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人汉文帝:千古明君的瑜与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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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年)夏六月初一,一代明君汉文帝刘恒驾崩于长安未央宫,享年47岁,安葬在长安东郊白鹿原上的霸陵。其后,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

汉文帝在位23年,励精图治,实行德政,使汉朝从内忧外患中走向太平盛世。汉景帝登基后,延续了文帝时代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国策。文景两代君主在位的时代,被后世史家誉为“文景之治”。

模范皇帝

汉文帝23年的君主生涯,堪称中国两千年帝国时代的模范。一向秉笔直书,对汉朝皇帝颇有微词的司马迁,评价汉文帝也不吝赞誉。那么,汉文帝有哪些地方值得后世君主学习的呢?

汉文帝生活非常简朴,在位23年,宫殿、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物质享受什么都没添加。汉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他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拖不到地面,所用的帷帐没有刺绣花纹。他以身作则,提倡勤俭朴素。文帝曾想修建一座露台,召集工匠计算成本,需要花费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和,便打消了动工的念头。汉文帝修建霸凌,利用山脉地势,不另建高大的坟堆,陪葬器物也都用陶制,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

河北衡水出土汉代石雕

由于汉文帝的亲身提倡,西汉前期的统治阶层普遍生活简朴,能够节制贪欲,这就能实实在在减轻百姓的经济、力役负担。

文景时代实行轻徭薄赋,以便增加百姓收入,藏富于民。文帝时代,老百姓每年上缴的田赋占本年收成的1/15。文帝二年、十二年两次租税减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到景帝时,租率最终减为1/30。另外,文帝将算赋(人头税)由每年120钱减至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这恐怕是两千年帝制时代的最低标准。

在轻徭薄赋政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国家财政也变得宽裕。到武帝初年时,仓库里的粮食层层积压,钱库里穿钱的绳子都朽坏了,铜钱无法计数。老百姓只要没有水旱灾害,日子就过得很富足,能吃上精粮和肉食,田野街巷里马匹成群,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少。

汉文帝提倡宽仁慎刑,当时有个叫淳于意的人获罪被判处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为父伸冤,打动了汉文帝,并且使文帝废除了残害肉体的肉刑。尽管废除肉刑的具体措施上失当,导致受刑致死的人反而增多,但文帝所提倡的慎刑精神,最终在景帝时代落到了实处。

缇萦救父的孝举,推动了汉文帝废除肉刑。

汉文帝在处理与军功阶层、诸侯王的关系上,总体而言是比较成功的,他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瓦解了把持朝政的功臣势力。中央与诸侯王的矛盾,总体上比较缓和,对于实力强大的吴王刘濞,文帝给予了适当的安抚,使他没有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反叛朝廷。

西汉北疆一直面临匈奴军事威胁,但是汉文帝一直用和亲的方式缓解汉匈关系,出嫁汉朝宗室公主给匈奴单于,给予匈奴脆弱的游牧经济以适当的物质补助,为汉朝经济的恢复嬴得了时间。即便是匈奴大规模入侵,战争规模也控制在一个郡或几个郡之内。

如果汉朝与匈奴全面开战,势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那么全国百姓都必须承担高额的军费和长期的兵役,也就无法保证按时耕种、收割庄稼,农业生产势必遭到破坏。尽管汉朝与匈奴和亲是一种屈辱,但是能用一个女人和几车嫁妆换来几年和平发展的时间,无疑是很划算的。

汉文帝还有很多优秀品质,比如善于采纳进谏,袁盎、张释之、冯唐等人,都曾对文帝犯颜直谏,言辞十分激烈尖锐,但是文帝通常都能采纳。文帝通常不以小过错苛责下属,比如有的官员收受贿赂被察觉后,文帝反而赏赐他们钱财,使他们内心愧疚,改过自新。

汉文帝不但是一个杰出的君主,本人私德也很不错,他十分孝顺母亲。他在代国的时候,母亲薄氏病了三年,他就一直在床边伺候,汤药必须亲口尝过才喂给母亲。

汉文帝身上的这些优秀品质,无论哪一条都足以垂范后世。

瑜不掩瑕

尽管汉文帝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范皇帝,但是瑜不掩瑕,他的一些决策和行为也颇为当时与后世所诟病。

汉文帝在货币政策上,是十分失策的。西汉初期,经济十分凋敝,老百姓缺钱,买不起东西。可汉文帝误认为这是通货紧缩造成的,于是采取开放性货币政策,允许民间资本铸钱,比如文帝宠臣邓通就获得了一座铜矿山。

这样做酿成了两大恶果,首先是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虽然铜钱的面额是“半两”,但是实际重量越来越轻,市场上甚至流行一种“荚钱”,就是薄得跟榆荚一样的铜钱,对物价扰乱得十分厉害。当时物价夸张到什么程度呢?一石米价格是一万钱,汉朝的一石相当于今天的31千克;一匹马价格是一百斤黄金。

后来,汉文帝新铸四铢半两钱,打算用来纠正币值紊乱,但是由于允许民间私自铸钱,新币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市场上仍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风气。贾谊上《谏铸钱疏》,反对民间铸钱,主张把冶铜业收归国有,一律由国家铸钱,统一铜钱重量,但是没有得到文帝采纳。

允许民间资本铸钱的另一个恶果是盗铸不止,后来汉武帝多次改革币制,想要把铸币权收归中央,以增加财政收入,纠正金融紊乱,但是一直难以奏效。一直到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第六次币制改革,发行上林三官五铢钱,才彻底纠正了货币乱象。

解决了西汉币制混乱问题的上林三官五铢钱

与失败的货币政策紧密相连的,是汉文帝的另一大污点——宠信谄佞邓通。尽管西汉皇帝都有喜好男宠的癖好,但是能够对国家政治、经济产生很坏影响的,只有邓通。汉文帝赐给邓通一座铜矿山,允许他自行铸钱。

由于邓通钱质量比普通民间铸钱更高,流通效果远远超过了民间、官方铸钱,导致全天下都流通邓通钱。邓通以薄利多销的模式,积累了巨量财富。

但是,邓通聚敛的财富,实际上是西汉中央财政失去的财富,好在西汉时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货币的紊乱并没有严重影响民生,否则邓通给国家经济造成恶劣影响足以动摇国本。

汉文帝处理淮南王刘长谋反案,是他政治生涯的另一大污点。对于这位骄横跋扈的亲弟弟,汉文帝先是纵容,抓到他的把柄后予以严厉惩治,彻底铲除了淮南国的势力,由于刘长不愿受辱,最终绝食而死,从而使汉文帝背上杀弟的恶名。后来,汉文帝又迫于舆论的谴责,分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诸侯王,这给他的子孙留下了很大的后患。

无为而治

尽管汉文帝的一生有着不少的污点,但是相比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君主,仍然不愧为明君的楷模。那么,汉文帝光辉的君主生涯,有着那些值得学习的为政诀窍呢?

汉文帝为政之道的核心,在于四个字——无为而治,这也正是道家政治哲学的精髓所在。所谓的“无为”并非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是顺势而为,不强行作为,不在形势明朗之前抢先作为,而是后发制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登上皇位的过程中。

文帝刘恒在从诛吕政变到入主长安的全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去主动争夺皇位。他的皇位,并非强行争来的,而是吕氏家族败亡后,自动轮到他头上的。那么,为什么皇位能轮到他头上呢?因为他行事低调谨慎,不咄咄逼人,使军功阶层和刘氏宗室感觉不到威胁。

当军功阶层决定拥立他为皇帝的时候,他既没有消极回避,也没有大喜过望,而是先派人进京去了解情况,等到形势明朗后,勇敢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从代国来到长安继承皇位。

代王刘恒一跃成为皇帝,离不开军功阶层的支持。

他到达长安郊外后,仍然是先派人探听风声,再作下一步打算。进入长安后,先住进代王官邸,等军功阶层把未央宫清理干净了,再入主宫廷,同时派亲信接管长安防务。当时,军功阶层刚刚血洗了长安,一个藩王想要在他们眼皮底下登上皇位,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而汉文帝的每一个步骤都衔接得十分顺利、稳当,显得水到渠成,使军功阶层默然接受了他登基称帝的既成事实。

而齐王刘襄和他的两个弟弟刘章、刘兴居在诛吕政变中就显得十分积极,并且一开始就是奔着皇位去的,刘章、刘兴居在京城充当内应,刘襄在齐国夺取兵权,率军起事,并且借机吞并琅邪国。结果招致了琅邪王刘泽的怨恨和军功阶层的警惕,最终与皇位失之交臂。

历史上还有一些皇帝,是通过强行争夺的方式登上皇位的,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虽然他们的皇帝都当得不错,但是都因为得位不正而背上骨肉相残的骂名。而汉文帝比他们要高明得多,因为人失我得不在争,所以就没人能说闲话。

无为而治的另一关键在于知进退,也就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敌我力量的对比,采取最恰当、最稳妥的方式缓和矛盾,积蓄力量,等待发难的时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汉文帝处置军功阶层问题上。

汉文帝登基后,实际军政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在军功阶层手中,他自己的亲信力量十分微弱,军功阶层的一些首脑,比如周勃,对他十分傲慢。对此,汉文帝并没有天真地以为当上了皇帝就可以随意处置朝臣,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敌我力量强弱不成比例。于是,就对军功阶层加以安抚、礼遇,比如下嫁公主给周勃当儿媳。

等自己力量稍稍巩固后,就想方设法促进军功阶层内部的分裂,比如周勃与陈平就因为文帝的一番问话而关系破裂。等到军功阶层部分首脑老死后,再借机发难,把功臣们赶回自己的封地去,然后对其中的个别领袖实行严厉打击,比如一度把周勃关进监狱。

汉文帝采用这套步步为营,温水煮青蛙的战略,彻底瓦解军功阶层对朝政的控制,整个过程实际上只用了三、四年时间。如果文帝采取激烈手段刺激军功阶层,他的下场甚至会比做了29天皇帝的海昏侯刘贺还要惨。

同样是诸侯王入继大统,刘贺的结局就糟糕得多。

无为而治的第三个要素是清心寡欲、崇尚质朴。一方面提倡简朴的生活,节制贪欲,不搞好大喜功、穷奢极欲那一套,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不追求功业,提倡简单的政治,多为百姓办实事,不搞繁文缛节、形式主义那一套。这一点,前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凡为政之道,可分为三等境界。第一等是不作为的庸人政治,由于为政者才能平庸,终日战战兢兢,害怕出错,因而不敢有所作为,他们最高理想仅仅是确保权位稳固。这类昏君、庸官,历史上比比皆是,不足挂齿。

第二等是有所作为的能人政治,由于为政者才能出众,所以他们不怕危机,也不怕出错,敢于担当,敢于作为,因为越有危机就越能展示他们的政治才能。甚至他们为了展示才能、运用权力、凝聚人心,某些时候主动挑起事端、制造危机再予以平息。这类为政者固然政绩斐然,但由于事功太多,百姓会十分疲惫。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刘彻,就是能人政治的典型代表。

第三等是无为而治的高人政治,高人不好大喜功,不需要故意炫耀自己的能力,但是遇到危机能够从容应对。他们经常使用温和渐进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将危机化解于无形。看似什么都没做,但实际上大有作为。高人或许没有能人那么出名,但是在高人的管理下,百姓相对而言比较幸福。而汉文帝刘恒正是这类将权力运用到极致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