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丨不同省份生均教育经费差7倍，万亿投入能解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安排超过1万亿元”，引发关注。在财政过紧日子的情况下，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尤其是保障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保障教育这一最大的民生。

然而，这个投入是否足够，又是否能解决不同省份教育投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呢？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19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的目标，减税降费力度空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继续“保4%”，还首次提出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安排超过1万亿元（包括中央本级支出和对地方转移支付两部分），充分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但这一历程决不容易。

中国于1993年就提出了政府教育经费投入2000年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但直到2012年，才终于实现。虽然迟到了12年，但是这一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1%的水平，低于世界平均4.9%的水平，甚至低于一些欠发达国家。

实现这一目标为何如此之难？主要还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低。比如，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5%，如果当时达到4%的水平，按就意味需要将40%的财政投入要用于教育，虽然教育已经是财政支出第一大户，但显然也是不可能的。直到近年来财政收入占GDP保持在20%左右，才稳定实现了“4%”的目标。

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如果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0.1个百分点，新增经费就能满足乡村教师收入翻番的资金需求。粗看，只要增加0.1个百分点，就可以解决290万乡村教师收入翻番的问题，增幅不大，细看却不是这么回事。2018年我国GDP总量为90.03万亿元，0.1个百分点，就是900亿。而2017年，中央财政教育经费为4600多亿，如果这笔钱中央财政教育经费出，那么起码要增加20%，谈何容易？

这笔钱由地方财政出，地方财政也相当为难。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以及落实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各地财政都很吃紧，连北京的预算报告都直言，2019年为近年来财力最“紧”的一年。而乡村教师收入最低，最需要提高待遇的，往往是财政能力不足的中西部地区。

前一阵甘肃定西发生女童遭暴力伤害事件，被卷入舆论风暴的其实是一名临时教师，她的收入一个学期不过6000元，也就是说这名临时教师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保障，月收入不过1500元。

的确是再穷不能穷教育，但在当下的财政收入现状下，改变，并不容易。

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到2015年将“公平发展”放在“质量提升”之前，再到今年提出“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近年来，教育公平是教育发展的绝对主线。

教育发展不均衡，既体现在校际间，也体现在城乡，体现在区域。而背后的直接根源则是教育投入的差距。有句话说，最大的不平等是出生地的不平等，如果翻看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对此会有很深的感慨。

不管是生均教育事业费还是生均公用经费，北京都是遥遥领先。以高中阶段生均教育事业费这一单项为例，北京高达61409元，全国平均不到14000元，不及北京的1/4，河南省最低，仅8100多元，不及北京的1/7，即便是上海的38966元，在北京面前也大为逊色，中间差了近3个河南。在普通小学阶段，河南甚至刚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而生均公用经费的差距更大，最明显的仍然是普通高中阶段，全国平均3395元，而北京高达21677元，最低的甘肃，仅有2295元，略高于北京的1/9。

以2017年的投入为标准算一笔账，算一算生均事业费、生均公用经费这两项教育投入之间的地区差距。一个北京户籍的孩子从小学读到高中，北京将投入72万多元，而在河南，这一数据为12万。这个算法不一定准确，但是却可以从中看到差距之大。

是河南等地区不愿意在教育上花钱吗？非也，河南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比例为17%，超过了北京的14％，但是河南人口高达9500多万，而北京户籍人口不到1400万，分下来就是这么大的差距。

目前，为了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题，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全国近1900万名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实行生均公用经费“钱随人走”，但是可随流动儿童流转的仅是中央财政补贴的一小部分，中西部小学每人600元，东部每人650元。这点钱对于人口流入地来说，是完全不够用的。看到这个数据，我们或许就能明白，北京等大城市为什么要严控京外户籍子女入学了。

各地财政能力情况不一，是直接影响教育投入以及教育发展水平的原因。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财政能力的明显差距，恐怕也不是中央多投入就能解决的问题。

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说起来好像不痛不痒，但对于破解目前的教育投入难题，或的确能发挥积极而有成效的作用。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当不限于学前教育，各类教育都应该如此。

教育投入，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是一项准公共支出，外部性较强，中央财政本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在目前的教育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教育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形象的说法就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数据上反映得很明显，201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总投入为3.4万亿，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为2.99万亿，而中央教育财政经费仅为4663.16亿元，占15%左右，且增速不高。当然，中央教育财政支出除了中央本级财政的教育支出之外，还有转移支付部分，但总体而言，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偏低。

以最应该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的义务教育为例，直到2005年农村开始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的序幕才拉开。

而在此之前，义务教育支出主要由县级财政承担，县级财政力量薄弱，于是就发动群众，也就有了所谓的“人民教育人民办”。不少地区农村学校校舍是危房，学生要自己带着板凳去上课。

有学者统计，即使是联邦制国家，基层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经费也一般不超过50％。而我国的现状是，区县级及以下财政通常承担超过80%的义务教育支出，即便是已经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今天，中央财政教育投入仍然偏低。

另外，教育投入本来就是一个见效慢的项目，既然中央教育财政支出比例就不高，地方政府自然倾向于减少教育公共支出。

所以，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给地方教育的经费力度，并加强省级财政统筹力度，扭转“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状，“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才能落到实处。

这就是“中央教育财政支出超万亿”的重大意义，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要解决投入不足和地方不平衡的问题，前路依然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