝刘邦驾崩,其嫡长子刘盈继承皇位,是为汉惠帝。帝国正式进入后刘邦时代。
军功阶层独大
刘盈虽然顺利继承了皇位,但是却不大可能得到和刘邦一样多的权力。这是因为,开国皇帝的权威是其后世子孙无法比拟的,更何况刘盈年纪太轻、资历太浅,难以服众,又性格忠厚懦弱,缺少主见。所以刘邦死后,必然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而权力真空又必然会引来各方势力的争夺。
我们前文曾经提到,西汉初年掌握帝国权力的主要有三股势力,首先是由刘盈掌握的皇权,其次是由刘盈的兄弟、堂兄掌握的诸侯王国;再次是由淮泗军功阶层掌握的朝政和军权。所谓的军功阶层,就是刘邦从淮泗地区带出来打天下的嫡系功臣,建国后普遍被封为列侯。
在刘盈无法有效掌控皇权的情况下,刘邦安排吕后辅助皇权。吕后性格刚毅,比她儿子更有主见,但是权威却不如刘盈。因为女主当国犹如牝鸡司晨,名不正言不顺,而刘盈是刘邦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吕后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她儿子,但是她又想从儿子手中攫取更多权力。所以,吕后、刘盈这对孤儿寡母组合,是既相互辅助,又相互制衡的关系。
在刘姓的诸侯王中,除了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之外,其余年龄都比刘盈要小得多,全都未成年,因此诸侯王国的权力基本上都在国相手中,而国相一般都是由军功阶层来充任的。
军功阶层不仅掌握了各地方诸侯王国的军政权力,而且还负责主持中央朝政和中央军权。所以刘邦死后,最大的得益者就是军功阶层,因为无论是刘盈、各诸侯王,还是吕后,都无力抗衡军功阶层。
因此,后刘邦时代的政治形势,其实就是军功阶层一家独大的局面。正因为是一家独大,所以权力格局异常稳定,在刘邦死后的几年内,朝野上下很少有大事发生,帝国进入了休养生息的稳定发展阶段。
萧规曹随
当然,西汉帝国之所以能得到休养生息,和军功阶层的政治远见是分不开的。如果军功阶层像其他封建王朝的某些统治阶层一样,一朝大权在握,便骄奢淫逸、迅速腐化,势必就会激化阶级矛盾,引发社会动荡。
军功阶层的政治远见,源于对一种政治哲学的推崇——黄老道家。“黄”就是黄帝,“老”就是老子,黄老道家的政治主张,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清净无为”,用现代人的话讲,就是不折腾。关于汉初清净无为的国策,汉惠帝刘盈与相国曹参之间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
惠帝二年(前193年)七月,萧何逝世。按照刘邦生前的安排,曹参继任相国,主持中央政务。而曹参在担任相国之前,曾经担任齐国的国相九年。
曹参刚到齐国时,当时西汉刚刚建立,齐王刘肥十分年轻,而齐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70多座城池。曹参希望妥善治理齐国,就召集所有的学者,询问安定民生的办法。齐国向来是儒家重镇,继承孔子学说的儒生不计其数。但是儒家派别众多,每一派观点都不一样,搞得曹参莫衷一是。
最后,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位盖公,善于研究黄老学说,于是花重金去请他。盖公告诉曹参治理之道贵在清净,统治者清净,民生就会得到安定。曹参按照盖公的方法治理齐国,九年后齐国大治,人们都夸赞曹参为贤相。
曹参继任汉相后,把他治理齐国的经验带到中央。他对萧何定下的规章制度没有作任何变更,一概遵循,并且任用一些老成持重、不善文辞的厚道人。对于同僚、下属的小过错,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各方势力都相安无事。
除此之外,曹参每天的日常事务就是饮酒唱歌。如果有人来劝谏,他就劝人喝酒,喝醉以后就没有办法劝谏了。
曹参的儿子曹窋也在朝廷当官,侍奉皇帝。汉惠帝内心十分埋冤曹参不理政事,觉得曹参看不起自己,就对曹窋讲:“你回家后,试着私下从容问问你父亲。你这样说:‘高帝刚刚永别了群臣,皇上又年轻,您身为相国,天天喝酒,遇事也不向皇上请示,靠什么来考虑国家大事呢?’”惠帝告诉曹窋,这些话不要说是朕告诉你的。
曹窋回家以后,按照惠帝的意思问曹参,不料曹参大怒,鞭笞了曹窋二百下,说:“快进宫侍奉皇上去,国家大事不是你该说的。”
后来,曹参入朝觐见惠帝,惠帝责备曹参:“为什么要惩治曹窋,是朕让他劝谏你的。”
曹参免冠谢罪道:“请陛下自己体察,您与高帝相比,谁更圣明神武?”
惠帝说:“朕哪里敢比先帝!”
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比,谁更贤能?”
惠帝道:“您好像也不及他。”
曹参道:“陛下说得对。高帝与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拱而治,我们臣下恭谨守职,大家遵守制度不去违反,不就够了吗?”
曹参的这番言辞,后来成为成语“萧规曹随”的来源。这番话一方面很好地表达了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体现了军功阶层对皇权的藐视。试想刘邦在世时,曹参岂敢这样应对?
因此,后刘邦时代的清净无为是建立在军功阶层一家独大的局面之上。试想如果军功阶层面临严重威胁,曹参岂敢每天饮酒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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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
清净无为的黄老哲学,不仅仅为曹参一人所奉行,而为整个军功阶层所推崇。这是从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中得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急于求成,虽然办成了很多大事,但是却导致天下百姓不堪其扰。所以在王朝建立之初,必须让百姓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清净无为的政治哲学最符合这一历史时期的现状。
所谓的清净无为,首先是节制欲望。也就是不因为统治阶层自身对财富的欲望而过分地剥削民众。而是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每年只要交很少的租税、服很轻的力役,好让经历了持久战乱的民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其次是不主动激化矛盾。既包括朝廷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也包含西汉与周边政权之间的摩擦,还包括统治阶层与社会底层的矛盾。比如北方边境的匈奴,只要匈奴不来袭扰,汉朝就不主动去招惹是非,甚至还不时地送宗室女去和亲,给予匈奴一定的物质馈赠。南方的南越固然割据一方,甚至与汉朝分庭抗礼,但是只要双方相安无事,汉朝也并不急于去征服岭南。
再次是后发制人,也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不率先有所作为,等到政敌先动起手来,再谋定而后动。这一点,在后来陈平、周勃平定诸吕之乱时得到了体现。
清净无为并不等同于庸官们的不作为,而是平时严格遵照规章制度办事,不在规章制度之外故意体现自己的政绩,一旦出现危机,也有充分的预案,可以从容处理。
然而,军功阶层一家独大的局面,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方面,第一代列侯逐渐老去,他们的后代无力独自挑起帝国的大梁。另一方面,各地的诸侯王在不断成长,将来会接管国相们的权力。
最为重要的是,吕后的政治力量正在一步步膨胀。不过单凭吕后一人无法抗衡庞大的军功阶层,因此她必须在三股势力中,加入属于她自己的第四股力量——外戚,也就是吕后的娘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