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每年两会期间，都会有代表委员对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提出各种议案和建议。而理论界也对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甚至存废也是见仁见智，不少观点乃至针锋相对。其中国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黄有光提出的以“一妻多夫”解决人口问题的观点，在网络上立刻引起了热议。
婚姻制度是不是导致人口波动的主要因素
人类的婚姻制度形成，在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演变和自然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说，目前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将“一夫一妻制”作为婚姻家庭的主流，而将“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等婚姻类型淘汰，实乃人类为了更好地繁衍和发展而做出的最优选择。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类社会处于“一妻多夫”的阶段，随意交配的现象导致妻无定夫、儿不知父的问题，所以在古代神话中经常有女人不小心踩着神人的脚印或者误吞鸟卵而怀孕生子的传说。
但“一妻多夫”带来的问题远不止“不知父”的问题，多个男子争夺一个女子也极容易引发冲突和战争，所以这种生育和家庭模式最早被人类所淘汰，并非如黄有光先生所言的有益于解决生育和人口问题。
继之而起的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婚姻制度乃是建立在男权社会的基础之上，将女人当做生育工具和私人财产的产物，其中的弊端早已被先贤们批的体无完肤，但其中一个男人占有多个女人阻碍了人口的发展，却是许多人的一个共识。究其原因，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所指出的，对于丈夫而言，每个妻子能够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孩子的生育数量。也就是说，相当于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在生育孩子方面处于典型的弱势。值得注意的是，从联合国的统计数据看，那些允许“一夫多妻制”国家的生育率实际上并没有处于很高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现代社会人类生育行为的研究普遍发现，婚姻制度可能并非是导致人口波动的主要因素，而经济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等可能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也是“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题中之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想要扭转人口发展的态势，恐怕最好的做法就是在生育政策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考验的是一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施政的技巧和能力。
之所以部分学者及不少民众对中国人口产生担忧情绪，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生育率的过早、过快下降引发的人口拐点提前到来的忧虑。国际上一般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生育水平，指的是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跌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此后一路降低。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以此推算，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5左右，也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个左右孩子。
中国人口增长超乎寻常的下降速度，显然是由于人为政策干预的结果。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从行动上将人口高出生率迅速从高水平抑制到低水平，而且“只生一胎好”的宣传也在人们的意识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因此，缓解人口生育困境首先要做的就是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从有条件的二孩政策，逐步到全面二孩政策。此外，目前我国各地出台的延长产假时间、提高生育保险标准、保障生育妇女权益等政策，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应该说，政策放松对于人口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在2019年的新生婴儿中，二孩的比例达到了57%，实现了连续多年的提高。
完全放开计划生育并非良策
至于为何现在仍未完全放开计划生育，除了考虑到目前中国人口基数依然庞大，每年新生儿数量依然不少的情况外，应该还有经济发展全局上面的其他考量。一方面，放开计划生育可能会由于人口增长不平衡导致城镇化水平倒退。在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率水平要高于城镇人口。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城乡居民生育政策差异，进而达到扭转农村松城镇紧的局面、实现城乡生育政策的平等的目的。从六普人口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城乡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分别为26.47岁和24.02岁，农村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比城镇妇女大了2.45岁；城镇妇女平均生育1.2个孩子，而农村妇女则为2.07个孩子，要比城镇妇女多生0.87个。因此，假如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农村人口的增长势必超过城镇人口的增长。
另一方面，放开计划生育有可能加重扶贫的负担。人口理论早已发现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规律，越是贫困地区，往往人口出生率就越高。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通常有着婴儿死亡率较高的现象，为了存活下来的孩子更多，父母一般都选择多生育。更为重要的是，子女往往是贫困家庭的生产品，能够给家庭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和家庭保障，“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就此形成。当然，渐进式放开计划生育，可能还有一些人口安全上的考虑。
黄有光教授是令人敬仰的大经济学家，很显然，他的观点应该严格地定义为一篇理论探讨性的文章，远不能称之为政策建议。因为即便人口问题真的严重起来了，恐怕也没有哪位政治家会想到真的用“一妻多夫”的方法来应对人口危机。因此，如果不能从现有的婚姻制度上进行改变，那么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