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相比现代人,宋人玩得才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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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士大夫玩收藏,追求的是博古通今的学术趣味,是士人生活的格调展示。他们在休闲、举办雅集与音乐会的时候,往往都会陈列古董,以供清玩。

  知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先生曾经提出:“从中国书画鉴藏史上讲,中国有五次收藏高潮”,第一次是宋朝,第二次是明朝,第三次是清代乾隆年间,第四次是清末民国时期,“以1993年中国成立收藏家协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五次收藏高潮”。

  无独有偶,另一位知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也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五次“收藏热”,第一次是北宋时期,第二次是晚明时期,第三次是“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到民国初期,“第五次就是今天,每一个普通收藏者都可以感受到收藏带来的愉悦”。

  也有学者说,纵观历史,收藏热潮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北宋末年、清代康熙年间与清末民初。不管是多少次,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其中一次收藏热产生于宋代。

  ▍博古图

  宋人说收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博古”。考“博古”之意,既有鉴赏古器、古玩的意思,也包含了“博古通今”的意义。作为收藏热的体现,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博古图”。宋朝博古图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金石学著作中摹绘古器形制的插图;另一种是描绘收藏者鉴赏文物古玩情景的卷轴画。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将前者叫做“博古图谱”,将后者叫做“博古图轴(卷)”。

  博古图谱是宋代金石学非常发达的副产品。尽管早在西汉时,已有学者考释古铜器,但金石学成为一门学科,则是宋代的事情。按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的说法,“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现代中国的考古学其实就是在宋清两朝的金石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考古学界还在使用的青铜古器名称,如钟、鼎、簋,“皆宋人之所定”。

  据研究者的统计,宋代有姓名可考的金石学家超过60位,宋人编撰的金石学著作有119部之多。我们熟悉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便是一位热爱收藏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收录了近二千件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的目录。

  为便于收藏者直观地了解、鉴别文物古玩,一些宋代金石学著作还附上摹画了古器形制的插图,此即博古图谱,包括北宋官修的《皇佑三馆古器图》,金石学家刘敞的《先秦古器图》、吕大临的《考古图》,王楚的《博古图》。王国维评价说,“《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其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记。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

  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也绘有博古图谱:“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则又取生平所得暨其闻睹者(古器),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北宋末,宋徽宗下诏官方编纂《宣和博古图》三十卷,著录了皇家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古铜器800多件。后来晚明时收藏风气复兴,《宣和博古图》多次重修、再版,乃至制成小开本,“使人易藏,虽寒生俭士,皆得一见商周重器,大有裨于鉴藏家”。下图为明代万历年间刻印、刊行的《重修宣和博古图》插图:

  ▲ 明代《重修宣和博古图》插图

  顺便一提:在艺术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间,实在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除了器物考古学领域出了《宣和博古图》之外,绘画艺术领域则有《宣和画谱》,书法艺术有《宣和书谱》,茶艺有《宣和北苑贡茶录》,棋牌艺术有《宣和牙牌谱》,玩赏石类收藏有《宣和石谱》。

  收藏家鉴赏、品评古器的画面,也多次被宋朝的画家绘于笔下,显示“博古”已经是常见的生活图景,成了热门的绘画题材。我们目前还能看到的宋代博古图轴,有刘松年《博古图》、张训礼(一说为刘松年)《围炉博古图》、钱选《鉴古图》、佚名《博古图》(均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博古图》(中国嘉德拍品),等等。想看看宋人如何玩收藏,这些博古图轴是不可错过的。

  ▲ 刘松年《博古图》

  ▲ 张训礼《围炉博古图》局部

  ▲ 钱选《鉴古图》

  ▲ 宋佚名《博古图》

  ▲ 《宋人博古图》

  其后晚明社会再现收藏热,也多有博古图轴问世,如仇英画有《竹院品古图》,崔子忠画有《桐荫博古图》,张翀画有《育鉴图》,杜堇画有《玩古图》,尤求画有《品古图》。有意思的是,明代画家笔下的博古图轴,多为临摹、模仿宋人作品(一些学者提出,上引宋代博古图轴当为明人仿作),或者干脆以宋人鉴赏古器为题材,仿佛宋朝就是明人描绘繁华世象的一面镜子。

  ▍古玩市场

  宋代收藏热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热闹的古玩市场,古器成为价值不菲的商品。据叶梦得《避署录话》,宋徽宗宣和年间,因皇家“尚古器”,士大夫之家竞献所藏文物,“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蔡絛《铁围山丛谈》也载,“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为了发掘到古器,卖个好价钱,民间甚至刮起盗墓之风。

  按宋朝对于物权归属的立法,居民在官地或自家土地发现地下“宿藏物”,可自动获得其所有权:“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如果在他人土地发现“宿藏物”,则需与业主平分所得物的价值:“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如果发掘到国家保护性文物,则要求送官,官府再给予相应的报酬:“得古器锺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这些立法规定,构成了宋代文物交易的法律基础。根据法条,“形制异于常”的保护性文物是不准许自由交易的,但一般的古器珍玩,显然可以自由流通于市场。

  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述了一次文物交易:“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吴家。时襄阳府光化县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类鼎而有盖,盖及鼎腹皆雷纹,中有虬形,两耳为饕餮,足为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蚀损,尚可立也。表舅唐悊端仲数金得之,以与舅氏顺图好古博雅,乃以归之。”而有的文物发现者为了规避“形制异于常者”法律条文的限制,甚至将出土的文物肢解后再卖出:“宋元丰二年夏,霖雨,安阳河涨水,啮冢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铜器。质文完好,略不少蚀。众恐触官法,不敢全货于市,因击碎以鬻之。”

  可惜我们未能从传世宋画中找到古玩交易的图像。倒是明代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图》(辽宁博物馆藏)画出了一家古玩商店、一个摆卖古器的街边摊:

  ▲ 仇英《清明上河图》上的古玩商店

  ▲ 仇英《清明上河图》上的古玩摊子

  虽然仇英版本《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中晚明的城市生活,不过,证之文献,我们可以确知,宋代的城市亦出现了类似的古玩商店与摊子。《东京梦华录》载,开封东十字大街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潘楼附近的集市,“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大相国寺也有古玩市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都城纪胜》也记载,杭州“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这里的图画、珍玩、玩好、珍异、奇器,都是古董。

  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小夫妻当时就经常跑到大相国寺“淘宝”,乐而忘返。这段美好的时光成了李清照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多年之后,她写文章回忆说:“予以建中辛巳归赵氏,时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贫俭,德甫(赵明诚,字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宦,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器。”后赵明诚果然著成《金石录》三十卷。

  ▍收藏家

  宋代收藏热的第三个表征,是涌现了一大批收藏家。名单我们能够列出一长串:刘敞、欧阳修、夏竦、李建中、吕大临、王晋卿、李公麟、苏轼、米芾、赵明诚、贾似道、洪迈、赵孟坚、单炜……

  刘敞藏有“先秦鼎彝数十”;欧阳修“喜集往古石刻”;夏竦“性好古器奇珍宝玩。每燕处,则出所秘者,施青毡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视终日而罢”;李建中“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王晋卿“藏古今法书名画,常以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屋壁间,以为胜玩”;李公麟“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米芾“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贾似道“广收奇玩珍宝”;洪迈“家蓄古彝器百种”;赵孟坚“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不靳也”;单炜“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乃精于辨别,平生俸入,尽费于此”。

  最著名的古器收藏家当属皇帝宋徽宗。大观初年,内廷“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政和年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非殊特,盖亦不收”;宣和之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阁,咸以古玉玺印、诸鼎彝、法书图画咸在”。完全是大型博物馆的规模。

  宋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收藏?这里有时代思潮在推动的因素。我们知道,宋人心存“回向三代”的复古之志,同时又盛行疑古、疑经之风,文献经典的记载不再被宋人奉为金科玉律,他们更愿意将目光从纸本文献转向古代金石器物,以图发掘出比文献记录更真实的礼制原型。当宋人说起自己的收藏之好时,常常要极力撇清玩物丧志的嫌疑:“当天下无事时,好事者蓄之,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已。……(我们收藏古器)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孜焉。”实际上,这正是后人设立博物馆之意旨所在。

  还有一大原因,为王国维所点出:“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有赖于社会的安定、商业的发展、生活的富足、文化的进步,收藏活动在宋代成为了士大夫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描绘士大夫雅集的南宋刘松年(传)《西园雅集图》、表现宋人文娱活动的李嵩(传)《听阮图》(均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反映消暑生活的宋佚名《消夏图》(苏州博物馆藏),都可以找到士大夫把玩、欣赏书画古玩的画面。

  ▲ 传李嵩《听阮图》局部

  ▲ 宋佚名《消夏图》

  宋朝士大夫玩收藏,追求的是博古通今的学术趣味,是士人生活的格调展示。他们在休闲、举办雅集与音乐会的时候,往往都会陈列古董,以供清玩。而从刘松年《博古图》、《围炉博古图》又可看出,宋人在鉴赏古玩的时候,又会摆上茶具,煮水品茶,好不清雅。难怪王国维说,“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今天许多人跟风玩收藏,恐怕更是抱着捡漏发财的功利之心。

  作者:吴钩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研究者,推崇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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