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史上“最奢侈战争”,将抗美援朝中的这一“魔咒”彻底打破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的后勤保障,不是你想象中的负面形象!

  这次作战,虽然时间短,前后历时仅28天,但是参战部队规模不小,达到60万人以上,多兵种协同作战,各种物资的消耗量相当巨大。各级后勤全力以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较好地保障了作战任务的完成,经受住了实战的检验和锻炼。和抗美援朝战争相比,此次作战我军的机械化、摩托化程度和火力密度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参战坦克、装甲车超过抗美援朝的一倍多,出动的汽车比抗美援朝增加了两倍多,出动的飞机也比抗美援朝多。平均每天消耗油料1700多吨,是抗美援朝的8倍多;近一个月作战消耗的弹药达到24000吨,接近抗美援朝作战半年的消耗量。

  以41军为例,该军28天战斗的弹药消耗量相当于4年解放战争的总和,平均每消灭1个敌人消耗枪弹930发,炮弹20发。可以说,1979年是打了空前富裕的一仗。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军连续组织了五次战役,由于美军轰炸和封锁我运输线,导致运行补给跟不上,部队只能靠携行的粮弹作战,一般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消耗完了,就不能继续发展进攻,甚至不得不后撤等待补给,因此,敌人称我们的进攻为“礼拜攻势”。

  而1979年作战,我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和制空权(越军作战飞机从未到我地面部队上空活动),战役后方稳定,基本上做到了部队打到哪里,后勤就供应到哪里(仅有一个师在战争初期失去后勤保障一个星期),较好地保障了作战的胜利,捉襟见肘的“礼拜攻势”彻底成为了历史。

  这一仗,后勤保障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保障部队机动。这次作战有很大一部分部队是跨区调动(比如武汉军区43军、54军、58师参战,成都军区13军、50军参战)。各级后勤军事交通部门和国家铁道部门密切协作,按时完成了大量部队的铁路输送任务,平均运距达1900公里。

  广州、昆明军区部队由原驻地向集结地域开进,各部队临战时向进攻出发地域开进,以及战中战役预备队向战区开进,大都是摩托化行军。战役后方对部队前送物资后送伤员也主要是汽车运输。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两个军区的后勤运输部门会同地方和部队有关部门,进行了道路勘察和整修,总部和军区在广西、云南方向集中了12个汽车团。

  为了保障部队开得动,战前普遍检修了车辆,增补了零备件,使车辆完好率达到98%左右;在战役后方开设了40多个野战油库,中转站和加油站,铺设了总长为562公里的野战输油管,组成点线结合的油料供应网,及时地、充分地供应了飞机、坦克、车辆和舰艇用油。

  保障部队发扬兵力、兵器优势的大量物资需要。这次作战,采取"杀鸡用牛刀"的作战方针,我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炮。各级后勤集中运力、物力重点保证弹药供应。战前对广西、云南两个方向的弹药按5、5、8个基数基本配齐,战中又给广西方向的多数部队补充了5个基数,给云南方向补充了1个基数。

  作战实际消耗的弹药数只占全部弹药供应数的六分之一。部队普遍反映:这次打仗,弹药不是越打越少,而是越打越多。为了保证部队打得响,战前对参战部队逐台逐件检修了武器装备。对武器弹药普遍进行试射、试投,更换了许多质量不好的武器弹药。据调查,军械保障工作做得很扎实的121师炮团在战中共发射15000发炮弹,只有1发不发火。

  为了增强部队的体质提高战斗力,各级后勤普遍重视野战条件下的给养供应。除了补给大量主副食外,还供应压缩干粮和饼干900多万斤,各种罐头600多万斤。除了少数执行战役大穿插任务的部队曾一度断粮外,大多数部队做到人不缺粮。

  保障部队卫生防病和伤员救治,维护战斗力。越南北部山区历来是一个瘟疫多的地区。疟疾、痢疾、肝炎、钩端螺旋体病和恙虫病终年都有发生。历史上法国、日本军队在这一地区作战都曾因疫病流行而使大批部队丧失战斗力。

  我军在战前和战中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病工作,普遍注射了四联(五联)疫苗、.防破伤风和霍乱疫苗,服用了防痢、防疟药,普遍配发和使用饮水消毒片,切实搞好战地卫生。从战前准备到战后的三个月中,除了痢疾在少数单位一度流行并很快控制外,基本上没有传染病流行。

  为了及时有效地救治伤员,在战役和战略后方一共部署了73个野战医疗所,51个后方医院,49个手术队、医疗队。从战区到战役、战略后方,由连抢救组、营团师救护所,一二线野战医院(所)和后方医院,组成了梯次配置的医疗后送体系。

  由于火线抢救、早期治疗和及时安全后送这三个关键环节抓得较好,伤员救治的质量也较好,送团以后的伤员死亡率为3.17%,比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伤死率(5.56%)有了大幅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