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
出于在基斯洛沃兹克
(Kislovodsk，直译为“酸性水域”)
，这是一个位于俄国高加索北麓的疗伤小镇，而且在当时正饱受内战的蹂躏。当年早些时候，在顿河哥萨克
（Don Cossacks）
首府诺沃切尔卡斯克
（Novocherkassk）
以北300英里，前沙皇军官宣布成立一支志愿军以逆转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支被称为“白军”的武装力量后来在交战中败北，其幸存者被迫逃亡到国外。虽然索尔仁尼琴也被迫离开祖国，但随后他以笔为戈，赢得了胜利。他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以及那无可匹敌的三卷本文学纪实作品《古拉格群岛》，都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苏联的黑暗面。
据《出版人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估计，截至1976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以大约30种语言出版并达到了3000万册的销量，其中《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的销量占到了总销量的三分之一。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基于强制劳改营一手经验，而创作的作品仍然引人入胜。就像学者约翰·B·邓洛普
(John B. Dunlop)
所评价的那样，“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个艺术家一样，要么被人牢记，要么被人遗忘”，当然，他注定会被永远铭记。
索尔仁尼琴
《红轮》：俄罗斯是一个遭遇了两次背叛的国家
虽然索尔仁尼琴已经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在1970年，因其“对俄罗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传统道德力量的追求”，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在此之后仍然献身于文学的创作，写了以俄国革命为题材的《红轮》。这部小说的名字来源于《1914年8月》中的一个在火焰中旋转的车轮。这是作者组织这本包含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的小说四个“节点”中的第一个节点。
1972年，《1914年8月》的英文译本面世；1985年原本为两卷本的《1916年11月》以及前面两卷的重制版本得以面世。四卷本的《1917年3月》正在由圣母大学出版社筹备出版英文版(《1917年4月》两卷本在等待出版)。在《1917年3月》的第一卷中，玛丽安·施瓦茨
(Marian Schwartz)
翻译得很好，其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段落，比如尼古拉斯二世
(Nicholas II)
在退位之后饱受折磨，还有他与基督画像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这部以家族世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总共有10卷书，将近6000页，对于读者而言，可谓卷帙浩繁。
索尔仁尼琴在《1917年3月》中所描绘的历史，如同《红轮》一般，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件，也是人类而非个人力量的产物：这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对立，更不用说在1930年代，青年索尔仁尼琴就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运用到作品的构思之中。当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无情推进时，他似乎屈从于一种托克维尔式的顺从。但他认为，俄罗斯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政府，与为国家服务且少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然而《红轮》将俄罗斯描绘成一个遭遇了两次背叛的国家，一次是被懒惰腐败的本土精英所背叛，另一次是被极度活跃、极具破坏性、痴迷于灌输“外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背叛。作者将后一群体描述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体。革命变得异质化。必须指出的是，外来或异质的概念对任何想要书写沙皇俄国历史和革命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索尔仁尼琴虽然披着俄国民族主义的外衣，但是他是一个半乌克兰族人，操着带有乌克兰口音的俄语。他的指路者、沙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
(Pyotr Stolypin)
在1911年被一名恐怖分子所暗杀，并破坏了他为实现现代化和稳定政权所施行的自耕农改革，在沙皇俄国异端邪说的顽固现实面前，他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索尔仁尼琴
《古拉格群岛》：克格勃无法真正理解的苦难主题
《古拉格群岛》
(The Gulag islands)
的吸引力绝不亚于《红轮》，这是一本有关于苏联的伟大著作。这样的创作在当时是一种犯罪行为。索尔仁尼琴以秘密和碎片化的方式进行写作，并把完成的部分藏在值得信赖的朋友家中，以免被克格勃一举没收。他惊奇地发现，他从来没有把整件作品“同时放在同一张桌子上”过。这些手稿合起来有1800多页，其篇幅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两倍。这些手稿共享同样的情感底色，但大多数都是独立存在的，就像一部短篇小说集。
1973年9月，当他把全部手稿用微缩胶片偷运到西方，并准备在国外翻译和出版，克格勃从他的秘书
(后来自杀的伊丽莎白·沃罗尼恩斯卡亚Elizaveta Voronyanskaya)
那里得到了一份完整的手稿。警察为高级官员撰写了一份摘要，抓住了索尔仁尼琴的中心观点：大规模逮捕和巨大的集中营是该制度的实质，而不是一种失常；古拉格产生了一个由囚犯组成的独特的“国家”，并具有他们自己的心理特征、精神和语言；秘密警察
(NKVD“bluecaps”)
也构成了一种可识别的社会人物。但这部作品最崇高的主题——苦难是救赎、净化和胜利之路——却没有被克格勃
(KGB)
的分析人士所理解——当然也不仅是他们，这一主题在索尔仁尼琴呼吁民族悔悟和复兴精神的号召下才得以展开。
删节版的《古拉格群岛》，由托马斯·P·维特尼
（Thomas P. Whitney）
和哈里·维略特
（Harry Willetts）
翻译，并由复古经典
（Vintage Classics）
重新发行，这本书可能无法满足喜欢三卷厚原版的读者，但它达到了提高可读性的目的。索尔仁尼琴批准并帮助了这项删节工作，爱德华·埃里克森
（Edward E. Ericson，Jr）
在1984年完成了这项工作。三卷版的所有章节都以删减的形式出现。埃里克森将“古拉格中的缪斯”和“塞克斯作为一个民族”（苏联人种学的精彩戏仿）都简化成了一个总结。但他保留了十五页的“上升”
（The Ascent）
，一首关于监禁沉思的抒情诗，以及1954年囚犯起义的咏叹调“The Great Days of Kengir”。这是值得赞扬的，因为这个版本刺激了英语国家的新一代读者，去读《古拉格群岛》，让读者认识到集中营里到处都是的污水和垃圾，以及人们的癌症。
《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译者：田大畏 等，出版：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
在西方和苏联之间，索尔仁尼琴是两块磨石之间的谷粒
在与苏联作斗争时，索尔仁尼琴成为了一位公开的基督教保守派，一位拥有着纯洁灵魂的自我牺牲者，尽管他并不总能得到基督徒的同情。迈克尔·斯卡梅尔
（Michael Scammell）
是他的传记作者之一。他声称，在父权制之下，公众人物都显得僵硬而男子气概，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私底下很顽皮的男人，虽然索尔仁尼琴还可能给人的印象是自以为是和冷酷无情的。有时，跟他立场一致，更让人恼火。索尔仁尼琴在1974年2月被驱逐出苏联之后，他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经常受到辱骂的西方流亡者。他毫无根据地指责克格勃和西方的批评他的人有合作。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自由派教授和权威人士中，这些他的批评者中，有太多人，未能对他们自己的信条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即承认索尔仁尼琴有权拥有他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们不同意。
在2014年出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冷战偶像，古拉格作家，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Alexander Solzhenitsyn: Cold War icon, Gulag author, Russian nationalist?）
中，爱丽莎·克里扎
（Elisa Kriza）
反对了那些因政治动机而抨击索尔仁尼琴的西德、英国和美国作家。她断言，“在20世纪70年代，索尔仁尼琴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其实没那么严厉，而是很温和”，她引用了“自由派报纸出版的古拉格情况”的证据。但是他们给索尔仁尼琴的一连串绰号太过有影响力了
（如“法西斯”，“新纳粹分子”，“阿亚图拉”， “反犹太分子”等）
。除法国之外，大家讨论的中心不是关于古拉格，而是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演讲和采访，还有他的公开信和政治立场。克里扎谴责道，大家不谈苏联的谎言和大屠杀，而是关注诽谤索尔仁尼琴的人。她提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可疑断言，即纳粹政权比苏联更加理性和人道，但大家经常忽略了他说这句话的背景——虽然纳粹政权被认为是无药可救的，但许多西方人却在捍卫苏联政权。
《Alexander Solzhenitsyn: Cold War icon, Gulag author, Russian nationalist?》，作者：Elisa Kriza，出版：Ibidem Press，2014年10月
克里扎还讨论了小说中关于真理不确定性的争论，这个问题是充分理解苏联所强加的道德选择的背景。索尔仁尼琴将他过去十二年的回忆录，献给了那些道德选择。《牛犊顶橡树》
（The Oak and the Calf: Sketches of literary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
采取的形式，就是对索尔仁尼琴所认为的国内合作者和外国顽固的绥靖者进行谴责。彼得·康斯坦丁
（Peter Constantine）
翻译了第二部回忆录《两块磨石之间》
（Between Two Millstones, Book 1: Sketches of exile, 1974–1978）
的第一册，这书讲了索尔仁尼琴花了二十年，去选择居住在哪，其中大约两个在瑞士，十八个在美国。《两块磨石之间》的主题是，西方知识分子不能遵守他对灵性，道德，自我节制和责任的坚持，而只会坚持权利罢了。他认为，克格勃并没有停止对他的国际诽谤运动，他们借助西方的“白痴”和他在苏联得罪过的人，如他的第一任妻子，对他进行诽谤。但他写道，西方人对他的批判使他像一粒谷物一样，对抗第二座磨石。
《Between Two Millstones, Book 1: Sketches of exile, 1974–1978》，作者：索尔仁尼琴，出版：圣母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索尔仁尼琴在西方的精神漂泊
回忆录的第一章“不受限制”，介绍了一位流离失所的作家，寻求安定，并想再次写作。索尔仁尼琴在其中承认了他对西方生活的悲观态度。因为他陷入了版税和避税的混乱诉讼里。他需要律师、证词和解释。他也缺乏让名人支持他的社交技能。好心人都出现了，但他把太多的好心人转变为批评他的人。他通常拒绝接受新闻发布会，不理解为西方媒体“喂料”的必要性。他不喜欢媒体控制他的时间和方式。当他拒绝接受采访时 采访他的人猜测他害怕辩论或深陷抑郁症。因为他说，“你比克格勃更糟糕！我要爆炸了。“
他在瑞士获得避难——他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娅·艾亚·斯威特洛娃
（Natalya“Alya”Svetlova）
，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离婚数学家，和她的三个儿子，被允许加入他的家庭——索尔仁尼琴在那时仍然没有永久居住权。他考虑过在挪威定居。他写道：“这个国家冷漠的严重程度和坦诚都深得我心。”他写道，“我内心想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我居然能找到像这样的地方。”曾经，他觉得挪威离苏联太近了，尤其是那些巡逻艇的谣言。
后来，法国伸出了援手，索尔仁尼琴也爱上了巴黎。但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英雄大多躺在法国墓地里。在法国东部开车时，他偶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十字架，原来是戴高乐的墓地。“后来”，他写道，“记者在苏黎世与我联系，询问我访问这个坟墓的重要性。”
法国有一个团队致力于翻译他的全部作品。他写道：“法国成为唯一一个我的书籍按时出版，并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但他不懂法语，所以拒绝在那里安顿下来。他感觉越来越不适。当北越夺取西贡时，由于西方的松懈，他撰写了一份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小册子。“怎么可能看不到？”他骂道。“第一，东欧被放在苏联的地盘上，现在是东亚，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进入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担心新的战争，人们可以轻易地将整个星球交给他们。西方人生活在繁荣中，坚定不移，做出牺牲是多么困难！“
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回忆录的第二章“掠夺者和受骗的人”之前，其中记录了他对他的美国文学经纪人的态度，以及他无能的瑞士律师。他写道：“在苏联这片艰难而无情的土地上，我所有的前进都变成了一系列的胜利”。“然而在西方，凭借其无限的自由，我所做的一切
（或者没有做到的事情）
都以一连串的失败告终。”
他很少有显得优雅的笔记。第三章“又一年的漂流”记述了他到达新大陆的过程。他首先登陆加拿大，但他批评这地方
（“蒙特利尔试图模仿美国的大城市，但却不尽如人意”）
。他在美国各地寻找购买房产，却发现美国缺乏像俄罗斯那样，古老而茂密的森林，而其平原并不像乌克兰的草原那样风景如画。更糟糕的是，嬉皮士已经占领了这个国家。也许阿拉斯加对他来说是个好地方吧？毕竟，这曾经属于俄罗斯人。他和他的妻子想家了，认为纽约难以忍受。“上帝，”他写道，“结束一个人的流亡生活，独自一人在纽约的水泥森林里住，真是多么悲伤啊！”他也曾去华盛顿特区，因为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助手亨利·基辛格在主持缓和越南战争，所以他对白宫的邀请无动于衷。
索尔仁尼琴的最佳小说就像和弦一样，如正统的赞美诗，而回忆录的结构则比较乱。他反复询问苏联。“在我的战斗中，我不可能接受苏联伪知识分子和西方伪知识分子作盟友”，他在回忆录里进行忏悔，好像是一个悔改的罪人。读他的回忆录，我们感觉有机会重新找到他的纯洁之处。如果没有这么多无辜的人死在苏联，他写道，“我就会留在文学的范围内。”
索尔仁尼琴
在西方，政治氛围使他进入了社会辩论中。著名的欧洲报纸和杂志发表了对他的虚假采访——他可以忽略他们滥用他的名字吗？与他的真正访谈独立出版了 ——正如可预期的那样，这激起了其他人的强烈反应。“唉，”他感叹道，“接近政治的任何陷阱都会陷入困境！”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跳进了陷阱。1976年，他在对西班牙进行访问时，重申曾因1939年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对左派的胜利而感到特别鼓舞。他访问了西班牙的堕落之谷，并认为“这是基督教方赢得战争的结果！我的家乡，撒旦的一方赢了，这六十年来一直在践踏人权，没有人说出关于死者的一个词。“在一次电视露面之后，他发现西班牙警察正在追赶他的车——他们追了他一下，告诉他国王胡安·卡洛斯正在宫里等他。索尔仁尼琴拒绝了皇室邀请。“我们得离开西班牙”，他说，“社会主义和自由派的报纸在愤怒地合唱。”
索尔仁尼琴终于从佛蒙特州卡文迪什镇的一条蜿蜒的小路上，找到了他的庇护所。在那里，他建了一座瑞士风格的木屋，作为他的图书馆。档案馆竖立了一座塔楼，并在顶层设有多张桌子，他因为坐骨神经痛而站在那里工作。他用地下隧道连接了这两个房子。“现在，”他写道，“我有梦想的办公室，宽敞，有高高的天花板和明亮的窗户。”他称之为“五号”布鲁克斯。他游泳，打网球，剪草和锯木，同时在“美国荒野”中思考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他妻子担任他的作品的打字员和编辑。
随着对《红轮》的研究的火热，索尔仁尼琴被带到了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并使得他改变了对俄罗斯二月革命的看法。以前，苏联对二月革命的解构使他陷入了相反的观点。“为了思考”，他痛苦地说，“我已经屈服于那些二月革命的迷人粉红色云彩！”但他也在想，如果二月也是一条错误的道路，那么俄罗斯的真正道路在哪里？为了这条道路，他看了无数出自旧金山，纽约和巴黎旧俄语流亡期刊。“好像所有这些老年人，革命的同时代人，正在把我妻子和我作为他们斗争的指挥棒。”
“他是二十世纪的反动派，一个有着十九世纪思想的人”
一反常态，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1978年6月，他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他的演讲题为“一个分裂的世界”。他谈的不是苏联，而是西方。他没有表达被庇护的感激之情，而是抨击西方电视、色情和唯物主义、道德高于法律，并抨击西方自封的普遍主义。他说：“西方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所有西方之外的世界只是被邪恶的政府、或严重的危机、或他们自己的野蛮、或不理解，暂时阻止他们采用西方多元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聊以自慰的理论，忽视了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发展成跟西方相似的事实；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能转变为另一方。“他的论证结果，是后冷战时代的预言。
索尔仁尼琴
哈佛大学的演讲，使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的形象的破碎达到了高潮。但是，他在《两块磨石之间》声称他在哈佛之外发现了不同的反应。“渐渐地，另一种美国人开始在我的眼前展开，一个小城镇，一个强大的心脏地带，我在创作演讲时所设想的美国，在我的演讲里得到了解决。”西方社会的这种分裂，从那以后变得非常明显。
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索尔仁尼琴的批评者认为，他是二十世纪的反动派，一个有着十九世纪思想的人。但是，在他从西方普遍主义转向本土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中，在反对向自由主义屈尊俯就的反抗中，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了二十一世纪。李·康登
（Lee Congdon）
的《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和西方的历史-精神命运》
（Solzhenitsyn: The historical-spiritual destinies of Russia and the West）
为索尔仁尼琴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指南，包括他们的演变。主要是因为康登接受了他的所作所为：他是一个俄罗斯人和东正教保守派——两个身份对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来说，是很相似的。
他解释说，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斯拉夫派是正确的：俄罗斯和西方是独特的文明，这要归功于东正教，因此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模仿西方。（索尔仁尼琴关于宗教决定性的观点使他认为，俄罗斯和犹太人仍然保持着独特的文明。）康登进一步表明，索尔仁尼琴经常向西方发出警告，源于他认为西方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这让他把西方置于俄罗斯所经历的同样悲惨上。“无神论是迈向古拉格的第一步”，他在1983年5月获得坦普尔顿宗教进步奖时，他讲“人们已经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
然而，康登不是辩护者。他引用索尔仁尼琴的叙事诗“小道”
（The Trail）
，试探性地暗示，半自传小说的主人公，在二战时强奸了德国女人，可能是基于作者自己的经历。在其他地方，康登通过引用那些崇拜他的人，令人信服地详述了索尔仁尼琴的性格缺陷，例如，纽约圣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神学院院长亚历山大·施默曼神父。根据康登的说法，施默曼观察到，“他缺乏对生活的复杂性和对人的任何理解”。“他不信任他人，非常隐秘，过分自信。在某些方面，他是孩子般的。然而，这些缺陷都与他的伟大和文学天才相矛盾。“
在他出生的这一百周年，以及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可以看到索尔仁尼琴反对苏联的重点更在于道德，而不仅是政治。他反感对唯物主义的狂热和西方的道德败坏。他咄咄逼人的演讲仍然很棒，他最好的作品仍令人眼花缭乱。今天，在莫斯科，即使专制的中央政权扼杀了他所珍视的地方自治政府，它也推动了他所支持的本土化和反西方主义。在他去世后的一年里，俄罗斯当局从《古拉格群岛》里进行了摘选，此书变成了高中生必读的名著。但就目前而言，西方不友好的接待仍然阻碍了他的声誉。在加拿大，“一位著名的电视评论员告诉我，我不过是从我自己有限的苏联监狱经验来判断整个世界的经验”，他在《两块磨石之间》写道。“的确，这多么真实！生与死，监禁和饥饿，尽管身体被囚禁，灵魂在吸取养分：与光明的西方世界相比，昨天在证券交易所的数字，无尽的娱乐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外国旅行，这是多么有限啊！ ”
（编译整理自斯蒂芬·科特金
（Stephen Kotkin）
的“Solzhenitsyn as he saw himself”，原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作者：徐悦东 李雯雯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