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日本人的国民性改造是怎么彻底完成的?

撰文/张宏杰

1853年7月的黑船来航事件,开启了日本近代化的历程。

然而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近代化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1]。虽然经过自由民权运动,日本的政治结构也没有彻底近代化,尽管日本一度曾经出现过非常高的言论自由度和多党竞选制度,但是“帝国议会”没有权力控制军队和内阁,对行政权没有制约,对军队没有任何插足的权力。

积累起来的外交屈辱和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让近代日本把自己的国家战略核心确定为“富国强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近代日本致力于国家意识的唤醒和民族主义的培养,但其目的是为了“国家崛起”这个具体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日本统治阶层甚至有意识地压制日本人由臣民到公民的转变过程。因为一个“顺民社会”显然比一个“公民社会”更有利达成国家的集体主义目标。【2】

因此明治天皇于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宣称“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这表明了明治政府为了建立顺民社会,转而向传统伦理价值寻求资源,因为只有传统的孔孟之道才能支持民众无条件为国家的强大而压制自我甚至自我牺牲。明治政府还把“等级式集团主义”作为“和魂”的重要内容加以弘扬,通过神化天皇把人们置于一种宗教式狂热状态。田雪梅说:“它蹂躏了正在成长中的近代教育与独立自主精神,其实行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和作用之大,难以言表。”

甲午战争的胜利,更刺激着日本精英阶层的扩张意识,强国的目标进一步压倒了强民。1885年10月出版的东海散士柴四郎所著的《佳人之奇遇》中说的:“方今燃眉之急,与其内伸十尺之自由,毋宁外张一尺之国权。”而随之而来的日俄战争的胜利,更是让日本人陷入了对军国主义的迷信当中。就连反对“权力偏重”、主张民众“独立自尊”福泽谕吉也从强调民权转为强调国权,甚至为了强化国权,宣称可以停止扩大民权。他写了《通俗国权论》,大力鼓吹对外扩张。他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 [3]。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不再对儒学大加批判,转而提倡“官民调和”,甚至提出带有浓重儒学色彩的“报国尽忠”,要求人民从属于天皇制国家的利益,说什么“我帝室乃收揽日本人民精神的中心”;什么“日本国民道德标准,以报国尽忠最为适合”,日本应当“争雄东亚”,“永为东方魁首盟主”。[4]

公民意识培养的中断,与狂热的民族主义兴起,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变成军国主义分子,连福泽谕吉都成了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他宣称,在中国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使日本国得以满足” “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目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5]

一些日本人甚至开始提倡国粹主义,他们批判对西洋的崇拜,批评日本人“一度陷入支那崇拜热,再度患上西洋崇拜病。”他们认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证明,日本已经超过西方,“经过日清日俄两役,渐渐恢复健康。”[6]更有甚者,则彻底否认了明治维新以来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说“国家单单外表上进步,国民的实质没有相伴,道德标准被打破,国民的精神被惑乱”。

他们认为日本人已经可以结束对欧美的学习和追随,因为日本已经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走的路,学完了西方所有的东西,接下来日本要勇敢地创造自己的世纪,为世界指明新的方向。当然,这新的方向,要建立在传统的日本价值观上,也就是“我国民三千年来身体力行圣人之名教,……我大日本国民的道德在忠孝节义。” [7]他们开始赤裸裸地鼓吹战争,将世界史归结为战争史,呼吁日本人为实现“肇国大业”而献身,要“身心一致”地“与天地同时愤怒”,在战争中净化灵魂。他们鼓吹“日本民族至上主义倾向”,他们认定,日本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相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要基于所谓“八綋一宇”的理念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也就是说,日本要成为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要追随日本,让日本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要“创造新的世界性的日本文化”, “树立新的世界史之原理”。

1937年日本政府文部省向全国学校颁发了“国体之本义”的指南,将日本的社会及意识形态危机归结于西方思想,强调以“服务天皇”为社会生活及道德原则,取代西方思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文部省又颁布爱国主义教育大纲《臣民之道》,这个大纲开宗明义地告诉日本人,日本有其特色,与世界多数国家的不同,因为天皇制是日本的国本。

它把近代世界划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它们“信奉弱肉强食,无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励物质主义,刺激对殖民地的竞争和对贸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争斗和流血的地狱。”

而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念是集体主义,崇尚家族血缘关系,以“和谐”为本。“家国”一体,“国家”一脉,而不承认和鼓励个人主义。

《臣民之道》说现存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建立在个人本位之上的丛林法则规定的,是“霸道”,而“日本的使命”是要行“王道”,把自己文化中“家国一体”的美德引入国际社会,建立以“德治”为本的“国际新秩序”,从日本一国的“和谐”达到天下的“和谐”。

大纲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日本在追求国家富强的同时,让各种不良的西方文化观念涌入,削弱了国本。现在必须肃清西方思想,维护国体。

军方人士还号召要大力肃清西方思想对日本的渗透:“我们必须首先抛弃美国心、英国心,清除这一切洋夷思想,回归于‘大和心’。此乃当务之急”。

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拒绝了现代社会“公民”的概念,大力弘扬“臣民”身份,每个人都是“皇国血缘”的一分子,他们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小辈与长辈之间的孝顺和慈爱。[8]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存在一个“国民不在”或者说“国民缺席”的时代[9]。“没有自主的国民,民众就无法从内部产生出对体制和文化的质疑乃至反抗力量,只能形成对它的绝对服从”[10]。正因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参加军队的日本人仅仅只有38人,而同期的美国由于“良心的兵役拒绝”而选择牢狱之路的美国人有16000人,英国人则高达59000人,从而使天皇制国家无法从内部被颠覆[11]。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臣民”身份认同上的“皇民”意识,诱使很多日本人丧失了独立思考,沦为军国主义的炮灰。

公民意识发育不完全,对国家对民众都是悲剧。天道好还,世界自有其定理,狂热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惨败。日本人不但失去了第二次大战前期的一切收获,也失去了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战争的几乎所有成果。日本本土被炸成焦土。廖季威回忆说:“我初到日本时,看见来往的日本人,男的都一付垂头沮丧的样子看见盟国的军官,都很自卑地不敢正视。日本妇女一般是低头小碎步往前走的同时,或向我们俯首鞠躬,以示尊敬。”“一般做工劳动的日本人在用午餐时,就是几个土豆或一点红薯充饥而已。因此,很多人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是长期未能食饱的缘故。”[12]

没长成的谷子注定不能收获,自己不能完成的,需要由他人帮助完成。日本人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是美军占领的结果。

美军占领日本后,为了彻底熄灭日本“军国主义”的烈火,大力推行“民主化”改革,对日本政治进行了全面改造。美国主导制定了日本新宪法,根本改变了旧宪法下国会、行政、司法都从属于天皇的性质,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标志着日本政治制度终于彻底现代化。美国按照自己的联邦体制,帮助日本初步实行了地方自治,地方的长官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地方设有议会,拥有审核财政的大权,这对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产生了严重地打击。在美国占领军总部的干预下,日本政府还释放了政治犯和思想犯;开放了工人运动,通过了《工会法》,修改了《选举法》,首次给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46年1月8日,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所制订了题为“日本人再定位”的文件。文件中指出日本民族是一个有着传统封建主义观念的民族,尚武、屈从权威,有着强烈的种族意识和排外情绪。有鉴于此,美国占领军总部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指令,有计划地对日本人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美国人废除了日本旧有的控制新闻、出版、阅览、言论自由的旧法令,打开了言论自由的大门。占领军当局还从一切教材中删除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内容,进行议会民主和基本人权教育;允许教职员和学生自由讨论有关政治、宗教、公民自由等问题;全面禁止传授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停止讲授含有浓重传统意识的“修身”课程和民族主义意识的日本历史地理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强调追求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效仿美式的以个人为主的价值观。[13]

这些改革深入到日本文化的深层,对日本国民的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日本人称美军占领对于日本是“第二次开国”。日本人至此才彻底认识到公民意识缺失对国家命运的影响,茅原廉太郎说,日本人没有确立自我,没有建立起平等意识,只有片面的国家观念而不具备社会观念,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很容易被军国主义动员。

日本人现代化的目标经过巨大挫折才真正实现。事实证明,后发国家民众的头脑现代化,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总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的一般规律,都是由这个国家的知识阶层或者说精英阶层睁眼看世界,然后将新的观念传导给整个社会,在整个社会由上层到中层再到底层完成层层传导,转型才算彻底实现。

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几乎在各个层次间都出现严重的传导不畅。与日本相比,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启蒙遭遇了两个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精英阶层很难客观地看世界。比如走出国门的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将他的所见所思写成书向国人汇报,却因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反对而遭遇毁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日本文化是月亮性格,自古以来就习惯于吸收外部能量。中国文化是太阳性格,一直以来是中国向外传播文化,很难承认其他文化高于本国文化,因此精英阶层这个沙土层始终没有完全浸透。

第二个瓶颈是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传导不畅,缺乏自由民权运动这样的“翻土”行动,底层民众这个厚厚的粘土层始终没有突破。也就是说,人的头脑现代化进程基本上停留在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因此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表现出超强的恒定性。

参考文献:

[1] 杨鹏飞:《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文明 十六至十九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与社会变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3页。

[2]田雪梅:《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从明治到大正》,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3] 转引自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4] 转引自王凌皓:《中日近代道德教育理念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5]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6] 远藤隆吉:《日本我》,转引自杨宁一:《了解日本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7] 远藤隆吉:《日本我》,转引自杨宁一:《了解日本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8] 以上六自然段主要参考程映虹:《日本法西斯主义是怎样炼成的》,http://www.sohu.com/a/9590204_114825

[9] 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 1868-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10] 向卿:《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1] 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 1868-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60页。

[12] 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 抗日战争卷 (中卷) 血肉长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2页。

[13] 于利民:《浅淡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现代化》,《决策与信息》,2015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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