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FM丨寻找父亲:24岁时,母亲告诉我亲生父亲是谁

知青的集体印记太过强大,我父亲个体的一面永远是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出现的。记录下他们,就是记住父亲。我只是希望,等我孩子长大了,当他在面对历史课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拿出真实的我的家庭记录给他。

营盘湾镇,曾经的劳改煤矿已经停产并荒废 20 多年。刘博文的父亲原来是基建队工人,负责维护铁路和仓库

今天故事的讲述者名叫刘博文,今年 37 岁,是一名自由摄影师。

自刘博文有记忆起,一直是母亲一个人在抚养他。直到他 24 岁,母亲才告诉刘博文他的亲生父亲是谁。

2016 年,刘博文决定拿起摄像机,拍一个纪录片,采访自己的母亲和所有认识父亲的人,还原父亲一生的轨迹。

故事FM第 228 期

讲述者/刘博文

—下面是本期故事的文字版—

-01-

小时候,我以为我没有爸爸

2016 年 3 月 23 号,我儿子出生,最开始抱着他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延续感——如果我哪天不在了,世上仍有一个「我」存在。

看着他,我就想到,肯定也有一个这样的时刻被我父亲看着。

刘博文抱着儿子

自我有记忆以来,都是我妈一个人带我。在幼儿园看到别的小朋友是爸爸来接的,我就问过我妈,「我的爸爸呢?」

我妈说,「有的家庭就是没有爸爸。」

那是什么情况?我妈说,「多吃一点大米饭就可以生孩子。」后来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会不会导致我有孩子。

我的继父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出现的。

我妈提前拿照片给我看,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出差了,走了很长时间,现在他又回来了。」

那天傍晚,我妈抱着我到胡同外的公交车站,他就在那站着,「这个就是你父亲」。

我继父把我从我妈怀里接过来,抱着我走回家。这可能是我妈安排好的,没有让他忽然地出现在我家里。

继父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晚上接我,我们的感情很快地建立起来。

上小学以后,学校布置作业要求家长签名,老师问我,「你们家人姓邓?」(我随母亲姓刘),然后我的同学说,「可能是继父。」

我妈的同事有时也问我,「你妈对你好,还是你爸对你好?」我挺讨厌这些问题的,就说「都挺好」。

-02-

「他叫赵剑英。」

我 24 岁那年,我妈做淋巴结手术,打全麻,如果是恶性的就会有生命危险。她找我正式地谈了一次,告诉我我的亲生父亲是谁。

「他叫赵剑英。」

这个名字我一直都知道,因为家里有很多旧书的扉页上都有他的签名或印章。

我妈给了我他的三件东西,一支圆珠笔,一个手表,还有两张剪断的胶片。这些东西装在盒子里,用手绢包着。

母亲交给刘博文的父亲的遗物,一支圆珠笔,一个手表,和两张剪断的胶片

我是在河北固城的一个干校出生的,那里离北京两个小时路程,知青从内蒙往回调就会调到那个地方。

我妈跟我讲过他的故事以后,就带我去了他的墓地。我们坐公交到八宝山,然后走过去。

她不太擅长表达,就用手指了指,「哎,这就是你爸的墓。」

后来我专门去问了我的姑姑,她告诉我,他们小时候住在东城区棉花胡同,就在戏剧学院对面。

我爷爷因为出身背景的问题,经常被调去外地学习或劳动,工资也被减半。家里有五个孩子,所以他们以前的生活比较艰苦。

文革开始以后,我爸当时所在的学校也停课了,家里生活实在困难,所以上山下乡运动刚开始,他就去了,相当于给家里省了饭钱。

我问姑姑,当时为什么人们要去?能不能逃避?

姑姑说,如果你是老三届,除非家里出身特别好,你能参军或是安排其它工作,要不然的话,你不去是不行的,那个气氛就是如此。

内蒙古丰镇市永善庄 31 号村,刘博文父亲插队时耕种过的土地

-03-

王蒙古

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县级市),永善庄大队,31 号村,就是我爸当时插队的具体位置。二大妈跟我说,可以去看看,那里有一个他们的好朋友,但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还活在那里。

我买了火车票就去了。

从包头开往营盘的火车。在乌兰察布待了 3 年后,刘博文的父亲去了营盘湾煤矿

下了火车,搭车去大队,路上看到的全是泥土和石头搭的建筑,因为超过一半的人都已经搬到城市居住,所以也没有翻修的需求了,还保持着当时的样子。

伴随着一路的扬沙,车最后停在了一群老人跟前,他们正坐在井台上聊天。

我上前去,他们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我想来了解一下我爸的事儿。」

他们说,「你爸是谁?」

我说,「我爸是赵剑英。」

这些老人马上就说知道,还跟着念了一大串名字。

这些老人跟知青是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对知青的印象很深刻。我拿着一张我爸的照片,他们一看就说,记得,这个人很高,还有点驼背。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想着肯定能找到一些信息。

他们说,「我去给你找一个人。」然后一个年轻一点儿的就骑着电动车接过来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就是二大妈跟我说的那个朋友,王蒙古。

刘博文父亲和二大爷的好朋友王蒙古

他穿着一件衬衫,一件马甲背心,戴着一顶棒球帽和一副眼镜,像个城里人的样子。

他说,「小赵你来了。」

这种熟悉感很意外,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他让我去他家里头,我当晚就住下了。

他家房子是八十年代盖的,进门是一个过道,左边一间房间,右边一间房间,院子里种了些葱和土豆,养了些羊。就是格局最简单的内蒙农民的家。

王蒙古的老伴去世了,儿子离婚了,他们两个光棍在一块生活。当天晚上他们给我做了饭,有豆腐,辣椒。

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晚上一般是不吃饭的,就着咸菜和豆子,喝点酒之后就睡觉。因为我来,才去商店买了这些做给我。

刘博文父亲和二大爷的好朋友王蒙古在放羊

-04-

莜面和土豆

我在那一共待了两天,王蒙古大爷带我见了几个人,从他们口中,我一点一点地拼起知青们当时下乡的生活。

其中一位是当时的生产队长,叫李徳福,80 多岁,当年就是他驾着牛车把知青接来的。

刘博文父亲 60 年代末插队时的生产队长李德福

来的时候是 11 月份,零下 40 度,很多人都穿着各种各样的军大衣,当地可能还没有那么好的衣服。那时候给知青安排的都是一些轻松不累的活,他们也分工分,等于说当地的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就喂养了这些不太会干活、没什么力气外来人。

还有一位老阿姨,叫张翠芝,她跟我说,当时知青跟他们很亲近,知青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有点崇拜的感觉,因为知青懂的比较多,说起什么来都滔滔不绝。

知青刚到的时候是分到各个人家里住的,一家住一个,因为那边冬天不能建房,到第二年春天暖和以后才开始建宿舍。

宿舍在村子的最北边,北边是迎面的风嘛。盖房子的时候,据说全村人都出动了,先用泥巴做砖,北边先垒一个墙,然后再做屋顶。

两个人一个房间,我爸和二大爷是一个房间的。房间里一半位置都是炕,左边连着灶台。

刘博文父亲、二大爷等 7 人插队时住的宿舍

这里主要是吃莜面和土豆这两种东西,很多知青不适应,特别是莜面,吃完了特别胀肚子。当地人都是在胳膊或腿上搓莜面,但我爸就用一块玻璃板,把莜面搓成卷儿下锅。

-05-

我妈印象中的我爸

我爸在农村插队的时间比较短,只有三年。1971 年,他去了包头北边五十多公里的营盘湾煤矿。1979 年左右,他去到了河北固城邮电部的干校。

2016 年刘博文儿子出生的夏天,母亲第一次带他回到河北固城邮电部干校,看他出生的地方

以前干校成立时,是为了让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的,但到我爸妈去的时候,干校已经演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学校了。

我妈在那当医生,我爸在那管食堂,他俩经人介绍认识。我妈觉得我爸太高,她 1 米 6 ,而他 1 米 86 。我爸抽烟,脾气不太好。

在我妈的叙述中,当时的人考虑没那么多,可能眼前就这么一两个人,甚至一个都没有。合适就结婚,不合适就不结。

我妈当时就觉得,反正 30 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北京,她就接受了。

我妈说我爸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当时食堂里有一些不正之风,比如去采购的人会多采购一点拿回家,我爸很不认同这种行为,他就坚持亲自去采购,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仅自己累,而且人缘不好。

当时有一个和他俩关系不错的同事,邓阿姨。有一回,邓阿姨想仗着关系先打饭,结果我爸把她饭盆都给扔了,让她去排队,弄得他们后来关系很紧张。

当时他们在那里的生活还是挺好的,住在一个三层的楼房里,有暖气,工作生活都在一个院子里。

我妈说,我爸很喜欢听广播,还会非常开心地唱歌,给我洗尿布。

刘博文父亲亲手粘贴的相册

-06-

爸爸的离开

我一岁多的时候,忽然地,我爸就病了。

有一天我爸觉得胃疼得厉害,医院医生说可能看不了,得去北京看,结果一去北京就去了好长时间。

最后他被确定是肝癌,过了半年就去世了。

刘博文的母亲说,她 30 多年前带着他父亲离开这里去北京治病的时候,也是在这个麦苗青青的季节

当时对知青有一个政策,叫困退,丧偶算是困退的一种。我妈就因为这个原因,在 1984 年还是 1985 年回到了北京。

后来,我妈办好了那些回京的手续,回到干校去搬东西的时候,她看到墙上的日历,还停留在带我爸去看病的那个日子。 我妈从结婚到丧偶,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日子,就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了。

我爸的病其实是个老年病,30 多岁的人不常得,所以当时很意外。农村条件艰苦,吃不上有营养又卫生的东西,也不能化验血,他都没机会知道自己得了肝炎。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对于知青来说,这种艰苦环境是不公平的,那对一直生活在那儿的农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如果知青没去,在北京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可是当地人本来就没有医疗条件,又该如何做想?

2016 年刘博文儿子出生的夏天,母亲第一次带他回到河北固城邮电部干校,看他出生的地方

-07-

记住他们,就是记住父亲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薛叔叔,他受出身的影响很重,所以在那地方待的时间特别长。

薛叔叔:「我那时候特别孤独,也寂寞,我就在我的后墙上用黑锅底的灰画了一颗大迎客松,还在屋里弄了点土,拿砖头围了个小圈,种了几棵葱。

我们大队干部到我这来看了之后,说我是抗拒思想改造,坚持反动立场,把我定为了那 5% 顽固不化的不可教育子女。

我们村八个知青,七个都分配走了,就剩我一个。」

薛叔叔后来吃百家饭,在这家住两天,那家住两天,有人想让他娶了自家媳妇,薛叔叔撂下碗就跑了。

薛叔叔:「我到底恐惧什么?其实我现在才想明白,就是中国的户籍政策,一个农村户口,一个城市户口,在方方面面的差距。」

薛叔叔对那个时代有很多反思,和大部分知青都不一样。

刘博文父亲插队过的营盘湾镇现在生活的居民,曾经的劳改煤矿已经停产并荒废 20 多年

2018 年,去内蒙古丰镇下乡的知青们组织了一次聚会,去了一百多个人,我也参加了。

跟这些和我爸同龄的人说话时,我发现,他们会把不好的东西都过滤掉,不愿意说。

和我爸在一个院子里生活过的刘叔叔说,「我很愿意跟你讲,但是呢,你不能拍也不能录这个声音,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倒霉的。」在他心里,那个时代还没有过去。

其他人一开始会说,「唉,那时候的生活真的挺难的。」然后马上一转,「但是那痛苦将会给我带来坚强。」

刘博文父亲插队的内蒙古丰镇市永善庄 31 号村,在村中生活的老人

知青的集体印记太过强大,我父亲个体的一面永远是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出现的。记录下他们,就是记住父亲。

我只是希望,等我孩子长大了,当他在面对历史课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拿出真实的我的家庭记录给他。

*本期图片由讲述者刘博文提供

文字 | 幸倍运营 |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