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真的旷达吗? | 诗会意

  一个人有乐观的言行,并不妨碍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悲观主义者,更知道如何乐观地活着

  如果说要在最近一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面,选出一个最耀眼的文化明星,恐怕得票最多的,要数苏东坡了。

  在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苏东坡,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很难做到厌恶苏东坡。

  未经忧患的,喜欢他的飞扬跳脱;饱经忧患的,更喜欢他的飞扬跳脱——论天才,我们不如苏东坡;论经历过的忧患,东坡更是数不胜数。这样一个人,还能够展现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被自己的挫折所困扰呢?

  人们对苏东坡的赞美,多如天上的星星,这里就不赘引了。在众多的赞叹声中,有一个词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旷达”。

  这几乎成了东坡的一大标签。这种说法,大抵是受了“大江东去”、“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等词句的影响,这些作品里面的作者,确实有一种站立在高远之处的气象。

  然而,这跟旷达好像不是一回事。所谓旷达,是指人对生命中的重大难题,都真切地不放在心上。旷达到了极致的人,是对死亡都不在意。这一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庄子。

  如果说死亡一事至重至大,不宜拿来作旷达的例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从容应对年华或才能的虚耗,方能算得上旷达。对于一个才士来说,若是时光与才华不断虚耗,这不仅是生命中的难题,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灾难。

  细读东坡的诗集,我们就会发现,年华流逝这件事,一直令他枨触,在诗里发出了许多哀叹。

  可以这样说,苏东坡并不缺乏“早衰”的心理。宋神宗熙宁六年,东坡写下《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中一首是: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chóng)衾脚冷知霜重(zhòng),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写这首诗的时候,北宋正在推行新法,东坡不得志,出任杭州通判,其间往来常州、润州等地赈济饥民,适逢佳节,而民有惨色,首句的“行歌野哭两堪悲”,盖因此而发。全诗的底色相当苍凉,这种情绪,并不仅仅因为岁时不好或是仕途不顺而生发的。

  此时的东坡,年纪也不过是38岁,在壮盛之年,却是“新沐头轻感发稀”,身体呈现衰象,这让他感到了凉意。

  后来,他被贬去了海南,其后受诏北归,生命似乎迎来了曙光。北归的路上,他经过了大庾岭,在一间村店里稍事休息。

  当地的一位老翁看见了,过来问东坡的随从:“官者谁?”得知是苏东坡之后,老人赶紧过来向东坡作揖,说:“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

  东坡笑而谢之,然后写了这首《赠岭上老人》: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这是东坡在时势对自己有利的状况之下写的诗,细看作品,所谓的“旷达”,也不知从何说起:在那个时候,岭南、海南是险恶之地,贬谪到这边的人,很少安然返回,自己南迁,回是回了,却已经衰病不堪,回顾过去,满腔的用世热情以及才华,都给了黄州、惠州、儋州这些地方。无边的悲凉,溢于笔端。

  这就是“旷达”语境之外的苏东坡:直到垂暮之年,他的心情仍然被一些东西撕扯,并未轻易视之。

  东坡的这种心情,跟我们寻常说的放不放得下,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能说明他因为挫折而显得颓丧。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从东坡的生命痕迹中,分明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世间情义的珍视。这是东坡身上一个巨大的魅力。

  一个人有乐观的言行,并不妨碍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悲观主义者,更知道如何乐观地活着。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44期

  原标题《苏东坡真的旷达吗?》

  文 / 邹金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