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丨明治维新前日本识字率高达40%?此说不可信

问:求教编辑,很多文章在比较清末改革与明治维新时,都提到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民众的识字率已经高达40%,请问这是真的吗?

文 | 谌旭彬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高达40%”,是一个在中文知识界流传了许多年的神话。

如下图所示,“江户末期男子的识字率是40%~50%、女子是15%。武士及农村的村长之类的干部几乎100%识字,城市商人识字率也达到80%以上”——这样的说法,不止见于通俗类历史读物,也常被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所引用。

图:某学术著作谈及明治前夕日本平民识字率神话,其注释引用,显示该神话在中文学术界颇有市场。

还有更神话的说法。如下图所示,某些学术文章甚至认为,“江户幕府末期,日本民众的识字率高达60%~70%,而彼时的欧洲只有20%~60%,法国则不到10%”

图:某讨论日本“国民性”的学术论文,关于江户幕府时代日本民众识字率的表述。

进而,许多文章在比较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时,常常会特意强调“早在明治维新前,日本民众的识字率就远高于中国,……”,将之视为造成中日两国近代史走向大不相同的重要因素。

中文知识界之所以会流传这样的日本神话,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部分日本学者也说过相似的内容。

比如,北冈伸一在《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中曾这样写道:

“在江户初期,识字对武士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在江户后半期,不识字的武士就是例外了。据说识字者的比例,即识字率(literacy)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为40%~60%;成年女子为10%~20%。这在传统社会是惊人的高水准,即使在现在,在此水准以下的国家也为数不少。由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各种效果,其一就是文书行政成为可能。一旦识字率超过10%,通过文书复杂有效地传递内容,就成为可能。”①

“据说”二字,显示北冈伸一并未考据过上述数据的真实性。事实上,江户时代没有留下民众识字率方面的调查。

图:俄国船长戈洛夫宁《日本幽囚记》(1816年首次刊行),书中称日本人均可读写。西方人的这种直观印象,是神话的开端。

第二个原因,是对“识字率”这个概念存在误解。

尽管江户时代并未留下民众识字率方面的调查,但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可以参考。比如,日本教育学者八锹友广曾在《十九世纪的识字率调查》一书中,得出研究结论:日本6岁以上儿童,能写自己姓名者,男性约为89%,女性约为39%,能写自己的姓名和村名者,约为63.7%,能够记账者约为22.5%,能够写普通信件者约为6.8%,能够写普通公文者约为3.0%。

中文知识界在转述八锹友广的研究结论时,常对写姓名与村名、能够记账、能够写信、能够写公文这几个层次不加区分,而笼统称之为“识字率”,自然就会造成一种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识字率很高”的错觉。比如某学术著作如此写道:

“江户末期,日本老百姓的识字率普遍得到提升。男子约40%以上,女子约10%都接受过家庭以外的教育。日本教育学者八锹友广的《十九世纪的识字率调查》中对6岁儿童的识字率做了统计,结果显示滋贺县识字率高达75% (男子约为90%,女子约为40-50%),冈山县的识字率近60%(男子约为70%,女子约为60%)。平民阶层的识字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②

如果对上文中的“识字率”有所注明,指出其统计标准始于能够认识和书写自己的姓名、村名,自然也就不难意识到,那些高识字率,其实相当平常,完全是低标准所致。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平民接受教育的主要机构是“寺子屋”。寺子屋早期由寺院开办,以庶民子弟为教育对象,江户末期那些破落武士、浪人等开设的针对庶民的教育机构,也被称作寺子屋。据统计,江户末期日本全国共有约15000~20000所寺子屋。

这些寺子屋,主要教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比如,流行甚广的寺子屋教材《商卖往来》中,收录了361个词语,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词汇65个(商人心得32个、贸易用语16个、贸易记录9个、货币8个),商业名称211个(被服73个、食品23个、家具杂物70个、药材香料45个),与商业有关的词语共计276个,占到了总词数77%左右。另一种供农村民众使用的教材《农文往来》,则主要收录农家书信中经常使用的单词、短句和短文。③

这种教育自然是浅显的,完全以日常实用为目标。明治十四年(1881年)的一份调查统计显示,长野县常盘村882名满15岁以上的男人,能写名字为76%,能写信为4%,能读懂告示为1%。从写姓名到写信、读懂告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断崖式的下跌。若以前者为“识字率标准”,数据自然会很好看,但也很容易造成错觉——毕竟,在现代日常语境里,说一个人“识字”,往往等同于认为这个人拥有写信之类的基本文字表达能力。④

比较符合常识的数据,可以参考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的《日本教育的现代化》一书中的说法:

“自十八世纪以来,在全国,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建立了寺子屋。根据不完全了解的情况看,在德川时期末期,估计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平民多少识了点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寺子屋受过教育。”⑤

图:江户末期,日本寺子屋也常常招收女学生。

其实,若以相同的标准,来考察晚清中国的“民众识字率”,也可以得出相似的好看数据。

比如,美国清史学者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中的研究认为:

“来自19世纪中后期的信息显示,在中国,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这一群体,既包括那些具备充分的识字能力的精英阶层成员,也包括处于与其相对的另一端的人士,即那些只认识数百字的人们。粗略地说,几乎平均每个家庭就有一位识字之人。”⑥

罗友枝把识字能力区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完全识字能力”(full literacy),另一种叫做“功能性识字能力”(functional literacy)。前者致力于学习儒家经典,后者致力于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认读书写能力。罗友枝将“识字率”的标准放宽至“那些只认识数百字的人们”,于是就得出了晚清中国“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这样的结论

在罗友枝之前,金陵大学教授、美国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 ,也曾利用1933年全国性的中国乡村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在1930年代,中国男性“稍受教育者”约为45.2%,女性约为2.2%;中国男性识字者约为30.3%,女性约为1.2%。卜凯亲自在安徽芜湖附近农村调查了102家农户共计512人,结论是“已受教育者占百分之四十四”。在卜凯之前,1924年冬~1925年春,李景汉调查了北京的1000名人力车夫,能够阅读白话报者为333人,无力阅读白话报者为667人。⑧

图:金陵大学教授卜凯(John Lossing Buck)

这种低标准下的“高识字率”,主要得益于清末遍布城乡的私塾。

乾隆时期,曾有地方官估计认为,中等县城乡蒙馆的数量一般在200所左右。1905年废除科举改良私塾,部分地区曾留下私塾数量的统计,如1905年浙江嘉兴有蒙馆“一百数十处”,1907年杭州城内外有私塾203处(次年的数据增至280余处),1908年安徽绩溪县有私塾328所;1909年,河南省上报称,该省南阳、汝宁、光州三府分别改良私塾1547、2004、3284所。⑨

私塾数量上的繁荣,对应着收费的低廉。齐如山在直隶高阳县村塾读书,“花钱都极少,每一学生,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舒新城在湖南溆浦入塾就读,学费也不算高,自称“据母亲说,当时只费了她三个半天的功夫,到秋末的棉田摘野棉花,就把我千二百文一年的学费换得了”。⑩

同时,与幕府时代的日本教育可以区分为藩校(贵族与武士,教授如何做统治阶层的合格一员)与寺子屋(平民,教授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内容)相似,清末的私塾,也可以区分为“短学”(贫寒子弟,学习写字、记账等基本技能)与“长学”(富家子弟,学习四书五经以走科举之道)。私塾费用本就低廉,“短学”相对于“长学”又要更为低廉。于是,这些“短学”在平民教育中,起到了与日本的“寺子屋”相似的作用。

自然,若使用相同的低标准(比如能写自己的姓名或简单记账),晚清的中国可以有“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也可以“民众识字率高达40%”。前者不会使人惊讶,后者也不值得过度分析,更不必将其上升至中日两国“国民性不同”的高度。

尊重常识,远离神话,才能看清历史的本相。

(完)

①北冈伸一/著;王保田、权晓菁、梁作丽、李健雄/译,《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9页。

②汤丽,《日本近世平民女性的地位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第140页。

③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博士论文。

④矶田道史,《江户时代那些人和那些事》。转引自:李长声,《昼行灯闲话》,译林出版社,2015,第128页。

⑤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编、张渭城/译,《日本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第19页。

⑥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ation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1979,P.140.转引自: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43页。

⑦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⑧徐锡龄,《中国之文盲问题》。

⑨左松涛,《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武汉出版社,2011,第8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