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煽动仇恨的威力,极端媒体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作用

  多学者表示,这些媒体并非屠杀的真正指挥塔,但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极端媒体促进了大屠杀的进程。

  撰文/马立明,评论员,政治学博士

  25年前的今天,1994年4月6日,一道火光闪过基加利上空,一架飞机被飞弹击中而坠落。这架飞机是卢旺达总统、来自胡图族的哈比亚利马纳(Habyarimana)乘坐的专机,卢旺达在这一刻失去了总统。当天晚上,仇恨的声音从收音机中传来:“拿起你的长矛、棍棒、枪支、长剑、石头,无论什么,对着你的敌人,那些与民主为敌的爬虫,削他们,砍他们,让他们明白你们可以保卫自己”。第二天,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大屠杀就此拉开帷幕,占卢旺达人口20%的图西平民就成为胡图族人复仇的对象。

  一

  有一个视角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事件爆发之前,这个社会已经出现畸变。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曾经曾在《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中讲述:在军火库点火就会引起爆炸,可见问题未必在“点火”本身,而是社会本身就已经在如同军火库的“危险区域”之中。卢旺达其实早就是一个火药库,它被一种危险的话语所笼罩。

  社会学家奥斯丁(Austin)说过,“话语”本身会行动,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具有极强的形塑作用。仇恨话语往往形塑成极端的情境。在1959年的卢旺达革命中,胡图族人主掌权力,大量图西族被剥夺财产与土地。部分图西人留守国内,成为二等公民;而部分图西人则流亡海外,成为了冲击政权的游击力量。1964年3月,时任卢旺达总统的卡伊班达(Grègoire Kayibanda)公开谴责流亡图西人是“蟑螂”,如果他们继续袭扰,图西族(包括国内的)灭绝得更快。这句话是危险叙事的开端,因为这意味着在胡图政权眼里,国内图西人都是流亡图西人的潜在帮凶,是不确定因素。从卢旺达建国后,就开始对图西人实行高压统治,图西人不仅无缘政府公职,还被限制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机会。由此,“胡图族至上”的叙事得到了巩固,国家电台、报刊将其作为国家意志而不断宣传,并形成了深刻的历史记忆。

  卢旺达的大屠杀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并非某个机构、某个个体的暴力行为,而是全民集体动员。胡图人悄悄把“保卫民主”与“胡图人至上”画上等号,这为种族压迫制造了合法性。随着周边国际局势的紧张、国内人口压力的增大及经济问题的出现,“胡图人至上”话语慢慢变成了对图西人的污名化。从《康古拉报》开始,带有针对图西人的仇恨话语开始出现,诸如“消灭蟑螂”等措辞开始密集出现在报端。对图西人的诋毁从暗语游戏逐渐升至台面,甚至开始与暴力符号联系在一起。在1993年的一期《康古拉报》的头版,就标有如此的标题:“有什么办法可以永远解决蟑螂?”标题的下面,是砍刀的照片。

  《康古拉报》尽管只有1500-3000的发行量,且是半月刊,影响力有限。但有学者分析,《康古拉报》的内容很可能影响到RTLM电台的编辑和主持人。RTLM,才是极端话语的集大成者,为整个大屠杀行动积累了充分的话语军火。

  最开始,卢旺达RTLM电台以“聊天与歌唱”的方式获得了听众的好感。不同于其他电台严肃生硬的播报,RTLM电台开展了点歌、连线聊天等节目。RTLM的记者还会邀请过路人来电台参加节目。英国学者米切尔表示,“它以流行音乐与穿插其间的粗俗玩笑、戏谑、笑声、个人表达、长篇访谈和热线电话来取悦观众,而且通常不用法语,而是采用街头俚语和卢旺达本地语言。”如果要做比较,RTLM相当于一次“以听众为本”的媒体革命,在短时间内成为收听率最高的频道。RTLM电台的仇恨话语一开始还遮遮掩掩,仅仅是播放歌手西蒙·比金迪(Simon Bikindi)的歌曲,这些歌曲一度被认为充满了胡图人至上主义。后来,在很多嘉宾评论中,对图西人的嘲笑、讽刺、挖苦与咒骂,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最终,RTLM变成仇恨话语的集大成者。玛丽·基马尼(Mary Kimani)对RTLM的广播文本及主持人、嘉宾的仇恨话语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工作,非常细致地量化了极端话语的系列数据及频次。在播出一年多来,RTLM 出现的反图西话语达到1000多次。

  “两个致命的还击”,在RTLM的广播中多次出现。这句话来自极端政客穆盖瑟拉(Mugesera),他曾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说,“在我们的运动中,福音已经改变。如果有人给你一记耳光,那就要还击他两个,而且是两个致命的还击。”这句话的所指,很明显是图西人。在90年代初期,由海外流亡图西人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开始在乌干达的支持下向卢旺达政府发起挑战。国内胡图人对“图西人复辟”充满恐惧,但更关键的是,这种恐惧被当局利用了。以暴易暴、先发制人等手段,在胡图人看来已经不再是非法的;可见,在大屠杀开始前,国内的高压已经形成。反图西人的话语与“保卫民主”联系起来。

  二

  总统遇袭后,卢旺达临时政府开始与爱国阵线及乌干达军队进行交火。但讽刺的是,对外战争打打停停,但国家内部则卷入更为大型的杀戮之中。

  一手拿着收音机,一手拿着砍刀。这是西方记者看到的胡图族青年的形象。这是“话语+行动”的组合,话语指挥行动,而行动呼应话语。处于松散村落结构的卢旺达人,此刻在现代组织的统筹下如机械般行动起来:媒体、民兵、官僚机构等,开始冷酷地运作,全国变成一架杀戮工厂。

  在屠杀开始之时,RTLM开始进行发出更残暴的声音:

  “每个人都加入战争,去反抗外国人、恐怖主义者和坏家伙们。”

  “政府和军队中那些活跃分子和做实事的人名头都很响,并且也都获得了实际的奖励;而那些‘消极怠工者’则一无所有。谁要在这个时期恰好生病了,那可真不是时候。”

  “坟墓已经填了一半,谁来把它填满?”

  ……

  这些话语都出自RTLM主持人与评论员之口,成为屠杀的动力来源。

  RTLM电台在当时被称为“砍刀电台”,更大的原因是它在大屠杀期间成为杀人行动指南。借着作为新闻机构的优势,RTLM的主持人经常在节目中发布杀戮信息。比如说,RTLM电台曾告诉听众有一辆红色货车“载满了帮凶”,并将其车牌号公诸于众,一车人很快被杀个精光。RTLM会不定时地公布一些车牌号码,其中有公交车和救护车,这些车上的人基本上难逃一劫,哪怕他们只是医护人员。RTML电台公布只要公布图西人的所在地,附近范围都会成为杀戮现场。由于电台提供的信息很容易被误解,听错车牌、找错门牌的情况并不少见,导致一些民众被莫名其妙地砍死。

  号召围攻教堂,也是RTLM煽动的结果。RTLM 电台怀疑教堂与卢旺达爱国阵线有秘密关联。播音员瓦莱丽·伯麦里基(Valerie Bemeriki)就曾在广播中指责神职人员:“为什么原本盛放圣餐的地方如今却堆满了军火?”其实教堂并不是藏军火的地方,而是大量图西人的避难所。就这样,以“保卫民主”之名,教堂成为大规模杀戮的场所。

  三

  媒体只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来,卢旺达的媒体主要承担宣传功能,用以塑造全民认同。但在进入80年代后期,卢旺达政府日益激进化,由总统夫人参与筹备的胡图人激进组织获得更多权力,进一步把控局势。政府的日益激进化,在一些具体措施中看得出来:对图西人权力的进一步限制;对民兵力量的加强;在学校中有意进行民族身份区分;对“胡图人至上”的意识形态更多的纵容……

  媒体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政府的变化。官办媒体小心翼翼地跟随着政府的脚步,拿捏着报道的分寸。但也有学者指出,在1990-1993年之间,官方媒体之间也秘密展开了排挤温和派记者与编辑的行动,大量带有激进色彩的胡图族青年员工走上一线。《康古拉报》激进的发言并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相反,鼓励了其他媒体进行激进民族主义的话语尝试。其中走得最远的,就是RTLM电台。

  很多学者表示,这些媒体并非屠杀的真正指挥塔,但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极端媒体促进了大屠杀的进程。在集体暴行的背后,来自RTLM电台的声音时刻萦绕,或是煽动,或是鼓励,或是提示图西人的方位。媒体发明了全新的叙事体系,为暴行提供合法性辩护。建国后的卢旺达虽然落后,但依然是有一定法制化的社会;大部分卢旺达人都信基督教,对暴力也不热衷。极端媒体的任务就是,以浪漫化的语言来描述杀戮过程,并通过话语模式的变化,让其完成“自我说服”,克服对暴力的不适感。鲍曼指出,在奥斯维辛中,“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等词汇被艾希曼等职员采用,用以取代了血腥词汇。在屠杀开始之前,RTLM的评论员们开展了“制造话语的竞赛”,不断推出仇视图西的新话语、新修辞、新表述,为杀戮狂欢输送话语军火:比如“砍树”、“清算”、“消灭蟑螂”、“完成工作量”,有的话语甚至还将这一行为上升为爱国层面,比如“保卫国家”、“捍卫民主”、“为总统报仇”等。就连在教堂的杀戮,都带有了暴力仪式的色彩。心理学家米格拉姆曾提出过“替代性良知”的概念,即是:原有的良知被阻挡了,从而生产出带有替代性的“新良知”,后者与暴行本身完美拼接,从而令施暴者获得了良心上的自洽。这个“替代性良知”的获得,就是来自于全新的话语建构——它粉碎了旧词,发明了新词,将杀戮行为偷换为保护国家的一种必要手段。

  在战后的联合国卢旺达法庭上,RTLM的Ferdinand Nahimana, Jean-Bosco Barayagwiza,《康古拉报》的Hassan Ngeze——的审判已经完成,均被判2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尽管这宗案子涉及新闻界自由的尺度问题,但美国检察官拉普先生告诫:不要拿言论自由来作为幌子。即使在美国,“如果利用媒体下令袭击,那也不会受到保护。”

  四

  同年7月,爱国阵线与乌干达军队击败了卢旺达政府,胡图人因为害怕被报复,又开始四处逃窜,从而出现了大量的难民:作为杀人者的他们,后来又变成需要救助者。直到联合国的介入,才终结了危机。

  卢旺达大屠杀并不是一次“野蛮的返祖运动”,而是一次有策划但最终失控的国家暴力。它来自低级的宣传话语策划、来自政府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来自于对种族问题的纵容和漠视。总体而言,它是失败国家的一次失败实验,一次试图激起民族主义浪潮以对抗国外势力却造成国内屠杀的糟糕案例。

  有启发性的是,如果一个社会处于“危险区域”,那么出现不可控因素则是迟早的事。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塑造一种情境,并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加固、排异,直接“渗透”入公众的生活之中。极端情境往往是社会暴力的土壤。冲突的逻辑成为社会个体的主导思想,同时为暴力行为提供合法性,部分人甚至会热衷于使用暴力。媒体塑造极端情境也是危险的行为,这意味着大规模的社会暴力成为必然到来之物。纵观20世纪的很多大规模人道主义悲剧,比如德国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柬埔寨红色高棉的“社会净化运动”中,都存在着特殊情境。

  另一个启发是,极端媒体很可能被舆情“反噬”,面临“停不下来”的问题。24小时播放的RTLM电台为了维系影响力,不断轰出刺激性言论。根据Nahimana的供词,RTLM之所以发布屠戮指示,一是政府极端势力授意,让电台成为民兵的“联络站”。二是听众已经陷入狂热,极其需要这些信息。狂热的社会情绪、尤其是部分极端胡图主义者的拥戴,也令RTLM的编辑与主持人产生误判,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效忠政府和国家。

  撰写《卢旺达危机——大屠杀史》的普吕尼耶,强调“卢旺达大屠杀事件是一个绝望的故事”,因为“杀人者与被杀者都在绝望之中”。大屠杀并非是非理性的结果,它符合理性,它的步步推进,都是工具理性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政府塑造的极端情境,必须最后获得一个突破口:仇恨的叙事最终以仇恨的方式落实。不过,走过那段血腥的岁月,粉碎了种族主义叙事之后的卢旺达,也成功地走上了和解之路。谁也不能再以“民主”之名,进行种族压迫。这从另一个角度上证明,合理的叙事对一个国家而言,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