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丨全国百强县免费接种HPV疫苗，是中国第一个

时间长河里人类对疾病的又一次抗争。

我在微博上了解到这么一则新闻。中国第一个免费为适龄女孩接种HPV疫苗的地方，不是上海，不是北京，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城市，而是内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斯准格尔旗，一个人口不到四十万的县城。那是去年夏天的事，13岁以上未成年的女孩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排队打疫苗，“有一点疼。”现场的女孩说，而妈妈们兴高采烈，她们说疫苗可以让所有女孩都健康，快乐地长大——在准格尔旗，那就是9892个女孩。这似乎有些神奇——我是在25岁这一年才听说过HPV疫苗，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从未有人和我说过，没有疫苗的后果是，在我50岁的时候，因为宫颈癌导致死亡的风险将升高到最大值。每年，全球有30万女性死于宫颈癌，中国是全世界宫颈癌高发的国家之一。第一支HPV疫苗出现在2006年，十年后，进口疫苗在中国上市。到2019年底，国产疫苗才姗姗来迟。在国内，疫苗一出现，就面临供不应求的状况，不乏这样的新闻，一开始内地没有疫苗，女孩们涌去香港，后来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也有了，但在公立医院，排队可以排到明年。我就是在公立医院等待无果，最后在北京的一家私人医院接种了九价HPV疫苗，三针，总共花了7000多块钱。当然，在准格尔旗，女孩们接种的不是九价疫苗，而是二价，两者的区别，简单来说，就是前者可以预防9种HPV病毒基因型，后者只能预防两种，但在中国医学数据上，接种二价疫苗，已经可以减少80%感染宫颈癌的可能。发生在这个中国北方小城的故事，是时间长河里人类对疾病的又一次抗争，又一次胜利，而其中蕴含的希望，对于所有女性而言，也关乎挣脱一重枷锁，消灭一种不幸。

撰文丨杨宙编辑丨张瑞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准格尔旗

黄河闯出宁夏平原后，一路向北拐出了一个“几”字，将广阔的内蒙古圈出了一片广阔的“河套平原”。当它一路奔腾到第三个拐点决意南下时，就遇上准格尔旗了。在鄂尔多斯市里，准格尔旗是个不大的县城，它没有广袤的牧场和草原，也没有足以作为标志的景点。环绕在黄河与沙漠之中，一个遥远而安静的小城。

可因为有那么些人与事的出现，这座小县城显得既独特又超前。

每年总有那么几天，就像相信候鸟总会如期而至一样，在准格尔旗农村的卫生院，妇女们早早就在院门口站好了，等着一辆特别的救护车从县城里开来。车门打开，医生们把一台妇科检查床，一台B超机搬下来，在原本简陋的卫生室里摆好——一个临时的妇科诊室已经准备好了，等待她们一个个到来。只要递上身份证，年龄在35到64岁，她们就可以到临时诊室里，免费做一次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检查。

乌审旗妇幼保健院的救护车

大约每年的七八月份，准格尔旗的妇幼保健院的几名妇科医生会坐上几十公里的车程，把田间地头的妇女们都找出来做筛查。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苏静总是记得一些女人的身影：

一个迟到好几天的母亲，电话打了好几轮，迟迟未出现。后来他们才得知原因，那位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白天在外放羊，没时间赶过来。

一个女儿的眼泪。那一天她是带着自己的婆婆一块来做筛查的，婆婆50多岁，她自己30多岁，筛查还没结束，她就在医生面前控制不住掉眼泪。她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因为宫颈癌，她的妈妈在确诊晚期后不到3年就离世了。

还有好几个特殊的女人。她们患有精神疾病，来检查时，是被医生们抱上检查床的。在她们一生中，或许那是为数不多的机会走出家门，到诊室里做妇科检查。

这样的筛查已经持续了5年。每一年，鄂尔多斯全市9个旗县为此安排600万预算，五年间一共筛查了19万女性。

也是关于宫颈癌，另一件超前的事则发生在去年夏天。快放暑假了，准格尔旗世纪中学的生活老师李永红收到了一则临时通知，在8月份到来前，他需要统计一份特殊的学生名单，上交给旗里的卫健委。

这份名单只面向女孩，要求里写，如果她们年龄在13到18岁，且自己与家长都同意，那么从8月份开始，她们可以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到旗里指定的任一接种点，免费接种HPV疫苗。在这所旗里的重点中学，大部分女孩儿都在这个年龄段内，每个班总有那么几个人超过了年龄，19岁或者20岁了，或者户口不在准格尔当地，汇集到李永红这儿，他想了想，还是一块递了上去。最后名单里有1341个女孩，在那个暑假，她们陆续到准格尔旗当地的接种点接种HPV疫苗。疫苗一共三针，历时半年，打完第一针，她们会收到一张封面印有爱心的小接种卡。

不止是世纪中学，整个准格尔旗所有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儿，加起来8000多人，陆续在两个月内打完了HPV第一针。启动第一针的那一天，或许也是这个小县城最热闹的时候，来自英国制药公司的驻华代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北京和内蒙古当地的医生都聚在一起，等待8月1号这一天第一针的注射。在后来的新闻报道里，一位穿着粉红色短袖上衣，扎着长马尾的女孩儿是整个准格尔旗的第一位接种者。

准格尔旗接种第一针的女孩

将近一年后，在距离准格尔旗五百多公里外的北京，乔友林告诉我，他当时心里特别担心被叫停，“直到那一天疫苗打到孩子身上，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

救人也是英雄主义

在位于东单附近的一栋办公楼里，那里树木掩映，楼层低矮，一间宽敞的院子在胡同深处，预防医学专家乔友林已经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了20多年。

“故事讲完了。”乔友林一见面就说，他今年65岁，戴着眼镜，一头黑发，言谈间都给人信心勃勃的印象。他说故事讲完了，意思是二十多年所有的努力，终于在准格尔旗开花结果。他似乎还在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报道？

“以前还有很多遗憾，我们只能做筛查，不能打疫苗。而疫苗才是真正从病理学上，从根本上预防这个疾病。”

这句话包含着一位公共卫生学家的故事，故事的起点，他知道了有一种疾病，宫颈癌，每两分钟夺去一名女性的生命；故事的中点，他知道行而有效的疫苗已经在国外率先研发，而因为没有疫苗，中国是世界上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最高的国家之一，医生们能做的，是给中老年女性做癌变筛查，这时病毒已经入侵她们体内，所谓筛查，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伤亡统计”，当然癌症被发现时是早期还是晚期，依然是生与死的区别；故事的终点，或者说新的故事的起点，是他和他的同伴们决心在中国消灭宫颈癌，给女孩们接种疫苗，让可怖的阴影烟消云散。

乔友林

在乔友林身上，你能明显感到这种勃勃雄心，一种英雄主义。他的父亲是南征北战的军人，他从小就想当英雄，看的书都是《静静的顿河》《茫茫的草原》，骑兵驰骋在北方苍茫大地上。但后来，当他真的来到内蒙古，却不是作为军人，而是一名医生。如果说救人也是一种英雄主义，那么乔友林一直不改初衷，他80年代留学美国，获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学位，进入美国国立卫生院工作，正是在那里，他知道对宫颈癌的筛查和预防已经成为国际医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这源于宫颈癌自身的特殊性，在我们已知的所有癌症中，宫颈癌是唯一一种可以明确病因的癌症，这个直接病因就是HPV病毒：HPV病毒主要通过性行为进行传播。接下来的事情因人而异，那些幸运之人，或者免疫力强大的女性，病毒将被身体清除，但不幸的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免疫水平是持续变化的，这无关男女，你或许年轻时健康强壮，但年龄增长会带来体弱之时，而对女性来说，生育可能带来的身体损伤，也会让免疫力下降，有时候极大的心理压力就能让病毒有机可乘——任何可能的时机，当你处于免疫低下的状态，HPV病毒就可能与你细胞的DNA整合，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随后异化你的细胞，使之癌变——宫颈癌也由此发生。

1998年，乔友林放弃了美国的职位，回到医科院肿瘤研究所，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他进入了国内宫颈癌的筛查和预防领域。对于一个公共卫生学家来说，这几乎意味着从零开始——他的启动资金只有一万块钱，后来又申请了一点钱，还是从一个和癌症八杆子打不着的基金会申请来的，一个加拿大人创立的跑步基金。

当时还没有疫苗，乔友林和同事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在中国，HPV的感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在他之前，国内从未有过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在山西襄垣，他和同事们做出了我国第一个HPV感染情况与宫颈癌的人群列队研究。

“宫颈癌的高发和HPV暴露直接相关。”乔友林向我解释了当时襄垣宫颈癌高发的两种因素，外因与当地的卫生条件相关，当时太行山脉地区普遍缺水，另一方面，襄垣作为矿区，男多女少，或主动或被动，女性感染的风险都增加了。

那时候到农村地区给妇女做筛查，医生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提醒她们增强体质和注意卫生：要用流动的水洗下体，勤晒内裤，不要用洗脚盆，也不要用不易清除油渍的塑料盆洗下体。对于许多城市人而言，这都是不言自明的事，但在农村，可能因为贫穷、贫乏的卫生意识，重男轻女的女性地位，最基本的保护也往往难以达成。

这也是乔友林将预防和筛查重点放在农村的原因：她们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视觉中国

一系列关于宫颈癌的研究论文向我们勾勒出了这种疾病在地理上的版图。在这张版图上，大城市里，因为人口更密集，有着更多暴露HPV了的女性，但她们只有较少数发展成了宫颈癌。死亡案例更多出现在偏远地区，比如我们能看到数据的几个地方：山西、新疆、西藏、内蒙古等。研究显示，在宫颈癌造成的死亡上，农村的年增长率是城市的两倍。

而从北京来的教授们想在偏远的农村开展宫颈癌筛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2000年初的中国农村，比宫颈癌更严重，更有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基层干部、基层医生往往并不重视所谓的妇科问题，这常常被认为是一件只需患者“忍耐”的小事。而要让一个个女性自愿走入筛查室也不容易，由于HPV病毒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这让宫颈癌很容易被“污名化”，被视为性生活不检点的恶果。

这都是疫苗出现之前的旧事了，当中国的医生和专家们还在努力得到更清晰的筛查结果时，美英研发成功的HPV疫苗在2006年后相继上市。中国已经落后了，在保护我们的自己的母亲和女儿的道路上。不过就在前一年，一位基层妇科医生来到北京。她带着自己做的筛查数据，出现在乔友林面前。她来自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名叫段仙芝。

“那里是段老师的老家，为了自己的家乡，她就豁出去了。”多年后，乔友林回忆往事，他用一种宏大的语言赞赏普通医生段仙芝的举动，“是推动了整个国家妇女健康的一个伟大行动。”

去治疗，去帮助

我后来在北京同仁医院的亦庄分院见到了已经69岁的段仙芝。她看起来只有50来岁，刚做完一上午包括子宫肌瘤切除在内的4台手术。她本身是准格尔旗人，调来北京工作十来年了，现在每年还会回去内蒙古给当地女性做筛查，给轻症患者做手术，光是去年她就在鄂尔多斯待了128天。如果说她与乔友林有何相似之处，那么他们一眼看去都是精力充沛之人。从医40年，她先后诊治的妇产科患者有50余万人，操作手术2万余台。

基层医生在农村做宫颈癌筛查

16年前，她来北京寻找乔友林的时候，是内蒙古自治区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直到宫颈癌晚期才被筛查出来的女性，宫颈癌早期症状不明显，没有明显的痛感，患者常常对此毫无知觉——但到了阴道出血等显性症状出现时，病情有可能已经到了晚期阶段。当段仙芝用扩阴器撑开她们的阴道，已经无须做其他检查，原本平滑的子宫内壁长出了褶皱层叠的瘤体，俗称“菜花状”，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后来一位医生和我形容这种气味，“像坏掉了的肉”），而这时，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她的病人中，许多都是一查就是宫颈癌晚期的母亲，“我当时特别难受，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查，为什么不去？”有的年纪很大的母亲，脱下裤子检查时，子宫已经脱垂，像一个袋子挂在体外——这和宫颈癌有关，可能也与她曾经做过的重体力劳动有关。后来许多这样的母亲都去世了。

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是和襄垣一样的矿区，有着发达的采煤产业（这让它成为中国百强县之一），富裕和苦难有时相绞相缠，过去的牧民变成了如今的煤矿工人，黑山灰水，男人女人世代生活于此，疾病也是——沉默、隐蔽但强烈。

“好些人从来也不查，绝经以后又来血了，基本都是晚期的。”在农村，老百姓将得这样病的女人称为“倒开花”，一种戏谑的比喻，却有着残酷的含义。段仙芝同情这些命途多舛的女人，她们是她的同类，“但作为医生，只有同情是不行的，你得长本领，去治疗、去帮助。”

妇产科主任段仙芝决定做一件前无古人之事，她带着同事和学生，带着设备，决心跑遍内蒙古，找到那些被辽阔草原掩盖的痛苦。

乌审旗沿途

是段仙芝选择这么做，而不是别人，大概有某种必然性。许多过往可以证明她是一个特别的人。比如从初中开始她就是班上唯一一位女生，家里不让她上学，她就每天早起逃出家门跑上5公里去上课；高中毕业后她只不过是在准格尔旗的医院打工，给院里种菜，却因为勤奋肯干一步步被医院提拔为护士、医学院学生以及后来的妇产科医生和科室主任。

她依靠自己的努力，挣脱了那些草原上的女性命运，她没有被贫穷压弯了腰，没有在生育和抚养中耗尽精力，被牢牢锁定在家屋之内，专业的医学知识，让她可以游刃有余的用卫生手段，降低暴露在HPV病毒前的可能——就像前文所说，那只是些简单的方法。归根到底，她掌握了主动权，可以同时获得身体的健康和事业的成就。但自己的平常，往往是他人的奢侈，还有许多如她一般的草原女性过去没有这样的条件，现在依然缺乏，HPV病毒已经入侵了她们的身体，段仙芝想帮助自己的姐妹，帮助的第一步，首先是找到她们。

她来到北京寻找乔友林也是为此。虽然在来之前她已经独立做了一些筛查，但受困于资金（想想她只是一家地方医院的妇产科主任而已），无法大面积展开。听说乔友林发明了一种新的筛查手段，成本只有过去方法的十分之一，她迫切想学到手。

对于乔友林来说，段仙芝的到来也是意外之喜。当时他们在山西襄垣的筛查已经告一段落，但寻找新的筛查地却困难重重，像段仙芝这样，热情满满主动找上门的地方医生，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成为两人合作的开始。乔友林提供技术，帮助申请资金，也用自己的专家身份为其背书，后者则回到内蒙古大展拳脚。内蒙古浩大，东西横跨2400公里，从东北边的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往中部的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和鄂尔多斯，然后再去延伸到西部的阿拉善盟、乌海和巴彦淖尔，一趟下来，七八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我就从各个旗县开始转了一圈，在（内蒙古）12个盟市、38个城市做，一共筛查了120268个人。”

这份包含12万女性宫颈癌筛查的数据显示，在筛查的所有盟市中，子宫颈细胞检查结果呈阳性——也就是存在宫颈癌病发倾向的结果里，鄂尔多斯的发病率最高，达到9.8762%，每十个鄂尔多斯妇女中，几乎就有一个有癌变的可能。

到这里，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当疫苗出现之后，是在鄂尔多斯首先试行全面接种，“你可以去一下鄂尔多斯。”在手术室外，段仙芝告诉我，后来她的所有努力，都是希望消除家乡的苦难，如今，新的希望终于将消除旧的痛苦。

风暴在她的子宫之中

在鄂尔多斯，乌审旗妇幼保健院院长嘎日格和我坐在一辆下乡的SUV里，我们要前往一户牧民家。乌审旗和准格尔旗都是鄂尔多斯的下辖县，在宫颈癌预防方面，准格尔旗走在了前面，女孩们都接种了疫苗，而乌审旗如今在做的，依然是筛查，找到那些被HPV病毒折磨的女人——但疫苗也快了，就在今年8月，乌审旗的适龄女孩也将获得免费接种的权利。

乌审旗是一个以牧区为主的县城，牧区广阔，牧民之间住得分散，有时一户人与另一户人之间相隔有数十公里。我们从旗保健院出发到达村委会，车已经开了1个多小时，接上村医再前往牧民家，又过了快半小时。车开过一片戈壁滩般的草原，偶尔有羊群和沼泽，牧民家就在草原看不见的深处——但村医都能认路，然后打开又一个用木桩简易制成的围栏，我们来到了牧民家中。

她是一个67岁的母亲。10年前到医院做检查时，她以为只是下体轻微出血，但实际上已经接近宫颈癌早期。她的家位于牧场深处，窗外是一片稀疏的树林，家里的桌上准备好了接待客人的酥油，所有的一切显得很安静。那一年她发现病症时也是如此，而风暴则在她的子宫之中。

乌审旗的牧区深处，一位牧民家窗外的景色

把类似这样有宫颈癌风险的女性一个个找出来，嘎日格已经找了5年。2016年以后，由鄂尔多斯市政府牵头，乔友林和段仙芝合作推动了覆盖全市的“两癌筛查”项目（乳腺癌和宫颈癌），这是一个缜密又野心勃勃的项目，他们决心要为全鄂尔多斯35岁到64岁妇女定期做宫颈癌HPV筛查。

这其中有顶层设计：每一个旗县都有着每年数千人不等的筛查目标，而筛查的数据直通鄂尔多斯市妇幼保健院。

也有更多基层培训的工作：他们希望在当地留下一支“走不了的医疗队”。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苏静记得段仙芝培训基层医生的场景，她对年轻医生的指导会细致到，“把TCT的刷子伸进子宫后，应该顺时针而不是逆时针，刷三到五圈。”

第一年开展筛查时，按嘎日格的话说，坐在保健院里，通过电视台等渠道发布信息出去，县城的一部分妇女就会主动来保健院筛查，筛查数量（一年要筛2640人）很容易达标。往后每增加一年，主动来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就得变着法做宣传，先去机关单位里，给女同志科普宫颈癌，这其实还是好办的。难的是到农村里去，把不同民族、年龄、文化程度的女性召集起来上课。嘎日格说，这不是一份容易的活儿。

但我认为嘎日格其实乐在其中。车开了快一个小时。他就在车上一一给我分享他是怎么准备课件，他将段仙芝等老师给基层医护做科普的ppt拷贝回来，自己改改，思考怎么吸引大家——当然重点就是加图片了，诸如宫颈癌、乳腺癌各种病发阶段的图片，图片触目惊心，让人不适，但他说，这才能抓住学生们的眼球。“基本上只要我能讲开，基本上除非她实在是有事，要不能抓住她的心，她走不了。”

乌审旗的村子里，基层医生为蒙古族妇女进行筛查登记

他喜欢用最通俗直接的方式和一群年迈的母亲们交流，比如解释宫颈癌，他也不解释过多的医学知识，只要告诉她们，“你宫颈这块，不正常了，有病了就变成癌症了，就这么个东西。”

因为本身是蒙古族，他可以在一堂课上同时用蒙汉双语交替给台下的蒙古族和汉族女性讲课。

有的时候，讲课也不是那么奏效。比如讲完课要做筛查了，听课时来了80个人，到做筛查时只剩40个人，最后真正完成的任务可能只有十来二十多个人。很难想象要如何完成一年几千人的筛查任务。有时候听起来这更像一个硬指标和任务。但事实上跟他们走一圈，你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对筛查这件事情发自内心的责任。

在乌审旗，我旁观了一次筛查，就在村里卫生院的几个小诊室里，不到10平米，由于没有充足的照明设施，医生们只能拉开窗帘让太阳光透进来。

来做筛查的妇女不算多，加起来只有20来个。大家把身份证上交登记后，就在门口的大树下聊天乘凉，有的人是抱着孩子过来的。她们一个接一个安静地走进诊室里，小心地爬上躺椅，张开腿，等待医生的检查。那或许是个不太舒适的过程，要用一种叫“窥器”的工具撑开她们的阴道口，随后用钳子把蘸有碘液或醋酸的棉花放在子宫颈处，等待观察颜色变化，对于本身有妇科炎症的妇女，这个过程或许会有些痛感。

这一天对此筛查最恐惧的，或许是一位59岁的蒙古族母亲。活了59年，她几乎从未做过妇科检查，因为语言不通，她与两位汉族医生无法交流太多，显得很安静。或许也有种孤独，她要在未知和不安中，在陌生人面前打开自己的双腿——她双腿夹得紧绷，以至于医生只能用吼的方式让她放松。

溪流入海

宫颈癌的预防可以分为三个级别，你可以将它想象成河流的不同流域。一级是从病因学的角度，用疫苗直接进行预防，这是河流的上游；二级则是从发病学的角度，人群中有人可能受到病毒感染了，及时将她筛查出来，避免病毒持续感染引发癌症病变；三级毫无疑问就是下游了，已经引发癌症，要从治疗的角度将其损害降到最低。包括乔友林和段仙芝在内的专家们很早就知道——往上游去，才能最好地堵住源头的感染。

抵达上游，似乎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像起初乔友林解释的那样，2020年的时候，刚好鄂尔多斯为期5年的两癌筛查项目接近尾声了，他们与当地政府开会时，提到了未来接种疫苗的愿景。同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一个关于消除宫颈癌的行动计划，其中有一则面向所有国家的建议是，为90%的9岁到15岁前的女孩接种HPV疫苗。

但现实的情况是，这条看似自然而然的道路也阻碍重重。早在2020年之前，乔友林已经和许多地方的政府提过接种免费疫苗的可能，但他得到的答案大致都是：我们这儿没有钱。或者为什么有钱的地方不先打？当然他说他此前也没抱过太大的希望，“都是刚好去出差时顺便聊聊。”

乔友林的前同事武燕萍记得一次可能是他最失落的经历：2011年，在HPV疫苗在国内上市前，乔友林从国外募集到20600支HPV四价疫苗，给国内三个偏远卫生服务能力较弱地区的女性接种。但后来的结果是，首批10200支疫苗运抵北京，海关和卫生部都批准了，最后卡在了药监局的审批上，计划没能实现。

后来我向乔友林提起这批转送他国的疫苗，他没有表现失落，而是用数字告诉我，“那个疫苗如果打了到现在就10年了，我就已经有10年的免疫预防经验了。”

转机出现在2020年。

此前一年，关于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HPV疫苗，北京已经传来了积极的信号，包括北京卫健委主任在内的多位政协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呼吁，尽快将适龄女孩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随后国家卫健委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将推动试点先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采用多种筹资模式，逐步开展HPV疫苗免费接种。”这相当于给各地自主进行免费HPV疫苗接种亮了绿灯。

同一年，乔友林在段仙芝的帮助下与鄂尔多斯市的卫健委谈好，最先在鄂尔多斯试点，以市和旗政府共同筹资的方式在鄂尔多斯的各个旗开始免费接种计划。但从市到旗，财政和拨款还有一段路。一方面，每个旗的财政能力不同，另一方面则关乎勇气——谁要是先做了，就是全国第一个免费开打HPV疫苗的地方。这样的局面持续了好几个月，没有一个旗有启动的迹象。时间到了2020年的4月。

最后还是准格尔旗。当时的副县长张银银，一位蒙古族女性，推动了距离终点的最后一步。她拍板决定拨款480万元免费给适龄女孩接种HPV疫苗。

在准格尔旗，张银银主要分管卫生和教育。此前做两癌筛查时，张银银也常常帮他们申请更充足的专项基金。两年前的一次工作报告会上，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的院长吕平谈到了院里的困难——已有的B超机已经很旧了，但购置一台更先进的设备，至少得200多万。他原本不抱希望，但张银银听完后，爽快地批准了这笔钱。他记得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要看长远的效益”。

后来，免费疫苗的承诺很快兑现了。在接下来的2020年，准格尔旗将“关爱女生健康进校园”列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在整个旗设立了27个疫苗接种点。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准格尔旗卫健委工作人员提到，准格尔旗是全国首地以政府名义、政府出资进行宫颈癌疫苗免费接种。

不仅如此，张银银还将免费疫苗原计划覆盖的13-15岁女孩，扩大到了18岁。乔友林告诉我当时他们在那次会议上的一些回忆，“她实际当时的原话是说，我觉得我亏欠她们，我现在才知道这个疫苗那么好，我以前干嘛去了？”

准格尔旗HPV接种启动仪式，左起二、三、五分别为乔友林、张银银和段仙芝

在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的办公室，关于完成率，我最后问起吕平院长，为什么对于上头安排下来的硬指标，基层执行得这么好？

他的回答是，十几年来的大面积筛查，以及最后免费疫苗的推动，顺序并不只是自上而下的任务和指标，同时还有由下而上的推动。许多基层的人是发自内心地想做好这件事情。

打疫苗之前，段仙芝还担心过接种率可能上不去，“我们那时候就担心说，妈妈、老人不认识这个的话，觉得你们就拿我们孩子做实验。”但后来的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头两个月接种率就达到85.4%——这是漫长的努力的结果，专家、医生、基层工作人员持续不懈的科普、筛查，让鄂尔多斯的老百姓们，可能是女儿、妻子、母亲，也可能是儿子、丈夫、父亲，都明白了病毒的存在，和应该如何去抵御。

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室主任赵方辉说：“鄂尔多斯敢做第一个，敢于吃螃蟹，能够率先实现宫颈癌防治的综合策略,迈出了一大步,也给其他地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准格尔旗的第一针之后，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其他城市陆续开始对HPV疫苗的免疫计划作出了响应：

先是厦门市。2020年9月，厦门卫健委决定，在2020-2022年期间为全市适龄在校女生提供二价HPV疫苗，自愿免费接种。

随后是鄂尔多斯市，2021年起为本市户籍13-18岁女性免费接种HPV疫苗；2022年起，为新满13周岁女性群体免费接种。

广东还在进行中。报道称，广东目前也在积极研究适龄女生HPV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且有望成为首个实现HPV疫苗免费全覆盖的省份。

布里斯班的长电话

如果说实现适龄女孩的群体免疫是一段故事的终点，那么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起点，也就是HPV疫苗成为可能的时候。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这个起点离我们并不遥远。刚好30年前，1991年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一对中国夫妇在一个偶然的实验中合成了HPV的蛋白外壳。

这在今天看来，也近乎是一种奇迹。一般而言，制造疫苗抗原的方法是通过DNA复制一个不带毒性的HPV病毒，这是一种常规方法。但HPV病毒的基因太大，难以复制。这成了当时难倒全世界科学家的问题。直到1991年底，分子生物学家周健与其实验助手孙小依，同时也是他的太太。破天荒地绕开了复制DNA这条路径，直接合成了HPV病毒的蛋白质外壳——你可以理解为一枚空心的子弹。进入人体后，它同样可以刺激抗体产生对抗HPV的抗原，为女孩们形成一道保护屏障。

我后来联系上了孙小依，她现在65岁了，是当地的一名眼科医生。在布里斯班的电话那头，她跟我讲起了1991年底的那个奇妙夜晚。当时她和丈夫周健做了好几个月的研究，可那条路似乎没什么头绪，好在周健是一个时常有奇思妙想的人，此路不通就换一条路。那时候孙小依作为助手，专门用好几个笔记本记下这些idea，尽管这里边许多是无用的，常被她嘲笑为“rubbish”——包括这一天晚上的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想法，“把两个蛋白质放在一块合成一个病毒颗粒，你以为是组装玩具吗？”

“为什么不能试一下看嘛。”她记得丈夫轻声反驳，这个突发奇想找不到任何科学依据，但丈夫的语气像一个非得让好奇心成真的孩子。

周健和孙小依都是“文革”后的一代大学生，少年时代失去了好好读书的机会，这让成年后的他们对知识秉持着最纯粹的热情，两人是同学，一起学医，孙小依转向临床，而周建则很快显露出对当时还是新兴的分子生物学的兴趣。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国内时，周健就转向了HPV病毒的研究——大约超过5%的人类癌症源于这种病毒的感染。周健被这种病毒的狡猾所吸引：别的病毒可以在体外合成，培养出病毒的样本，但HPV病毒入侵人体后，自动整合到宿主的细胞中，成为人体DNA的一部分，它还可以隐藏起来，直到宿主免疫低的时候才开始繁殖。

“他说我要一直专注HPV的研究，我工资高低没关系，在什么地方没关系，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病毒搞清楚了。这么小小的、古老的一个病毒为什么会那么聪明。”在越洋电话里，回忆至此，孙小依笑了起来，她说丈夫有着一颗童心，她还记得他不服气的口吻，“比我都聪明。”

1988年，周健和孙小依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病毒和癌症研究，那时候孙小依已经是丈夫的助手，他们常常跑去农场，从奶牛的体内割下乳头瘤病毒，这是对HPV研究的基础，两年后他们受邀前往澳洲昆士兰大学，那时他们的实验室被分在厕所的隔壁。但周健并不在乎，只关心他的病毒，直到那个奇妙的夜晚突然到来。

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传奇，天真的想法成了真。一年之后，这对夫妇站在了西雅图的一个国际免疫学大会上向科学界公布这个消息，会场上一半的专家祝贺他们，一半的专家骂他们是骗子；三年之后，默克公司从他们所在的昆士兰大学购得专利，开始启动HPV疫苗的临床试验；八年之后，当临床试验还在进行中，周健在一次回国访学时，因过度疲劳感染休克性病毒，突然离开了世界；十五年之后，一位澳大利亚女孩接种了全世界第一支HPV疫苗；二十七年后，澳洲科学家预计宫颈癌将是从澳大利亚的土地上消失的第一种癌症。

2015年，因为在宫颈癌疫苗的研究中做出的突破性贡献，周健与另一位合作者被授予了欧洲发明奖。

到现在刚好30年了。事实上，尽管一直惦念着HPV疫苗的推动，但长年居住在国外，孙小依也是第一次听说在鄂尔多斯，HPV疫苗开始免费为适龄女孩接种。她在第一次发给我的邮件里写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眼科医生，没有什么高瞻远瞩，而且不太真正了解国内情况，对当下国内推广HPV疫苗没有多少见解，会让您失望的。希諒。只是2006年澳大利亚等上百个国家开始用疫苗了，我们的祖国没用上，我心急如焚。千方百计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推进。甚至在2015年欧洲发明颁奖仪式上，我有一个短短的获奖感言，我发自内心呼吁祖国人民早日用上HPV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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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乔友林在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宫颈癌会议，第一次见到了孙小依，才知道原来成功提取病毒蛋白后，周健和孙小依的成果并没有在国内引起重视，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被遗忘了。

2006年，当HPV疫苗首次出现时，孙小依去打了疫苗，那时她已经五十岁，早已超出建议年龄。她知道保护效果不会太好，但这是她亲手合成的两个蛋白的产物，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了。那时，她就想，如果祖国的同胞，也能打上疫苗该有多好。

这二十年，孙小依说自己的脑海中常有一个画面，“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朝我走来，在很热闹的街道上，然后姐姐妹妹这样手搀着手走，如果没有疫苗的话，可能现在这两个女孩就不存在了，就会少掉很多人。如果说疫苗早一点用，二十年以后在街道上，就会有更多的人（让）我碰到了，我心里是这样在想。”

二十年后，经过漫长的曲折的努力，这一切终于成为现实。在准格尔旗的世纪中学，我见到了两个高二女孩，她们一个高，一个矮，也像是姐姐妹妹。她们不认识乔友林，不知道段仙芝，更没听说过周健夫妇，去年夏天打上的疫苗，对她们不过是一件暑假里的不起眼的小事儿了。时间差不多了，她们该去上晚自习啦。（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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