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文字狱，因文生祸，属于钳制思想自由之举。有清一代，最遭人诟病的便是，文字狱横行，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康乾时期，本是清朝的鼎盛时期，按说清廷应该有包容、开放的心态，但在这个华丽的盛世外衣下，却是万马齐喑。据史书统计，仅乾隆一朝，各种文字狱就达120起以上，甚至连疯子都不放过。康乾盛世如此，晚清末世又如何呢？
如果从1840年开始算起，卿美兄根据《三千年文祸》一书进行梳理发现，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竟然没有明显的文字狱记录。有的只是零星“小浪花”。如1860年，礼部尚书麟魁在上呈谢恩奏折时，因个别文字疏于检点，被降职一级。道光以后，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文字狱竟然也同样在大幅下降。
晚清的文字狱基本集中在光绪一朝，尤其是谏祸，共发生了10起，涉及大臣、御史、太监等多个群体。御史一职，就是专门找茬、提意见的，但很容易因言惹祸。
1886年，御史朱一新上疏，对李莲英赴天津巡阅北洋海军一事感到不满，建议预防宦官窃权。慈禧阅后，大为不满，将朱一新降为主事。朱一新一怒之下，辞官还乡。
1888年，御史吴兆泰上疏慈禧，要求停止修建颐和园。慈禧大怒，将其革职。
在这10起案件中，有7起遭到革职处分，如1881年，通政司参议刘锡鸿因要求弹劾李鸿章而被革职。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御史安维峻上疏，要治李鸿章误国卖国之罪。最终，安维峻被革职，戍边新疆。另外2起是降职处分，除御史朱一新外，御史江春霖在上疏弹劾奕劻父子结党营私时，也被降职。
最严重的一起，死了人，但还不是清廷治罪，是尸谏自杀。1879年4月，同治在清东陵举行奉安大典，吏部主事吴可读随驾。在回京的路上，吴可读失联。半个月后，被发现死在蓟州的三义庙内。吴可读留下一封密折，指责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得知后，反而对这个小小六品京官多了几分怜悯，给予恤典优待。后来人们得知，吴可读怕尸谏惹祸，生前曾给儿子写信，嘱其火速离京。
光绪一朝，慈禧大权独揽，谏祸多发与慈禧的权力膨胀有直接的关系。但真正的文字狱还是要属康梁文字之禁、《苏报》案这两起影响力较大的案件。
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文字查禁，缘于戊戌变法。在这期间，康梁等人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他们著书立说、上书清廷，宣传演讲，创办报纸《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媒体，成立京沪强学会。这两个公知、意见领袖由此迅速蹿红，成为大V。慈禧突然发动政变，捕杀谭嗣同等六人，查禁康梁文字书籍。
首先，清廷在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的同时，对他们二人以往所创办的报纸、书籍全部查禁，诸如《时务报》、《仁学》。二人的所有著作，以及媒体发表的文章全部查封，销毁。直至庚子事变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仍在查禁之列。据称，这是乾隆朝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书禁。这次文字狱影响力虽大，波及范围虽广，但似乎并没有死人，康、梁早已逃到了日本。其他相关人士如何处理，史料中没有提及。
后来发生的《苏报》案则是晚清最重大的一次文字狱。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的《苏报》，本是上海租界内的一家普通报纸。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宣传改良为主，后又逐渐倾向于革命，由温和转向激烈，由此惹祸上身。
1903年6月9日，邹容在《苏报》上发表《革命军》一文，抨击清政府误国卖国，号召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同时，章太炎又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同样是鼓动革命推翻清政府。该文章在嘲讽光绪时，竟然说“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两篇文章顿时成为10万＋的爆文，《苏报》一报风行。邹容、章太炎此举顿时引发清廷震怒，严令要求缉拿二人。慈禧要求“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
经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施压，6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投案自首。但英国方面以《苏报》位于英租界为由，拒绝将二人交给清政府。经过租界会审公廨与额外公堂的两次审讯，清政府与洋人不断角力，最终将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刑满释放后，驱逐出境。慈禧本意是，押解到京城凌迟处死。有了洋人的干预，效果大打折扣。最终，邹容病死狱中，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
不过，在《三千年文祸》中忽略了沈荩案。几乎与《苏报》案同时，沈荩案也发生在媒体。同样是1903年，在天津从事报馆访事（记者）工作的沈荩得知，清政府将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这是一项卖国的条约。沈荩通过王文韶的儿子拿到条约草稿，随即透露给天津的英文版《新闻西报》。消息一经披露，舆论哗然，清政府在极度尴尬之余，愤而逮捕沈荩，将其杀害。沈荩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牺牲的新闻记者。
两个案件发生在同一年的夏季，邹容、章太炎与沈荩的命运截然不同。如果没有洋人的庇护，邹容、章太炎想必与沈荩的下场是一样的，必遭杀害。
沈荩
除以上两起较严重，影响较大的案例外，另外还有多起小事件。如绥定府的教谕廖平所著《今古学考》一书，被官府认为是“离经叛道” 、“行检不修”，处理结果是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著书被禁。
如杭州求是书院要求学生撰写作文《罪辫文》，有学生将“本朝”写为“贼清”，教员在批阅时竟然装作没看见。驻防旗籍学生金梁将此事控告至浙江巡抚处。教员反控金梁诬告，最终，金梁受到轻微处理。
其他的案件也基本大同小异，如《萃新报》案、《新山歌》案、《猛回头》案等。纵观这些案件，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排满、宣传革命。在清末的革命思潮下，此种文字狱最为常见，但影响较大的案件似乎并没有。
盘点下来可知，晚清的文字狱中，死人的只有三起。吴可读的死属于尸谏，生前惧怕因言惹祸，便以死进谏。他死后得到很多高官赞赏，赞其勇气可嘉，敢于说、敢于死。由此说明当时的气氛还是比较紧张、压抑。邹容、沈荩二人的死是真正因言惹祸，
以上只是狭义的文字狱范畴，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则死人难以统计。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很多人都曾写过反清文章、发表过革命演说，有些革命者没能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就被清政府捕杀。
文字狱的多少是对社会开放、包容程度的直接检验。传统观念认为，是朝廷的不自信，制造了众多文字狱。其实康熙、雍正、乾隆个个都很自信，甚至是自负，但文字狱却最多。因此，统治阶级“不自信”的逻辑是说不通的。
制造文字狱，就是打击不同政见。这就如同高压锅消毒，专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希望将所有细菌、病毒统统用高温杀灭。但结果往往是，有益的细菌也会被杀死，最终导致菌群失调，身体健康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