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影像|红灯区的华人金牌中介 年近六十踏足日本政界

李小牧在深夜的街头。

从歌舞伎町走进政界,参选、落败,再参选,李小牧还是那个面带笑意,自信和狡黠的样子。

撰文 | 沙丘

编辑 | 韩萌

过去4年,李小牧像古代日本一名远征的士兵。头发锃亮,西装笔挺,常常在腰间挂一个扩音器,骑着自行车,后座绑着自己海报,穿梭在东京新宿区的街头。

这场远征源于一次失败。2015年,他高调宣布参选新宿区议员,结果以差规定选票将近400张的票数,落败。

他参选、落败,再参选。从歌舞伎町“案内人”(日语的意思是“引路人”)。变成“政治家”的故事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其中也包括纪录片导演邢菲。她用半年多时间跟拍李小牧仓促而琐碎的竞选生活,完成了纪录片《我要参选》。

纪录片《我要参选》海报。

纪录片中,站在街头派发竞选传单的李小牧,仿佛回到过去向游客发纸巾、站街拉客的时光。回忆漂泊人生,心酸与荣光并存,他感慨万千。27岁时,他只身前往日本求学,27年后他想通过从政改变在日外国人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的生存现状,中间则是一份珍贵的海外华人生存传奇——洋溢着激情浪漫,又充满迷茫和无奈。

歌舞伎町的华人“明星”

“几位先生,第一次来这里玩吗?”

“我知道这里有几家还不错的店,可以带您去啊?”

每次接受媒体采访,李小牧总是要带记者们到歌舞伎町,向他们介绍曾经工作过的风俗店,还要演示一下当年做“案内人”的工作状态。他一边低头鞠躬,一边将纸巾递给往来的游客,过程中不断地试探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寻找服务。

李小牧在演示当年做“案内人”的工作状态。

歌舞伎町位于日本东京新宿东口,是亚洲有名的“红灯区”和“欢乐街”。在这块大约0.5平方公里的地盘上拥有五千多家店,酒吧、电玩城、歌舞厅、风俗店鳞次栉比。犹如众多以此为背景的电影,金钱与权力在这里交织,轮番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残酷的情色故事。

李小牧作为“案内人”,苦心经营二十多年,已然成为歌舞伎町的一张“名片”。如今,他早已不从事相关工作了,但只要提起他的名字,不仅“牛郎”“织女”(日本娱乐场所中从事服务的人)对他尊敬有加,连地头蛇也会礼让三分。纪录片中,他走在歌舞伎町,像是一位“明星”,不停有人给他鞠躬、打招呼,找他合影签名。

他在歌舞伎町最繁华的地段经营着一家湖南菜馆,红底白字的招牌看起来与周围性感诱惑的海报和店名有些格格不入。他没事总会待在店里,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有一份体面工作,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店是他刚来日本时的梦想,但那时是不敢想象的。

李小牧在自己的湖南菜馆。

彼时的1988年,在深圳打工多年的他,为了当设计师,决定自费到日本留学。他选择在新宿区一所服装设计学校就读,学制四年。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很快就把他的积蓄消耗完了。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到附近的歌舞伎町打零工,但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去干些脏活累活。

他曾将这段痛苦的经历写在自己的书里。“我起早贪黑,不是在别人的体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劳作,就是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要么则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家具从此地搬到彼地。”

李小牧在回忆当年做“案内人”的工作。

不久之后,他发现日本情色产业辐射下的风俗店有很多种,提供不一样的服务,而且各有各的规矩。很多游客不了解这些情况,所以游客与风俗店之间需要“案内人”进行沟通、连接。“案内人”负责根据客人需求,带他们到合适的风俗店,并解释清楚规矩,从中获取游客的小费和店家的回扣。

头脑灵活、擅长社交的李小牧,很快摸清了这个行业的门道。他被歌舞伎町“这种极度奢靡颓废的美丽俘获”,再也不愿意抽身离开。从最初一个人在街上发纸巾、拉客,发展到手下有十多人。生意好的时候,他的手下基本月收入在百万日元以上。

然而,在这个各方势力盘踞的地方,随着他们负责的区域不断扩大,赚的钱越来越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被地头蛇追着打;被迫和黑社会打交道,交保护费;被警察歧视,怀疑做非法生意;最惊悚的一次是被黑道绑架勒索……这些看似只可能在电影里发生的场景,不断在他的身上上演。

后来参加竞选,很多朋友建议李小牧抹掉“歌舞伎町案内人”这个身份,但是他不以为然,仍然将其写进简历,每次演讲和采访都会谈论。

“想当歌舞伎町的政治家”

李小牧关注社会和政治是从写书和写专栏开始的。2002年他将自己多年混迹歌舞伎町的故事,写成《歌舞伎町案内人》,该书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尔冬升和成龙根据他的原型拍摄了电影《新宿事件》。此后,他又连续出版十余本著作,并受邀为多个报纸杂志撰写专栏文章。

李小牧的书《歌舞伎町案内人》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2014年,他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的专栏中拿日语“性事”和“政治” 的谐音开玩笑,称自己“想当歌舞伎町的政治家”,这引起了当时日本民主党党魁海江田万里的注意,他迅速约见李小牧,劝他加入日籍,并进入民主党参选议员。很快,李小牧萌生了踏上仕途的想法。

后来他认为,小时候的遭遇造就了他骨子里不可磨灭的政治基因,以至于人到中年,还能不顾一切,追求政治人生。

李小牧的家乡湖南。

李小牧回忆自己的童年。

当年文革时期,父亲是湖南当地最大造反派组织的政治部主任,后来父母被打倒,家人跟着受牵连。因为舞蹈天赋,李小牧原本有机会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但由于政审问题,没能通过最后一关。纪录片中,他回到老家,谈起父亲被批斗、做检讨的样子,泪流满面。

在李小牧心中,这些经历是坎坷的,也是一种驱动力。2014年6月,他正式向日本政府递交入籍申请,开始筹备竞选。日本选举率极低,年轻人普遍不关心政治。开拓歌舞伎町这一沉睡的“票仓”,成为他取胜的关键。

李小牧每天坚持到地铁站和十字路口给民众宣传竞选主张,有时发宣传单,有时拿着扩音器演讲,他承诺当选后将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并促进外国人与日本人的真正交流。除此以外,他还到歌舞伎町与店主、“牛郎”“织女”喝酒,拉选票,他说未来不仅要让娱乐行业24小时营业,还要提高娱乐行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福利。

李小牧骑着绑有宣传海报的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拉票竞选。

其他的竞选者都有宣传汽车和固定的宣传班底,但李小牧通常一个人,他怕汽车跑太快,路人看不到海报上的内容,每次都骑着绑有宣传海报的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58岁的年龄,似乎没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身材保持匀称,皮肤白皙,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都是西装革履,精力无限。

但日本政坛的路并不好走。竞选时,有人质疑他的身份及其背后的利益;有人不屑与来自风月场所的他为伍,将他看成一个笑话。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日本民众的态度。片中,他在街头演讲,有人对他大骂“滚回去”,有人明确表态,“中国人的话,实在是无法支持”。对此他有些无法接受,讲到中日关系和这些年的遭遇时,他几度哽咽。

李小牧在街头拉票。

导演邢菲说,《我要参选》就是想通过追踪李小牧的竞选过程,及其心境的变化来表现中日民族情绪交错复杂环境下,海外华人个体从政所承受的压力。“无论选举成功与否,李小牧的举动都将成为考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以及日本社会开放程度的试金石。”

李小牧最终没能赢得竞选。

最终,李小牧的努力没能赢得竞选。接到消息后,他高举双臂,对着媒体镜头致谢,总结失败原因,眼中难掩失落。几天后,他再次走上街头,对自己的落选向选民鞠躬致歉。很快,他又宣布将用4年时间筹备,继续参加2019年的选举。

无法抹去的乡愁

如果没有参选,李小牧的生活应该会轻松很多。按照妻子的规划,他只用靠“歌舞伎町案内人”和作家的名气,好好开店挣钱,就能有一个惬意的晚年生活。

但是,李小牧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觉得过了五十岁应该有点社会责任感,如果竞选成功将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妻子不认同,最终只能离婚。

离婚后,李小牧净身出户。租住的公寓是小小的一间房,沙发和床并排在一起,床前是两个铁架子,放着杂物、衣服、电视和书。

李小牧选择的生活方式,对传统价值体系的中国人来说有很大冲击感——58岁,蜗居出租房,想凭一己之力挤进日本政坛。但他觉得这一切不是什么问题,在另一个节目《奇遇人生》中,面对访客李诞的上述感慨,他甚至不想过多解释,李小牧只是拉着李诞径直走向阳台,欣赏东京的夜景……

他床头的桌子上,一直摆着三张新宿区现任议员的名片,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看一眼,以此刺激自己要不断努力。

李小牧回忆自己的家乡——中国。

在社交软件上新的竞选主张被他置顶。“安全、安心的城市;谁都能享乐的城市;谁都能学习的城市;谁都能容易就业的城市;谁都能容易居住的城市。”

在竞选面前,李小牧不敢有一丝疏漏。他坦言,为了竞选不得不放弃之前的一些灰色收入,为了避免贿选嫌疑,他的湖南菜馆不能再给用餐的客人打折,甚至不能请自己的朋友吃饭。纪录片里,他写了一张通告,贴在店内,“最近由于特殊原因,不能为客人提供优惠。”

如今,2019年的竞选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已然过了4年,但仿佛什么也没有变。在纪录片和众多报道里,李小牧还是那个面带笑意、自信和狡黠的样子。他总是在镜头前强调自己什么都可以讲,但换个地方又称自己是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每个人都是演员,只有把你的角色演好了,把这个戏演真了,你的人生才有价值。”李小牧说。

在另一部纪录短片中,深夜,李小牧参加完湖南同乡会,一个人踉踉跄跄地穿过霓虹闪烁的歌舞伎町,回家。带着醉意,他一边哼着《浏阳河》,一边跟路人握手,介绍自己是李小牧。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断断续续,李小牧哼了很多遍。

这是他的底色,也是他的乡愁。

关于邢菲

自由导演,自2008年起为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20余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纪录片代表作《我要参选》入围了第11届FIRST影展、2017年北京电影节、2017年山形国际纪录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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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阿犁

统筹 | 宋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