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房地产的博弈，是一场永恒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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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新年刚过，已经在北京工作十年的鲁迅，终于决定要买房了。
在1909年从日本回国工作后，鲁迅从绍兴辗转搬到北京，此后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加上在其他学校的兼职和写作，鲁迅当时的月收入大约是500大洋——在当时，一块大洋大约可以买到28斤优质面粉，500块大洋大概可以买到14000斤面粉，假如按照一斤面粉3元计算，则鲁迅当时的月收入，相当于现在的大概42000元。
由于民国时期的北京经常要涨房租，加上弟弟周作人一家，以及母亲和妻子朱安都要来京，鲁迅加紧了看房的节奏，但从1919年1月开始看房后，一直到当年7月，鲁迅才最终花了3500大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套有三进院落、含30个房间的四合院，对此老朋友许寿裳评价鲁迅的房子有多大时说：
“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
鲁迅其实是民国工薪阶层中的富豪
文豪鲁迅仅仅花了七个月工资，就在北京买了一套含30个房间的四合院，放在今天，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在当时，北京的房价其实相对于普通人的收入而言也并不贵。
根据1927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对当时北平48户平民家庭（含工人、小学教师和人力车夫）的记账式调查，这48户人家的平均月收入为15块大洋，年薪大约是180块大洋，虽然比不上大文豪鲁迅的收入，但在民国四年的1915年，当时北京阜成门王府仓胡同的一座小型四合院，也只需要卖150块大洋。
也就是说，以当时北京人的平均收入，只需要花费一年工资，他们就可以在市中心买上一套小型四合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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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如今中国人喜欢买房不同的是，民国时期，国人更喜欢的，却是租房。
在民国当时人的观念里，他们比拼的不是谁家买了更多房子，而是更愿意比拼谁住的房子更大，谁家的装饰更豪华，谁家的家具更时髦，谁家率先买了黄包车还请了专职车夫等细节。
在当时，只要住的地方足够大、足够气派，即使是租来的房子，也可以堂而皇之的挂上“张公馆”、“李公馆”之类的招牌，否则就算你买再多的房子，在民国人的眼里，也是算土鳖一个，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宁愿在北京长期租房，也不愿买房的重要原因。
尽管当时的房价看似不贵，但房租却贵的吓人。
1926年，抛弃了发妻张幼仪的徐志摩，与婚内出轨徐志摩、抛弃老公王赓的民国才女陆小曼，两个人终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尽管在婚礼上被老师梁启超骂得狗头淋血，但终于获得“自由”的徐志摩和陆小曼两人，马上在上海享受起了生活。
当时，在多所大学任职、月薪高达600大洋的徐志摩，以月租150大洋的高价租金在上海租了一套别墅，按照当时的物价，这个月租可以在北京直接买一套小型四合院，但有钱的徐志摩觉得并不在乎，他更在乎的是挥霍潇洒的日子。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奢侈租房生活，是民国社会的顶级风尚
但并不是人人都有鲁迅和徐志摩一般的财力，1920年代的上海，当时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为20大洋上下（以下简称元），但1920年代的上海，房租已经很贵了。1921年，失去军职的张治中，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个小房间，月租就要16元，这相当于当时上海普通工人近一个月的工资。
为了节约房租，当时，郭沫若就和上海绝大多数的租客们一样，租住在一种名为“亭子间”的小房间。
“亭子间”，是当时上海大量兴起的民宅石库门中最差的房间，这种房间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个平方，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
当时，很多像郭沫若一样的文人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致于后来，出现了一个专门称呼这种租客的名词：“亭子间文人”。
1928年，作家丁玲和男朋友、左翼作家胡也频一起在上海同居，由于房租太贵，两个人觉得难以承受，于是便找好友沈从文一起合租。当时，他们三个人一起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合租一间房，沈从文睡床，丁玲和胡也频睡地板。
这种合租生活非常不方便，但对于囊中羞涩的三位文人屌丝来说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丁玲后来成名后，经常有人拿这件往事说事，说丁玲私生活很乱，同时跟胡也频和沈从文交好，但这却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生活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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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收入不高，房租却贵得吓人，对此，租客们也开始奋起反抗。
1910年、1921年，上海先后两次爆发了租客要求房东减租的群众运动，1927年，第三次呼吁减租运动也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今上海沪南体育活动中心）召开了。
当时，上海的租客们联合成立了“上海房租减半运动会”（后于当年4月30日改名为“上海房客联合会”），发起了一场要求“上海房租减半”运动。
租客们还联合出资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并发表宣言，阐述租客们的核心诉求：
“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所谓民生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衣、食、住、行。阿拉上海宁，这四件事情当中，最苦的就是‘住’了。
话说资产阶级们，坐拥众多房产，而我等平头百姓，只能寄人篱下，租住陋室，聊以遮风蔽雨。结果资产阶级们还贪得不厌，不断涨房租，搞得老百姓们每月收入几乎五、六成都要交给房东。日子越过越苦。
我们现在不求打倒资产阶级，只求房租打个对折。房东们你们都是有钱人，打个对折，毛毛雨啦！对我们小老百姓可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我们组织这个‘房租减半运动会’，就是希望能够为全上海市民说句公道话，并向房东、向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市政府请愿，表达我们的诉求。”
《申报》在1927年4月刊登《淞沪房客减租运动大会通告》
眼看租客与房东们的矛盾越闹越大，无奈之下，1927年5月，最终上海华界的淞沪警察厅直接出面，并要求上海华界的房东们以1926年6月的房租作为上限，
“房租不能再涨了！”
但租得起房子仍是不错的，1927年，随着北伐的不断推进和国民革命军相继收复九江租界、汉口租界，在辛亥革命后从北京躲到天津，将天津房价和租金急剧拉动起来的满清遗老、以及在各种斗争后失败的军阀们，担心被北伐革命军报复“清算”，于是纷纷从天津租界南迁躲到了上海的租界，这就使得上海的房价和租金被大规模拉升起来。
作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到了1930年代，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突破了370万人，而当时上海市内的房屋仅有82000多间，日趋密集的人口居住需求，与稀缺的房屋供应形成了尖锐矛盾，这就使得上海的房价和租金节节攀升。
当时，1930年代的上海滩，370万市民中，就有100多万人居住在贫民窟，他们纷纷在臭水沟旁、垃圾场上，自己用茅草、芦席、竹竿、木棍、黄泥等“建筑材料”搭起了棚屋，形成了上海大规模的贫民窟。
但这并非上海特色。
根据民国时期汉口市公安局统计，1937年，武汉汉口地区，就有贫民窟窝棚12756所，其中居住贫民达8万人。
以当时的首都南京为例，据民国首都警察厅1936年统计，当时南京全市的“棚户”高达25万人，他们分散居住在南京中华门外、金川门外、文昌桥、武学园、莫愁湖二道埂子等地方，登上当时的南京城墙，放眼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贫民窟。
清末民初广州城区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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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南京的房价和房租也开始“拔地而起”。
随着迁都后人口的不断涌入，到了1935年，南京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武汉一起，成为当时中国“六个百万人口大都市”之一，但对于达官富人盖豪宅、租别墅，普通平民很多居住在贫民窟的社会现实，1936年，民国学者高炳南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刊文评论说：
“自建都以来，达官显宦、富商大贾，无不高筑洋房，广购庭院，城北高旷优美之地，随处可见其产业。南京目前虽无如故都北平占地数百亩之王府，却亦增加不少宏大宽敞的公馆别庄，这种房屋尽管多多的增加，却都被达官以巨款收入囊中，一般市民是无福消受的，真乃富者有广厦万间，贫者无立锥之地也！”
但抗战的爆发，打乱了民国的房地产布局。
到了1937年，南京的城市人口已经发展到了300万人，但随着上海的沦陷和日军的步步逼近，南京城市人口开始大量外逃，这就使得南京房价逐渐崩盘，与此同时，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陪都的重庆，房价和房租则开始崛起了。
国民政府在1938年迁都重庆后，重庆人口从抗战前的30万人，飙涨到了1943年底的过百万人，短短六七年间人口飙涨300%还多。
抗战时期的重庆市区
当时，日军不断对重庆实施大轰炸，使得重庆大量民房被焚毁破坏，一方面是战争导致房屋供应量的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却是重庆人口的不断飙涨，这种急剧的供需矛盾，使得在重庆市区房租开始飙涨。
1938年前，当时在重庆市区租三间中式瓦房房租，一年房租大概是500元法币左右，但到了1943年，这种房子的房租，即使每个月都达到了1000多元法币，年租金更是高达12000元以上，是战前的24倍以上，这此中固然有当时战争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但更主要的仍是人口飙涨与房屋供应量锐减导致的供需矛盾所致。
以当时重庆的商业街“都邮街”、也就是现在的解放碑步行街一带为例，1926年当地的地皮价格为一亩地1920块大洋，但到了1937年，这里的地皮价格已经涨到了71220块大洋一亩，价格飙涨37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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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导致的大量婚姻的产生，也推高了抗战和1945-1949年间的租房市场。
而在上海，随着抗战胜利后人口的恢复涌入，以及战后婚姻需求等各种因素的刺激，上海的房价和房租也开始不断蹭蹭上涨，当时，大量商人加入到了上海的房地产炒作中，到了1947年前后，上海市区稍有积蓄的市民都加入到了炒房大潮之中，这就使得上海的房价在国共内战期间达到了历史最巅峰。
到1947年，当时在上海买房必须是以“大条”计算，租房则至少必须是“小黄鱼”——所谓“大条”，指的是10两重的金条，而“小黄鱼”指的则是1两重的金条。
1947年的《申报》曾经刊登一个三层三开间洋房的租赁广告，其标示不算租金，光“顶手费”就要22根金条。
对于当时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有人感慨说：
“以上海为例，顶屋（转让）费用动辄需黄金数条乃至数十条之多，租金多以美金、英镑计算者，似此金楼银阁，非法勒索，除少数富商大贾问津外，一般平民莫不感到居住压迫的痛苦。·······各种事业机关与一般公教人员因觅屋困难，栖息无所，以致焦虑频仍，工作无力。”
民国房地产行业的毁灭和变革，最终走到了1949。
参考文献：
李开周：《民国房地产战争》，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唐博：《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