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太平洋:在渔船上被劫持的五年丨故事

  要完成这一套行为,他只需要常人一半的时间。但仍远远不够,探照灯的光束与光束之间仅有数秒的盲区,其间要穿越三百多米长的路程及两道持枪看守的防线。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281个故事

  一

  2006年,张元敏家欠下的外债达到3万元,2万是给父亲治病欠下的,1万是自己开汽车修理厂欠下的。父亲去世后,家里诸事不顺,猪牛接连病死。女儿面临入托,各项家庭开支节节攀高。他决定去广东打工。

  “我答应家里人,无论如何也要挣到1万块再回来。先把我个人欠的那1万元还掉。”而事实上,他不想去打工,不想离开家人。

  第一份工作是在惠州的一个建筑工地当泥水工,他干两个月就辞工了。“月工资只有900元,伙食费还要自负,单凭这点工资,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家里的账,于是我就跟着一位铜仁的老乡一起走了。”

  铜仁老乡后来和张元敏成了的患难之交。两人一起生活了数月,一起找工作,一起睡桥洞。

  离开工地后,他俩进了惠州当地的一家瓶标制厂,同样因为工资过低(700元一个月),干了一个月,两人就闪人了,又辗转到了东莞的一家鞋厂。

  鞋厂坐落在闹市的街道上,厂子门口站着两位衣冠整洁的保安,大门的墙上挂满了各种手续证件,工商、税务的证件一应俱全,还有五花八门的奖状,纳税贡献奖、产品荣誉证书等等。

  “它外表看上去是一家正规的标杆企业,到了里面才发现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山寨电子品生产厂。人只要一进去就很难出来,人身自由完全被限制了。而且实际工资比招工启事上说的低很多,年底才能结账。厂子和黑帮有染,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一睁眼就干活,到晚上10点才能休息,中间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我进去干了十几天就去找管工辞工。管工不许我辞,我说我要报警。他威胁我说,‘你报警吧,根本没用。’后来我得知厂里曾有人报过警,没用,警察不受理,身份证和工资都被管工扣押,人也走不了。”说到这里,恼羞成怒的张元敏竟当着女儿的面爆了句粗口,“日他妈的,厂子门口就是人来人往的闹市,派出所就在附近,竟然还有这种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鼓动,有六个工人愿意和我一起起义,其中有两人是广东本地人。”说到这次起义,张元敏的语气一扫之前的阴郁无力,“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只能等待有利时机。直到有一天,厂里的工头们不知因为什么事集体出去了,我们把管工打了一顿,要回身份证件后,破门而出。”

  出来后,大家各奔东西,又只剩下他和铜仁老乡在一起。他俩身无分文,又累又饿,犯难之际,墙上的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他。

  出海打渔,包吃住,月工资12000—16000元。

  铜仁老乡当即对这种高薪收入表示质疑,劝张元敏不要去。但张元敏决定要去试一下运气。

  “我当时想起了在老家办修理厂时认识的一位客户,觉得这事还算靠谱。这位客户曾在汕头干过打渔的活,六年挣了20万元,回家建了大砖房。即使被骗,我也不怕,有了这次在电子厂里的起义经历,我同样有能力在船上带领工人起义。”说毕,张元敏的鼻子发出一声冷笑,似乎在嘲笑当时的自己的愚蠢和天真。

  那位铜仁老乡进了东莞当地的一家建筑工地,工资低得可怜。有了上次鞋厂的前车之鉴,张元敏决定把身份证等物件全部交给铜仁老乡保管,然后安心地去打渔。

  那时已是2006年9月,他计划用几个月的时间挣个两三万块,好回家过年。

  告别铜仁老乡后,他拨打了招聘启事上的电话,不消半个钟头,一辆金杯车便把他接走了。金杯车里坐满了跟他一样穷困潦倒的农民工,都是通过黑广告进来的。他们被送到一处诊所进行体检,通过体检者被集中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上了一艘汽轮,往海上开去。大概航行了半天时间,他们被转移到一辆大型油轮上。

  “上了油轮,一出了中国的海域,大家就觉得不对劲。除了衣服,所有的东西全部被收缴,谁要多问一句话,立马一顿暴打。”他当时还因此埃过看守几大脚,疼得双手抱腹趴地,半天哼不出声。“屙屎都屙出血来”

  据张元敏介绍,这艘渔船上的管理层是泰国人,船上准备了好几种国旗,靠近哪国的海域就升哪国的国旗。

  “油轮上的补给是其他轮船送过来的。船一年只靠一两次港,每次靠港,我们就被撵进暗无天日的船舱里。除了天气预报,外界的任何信息都被封锁了。船上的食物主要是土豆和南瓜,外加一小点烂鱼,因为这两样东西保质期长。”提到土豆,他立马伸手按了按胸口,一副欲呕又止的表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吃土豆了。”说着,他朝院子的犄角旮旯瞥了一眼。那里有一大麻袋乡政府发的救济土豆,不少土豆都腐烂了。

  “每天累得要死,偷懒点被打,感冒生病了也被打。”船上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只有少量应付跌打扭伤的普通药品。有些人累病了,实在动不了了,就会被转移到船上的其他地方,然后就像蒸发一样不见了。

  “我命由我不由人,我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在船上待了半年后,他开始认真策划逃跑的事。

  张元敏穷尽一切机会,搜索逃生用的东西。比如包裹衣服的防水塑料袋,是他被临时叫去拉渔网时跟工头要的。他谎称睡舱里潮湿,需要塑料膜去打地铺。船上数年,这种被临时叫去干除锈之外的活的机会屈指可数。

  他没想到,这次逃跑,他足足等了五年。

  二

  和妻子最后一起劳作的画面时常遁入他的梦里,每次醒来,他都有种恍若隔世、亦真亦幻的错愕。但是很快,汗臭和鼾声又将他攫回逼仄黑暗的船舱里。在他身旁,横七竖八的躺着20多个赤条条的汉子。空气燥热而憋闷。

  为了逃跑,数年来,他极少纵容自己睡过踏实觉,尽管高强度的劳作让人疲乏至极。几乎每个晚上,他都是在半睡半醒中度过,这种状态可以让他分出精力来思索逃跑的事。

  冲出舱门,避开探照灯,下到头层甲板,取救生圈,跑到甲板的最低处,跳海……这条逃跑线路他在脑中演练了无数遍,早已烂熟于心。

  张元敏笃定,要完成这一套行为,他只需要常人一半的时间。但仍远远不够,探照灯的光束与光束之间仅有数秒的盲区,其间要穿越三百多米长的路程及两道持枪看守的防线。希望极其渺茫。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前赴后继去尝试,“隔上几个月会听见枪声,只要一响,第二天船上的劳工要重新编组,戒备也变得更加森严,大家心里都晓得昨晚死人了。”张元敏说。

  除了在脑中演练逃跑路线外,他还会把自家、岳母、邻居、大哥、村长、铜仁老乡的电话号码翻来覆去地在心里默诵,以对抗失忆,“万一哪天逃出去了,才能第一时间联系到家人。”

  船上三百多号劳工被编成数十个小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他的工作是对一小段船体进行除锈和钢板焊接。睡觉在舱外,活动范围仅限于底层甲板的小块区域,一旦擅自脱离这块区域,一经发现,便是一顿拷打。

  在船上的这些年,他已经把这块生活区域的各种规律摸得一清二楚,但有些事并无规律可言,比如救生圈。

  “有些天救生圈会挂出来,有些天没有,全碰运气。”正是基于这种不确定性,这晚上的逃亡俨然是一场有进无退的生死之赌。

  军靴撞击甲板的声音从头顶缓缓移过。张元敏将右手搭在左手手腕上,默数起心跳。没有手表,他只能通过这个方式推算看守下次出现的时间。

  “相隔大约20多分钟,一千五百多次心跳。”张元敏说。他的心率约为70。

  看守身强力壮,全副武装,训练有素,是打架的好把手。

  每隔一两个小时,看守要进舱探视一周。军靴撞击甲板的声音再次临近。“咔!”舱门开了,海腥味随着海浪声涌进来,军靴沿着舷梯拾级而下,荷枪实弹的看守进舱了。

  张元敏眯缝着眼睛,趁机窥视看守的举动和舱外的情况。舱外黑咕隆咚的夜幕划过一道闪电,有微弱的零星雨点声。暴风雨要来了。张元敏纹丝不动,努力使呼吸保持匀称,让自己看起来犹如沉浸在酣睡中。

  “当电筒的强光打在你的脸上时,务必保持镇定无声,因为即便是说梦话也可能被误认为是聊天而招来一顿毒打。”这是舱里的劳工用血泪换来的共识。

  不堪凌辱的张元敏曾伙同其他人试图反抗过,原本说好大家一拥而上的,结果最先冲上去的七个人半分钟不到就被一名看守徒手撂倒在地,其他人顿时傻眼了,没再动过劫船的念头。

  “我们还是偷袭他的,如果正面交锋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心有余悸地说。

  暴风雨真的来了。看守焦急的脚步从他面前飘过,上舷梯,关舱门,把劈啪作响的雨声隔绝在舱外,舱内复于黑暗,死寂。

  张元敏又开始不自觉地默数心跳。

  “轰隆!”一声雷鸣,闪电亮彻舱内。他心头一颤:舱门竟然开了!看守没有把舱门栓牢。

  逃命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他大约等了五年。暴风雨降临时,看守会去住所取雨衣,中间会有七八分钟的时间。这个规律他早已摸清。要逃跑,只能利用这点时间。

  看守的住所距张元敏所在的船舱门有一百来米。他通过心跳数估摸看守进了住所后,霍然起身,迅速把衣服塞进用布条拧成的口袋里,绑在背上,蹑手蹑脚来到舱门。目力所及根本看不清救生圈是否挂在凭栏上,也不知道看守是进了住所还是在转角处停留。

  这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判断失误的话,冲出去不死于枪口,也会葬身于大海。

  探照灯扫过,他卯足劲,冲进滂沱大雨中,飞奔至凭栏处取下一个救生圈,纵身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

  三

  张元敏浮出水面时,确定油轮没有发出警戒。

  “成功了!”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欢呼呐喊。一道巨浪打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浑身冷得直哆嗦。海浪太大,为了保存体力,他只好放任自流,直到第二天晚上,波涛退静,星空放晴,他才从北极星找准方向,向北游去。

  到了白天,面对浩瀚无边的海平面,他又迷失了方向,只能闭目养神,晚上接着继续朝北游。如此反复折腾了数个日夜,颗粒未进,疲惫和饥饿最后征服了他,再次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只身躺在浅滩上,满身泥泞。他慌不择食地抓起水虱和贻贝胡乱往嘴里塞,稍稍恢复体力后,他起身爬往小岛深处。岛上有一栋砖房,是在割橡胶农民的住所。还未走近,狗已经嗅到他的气味,吠个不停。

  “语言不通,我只能用手语比划,谎称自己遇到沉船事故,漂到这里,肚子太饿了。”他用手指了指肚皮,然后又指了指一张一合的嘴巴。“割橡胶的农民使劲驱逐我,我赖着不走,他们看我瘦得不成样子,担心我死在那里,就给了我一些食物,然后撵我走。我不走,每天主动去帮他们割橡胶,他们拿我没法,就收留了我。”

  张元敏说到这里时点了一支烟,“别以为这样就得救了。后面还有将近两年的苦要受哩。”

  每隔一段时间会有汽船到岛上运送补给和橡胶,但是这些船都不愿意带他离开海岛。岛上有卫星电话,割橡胶的工人不让他靠近。每天干活时,他都盯着大海望,只要看见海平线上有黑点在移动时,他便跑到岛上最高处放烟。

  几乎所有船主一得知他身上没有身份证明,扭头就走,“其中有不少是我们中国的船。”他呆滞的目光透出几分失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救我对他们没利。”

  在一天下午,有一艘德国货轮救了他。他们放了一艘快艇登岛把他接到油轮上去。船上有位中国翻译,告诉他终点站是深圳。“船上的人很好。供我吃穿,还不用我干活,我都有些过意不去了。我担心他们中途把我抛弃,不敢告诉他们真相,继续谎称自己遇到沉船事故。”

  这艘货轮是做生意的,一路靠港走走停停,差不多一个月才到终点站。靠港前,张元敏主动要求船长把他放在深圳海域的一个小渔村。

  “为什么不直接坐到码头去?”我问。

  “人家帮我,我总不能害了人家。我身上没有身份证明,一旦靠港,自己被海关扣了倒无所谓,整条货轮被扣了就麻烦大了。”

  下船时,船上的那名中国翻译还送了他500元人民币。

  他花了几十块钱,从渔村搭小船绕过海关,然后换乘摩的和公交车到深圳市区,“一到市区就直奔电话亭,把脑子里的那6个电话号码全都拨了一遍,只有铜仁老乡的电话能打通。”

  当时已是2013年,家庭座机退出历史舞台,铜仁老乡的小灵通也许是深圳硕果仅存的最后几台,“真的是天意,这么多年了,想不到他还在用那过时的破玩意”。

  两人久别重逢,大醉一场,谈及这些年的际遇,这位铜仁老乡显得有些得意,他从小工一路干到大工,独揽了一些小工程,攒下了八九万元。

  张元敏没说多少话,跟铜仁老乡取回身份证后,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就近找了家塑料袋制工厂。

  他要攒够1万元再回家,以兑现当初离家时的承诺。

  四

  2014年4月,经过一番折腾后,张元敏终于在塑料袋制厂挣到了1万元,满心欢喜地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他反复想象着家里的落魄境况:妻子改嫁,家里只剩下一个老眼昏花的老人和一个小女孩相依为命。女孩的模样仍停留在四岁时的模样。

  张元敏现在的家 | 作者供图

  “按照《婚姻法》规定,一方失踪两年,另一方就可以申请离婚。”说到这里,张元敏沉默了好一阵子,双目凝视着青色的烟缕喃喃自语,“没想到她能坚守下来,而且还把这个家操持得像模像样的,没想到,真没想到……”

  妻子在他失踪两年后,南下广州打工,不消几年把家里的债务还清了,还把老人和孩子养得健健康康的。

  当年张元敏离家时,妻子已经有了4个月身孕。因为担心他留下来照顾她,她向他隐瞒了怀孕的事实。

  “我多次劝我儿媳妇改嫁,她不肯。附近村子的好多年轻人来找她说亲,都被她回绝了。”张元敏的母亲说,“她可怜娃娃,说自己一旦改嫁了,这两个娃娃就像猫像狗一样没人照顾。我心头晓得这个事实,也舍不得她走,但是她还年轻啊,人也长得好看,我不忍心看着她被这个家拖垮了呀。”

  张元敏失踪的这些年,他的母亲通过各种方式搜寻儿子,报警、托人打听都无果。每年她都要去找神婆看好几回米(一种寻人的迷信方式),只要一打听到哪个村有特别灵验的神婆,她就带着米和儿子穿过的衣服翻山越岭去找神婆,“每个神婆都说他还活着,但就是不见他回来。”

  回来那年,女儿12岁了,从来没见过的儿子7岁了。

  张元敏到家的第一天,女儿放学归家,看见屋里有生人,裹足不前。直到奶奶百般劝导后,她才畏首畏尾地进屋。“刚才我在街上见到过这个人。”女儿怯生生地对奶奶说。

  看到家人后,他跑到山上看自家的田水。妻子农忙时回过一趟家,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当后,栽完秧又回广州了。

  看着满田浑浊的肥水和绿油油的秧苗,他心里感慨万分,“我老婆蛮细心的,还在田里放了鱼苗。到了打谷子的时节,鱼就能长到巴掌大,这东西现在在城里紧俏得很,35块一斤都买不到。”说到这里,他眼里闪着泪花。

  妻子得知丈夫回来了,第二天就从广州赶回来和他团聚,一群人聚在一起抱头痛哭。

  半个月后,夫妻两人决定一同去广州打工。出了家乡,张元敏就变得疑神疑鬼起来,整日沉默寡言,别人送的烟、水他一律不敢接,连吃饭都担心被人下药。在广州干了五个月,妻子只好把他送回老家。

  近段时间,在广州的妻子经常打电话催他回广州打工,均被他拒绝了。

  “不去打工,你有什么打算?”我问。

  “打算搞养殖业。”他说他计划贷点款,买几头牛和几窝鸡仔放在山上养。当他提到“养殖业”时,旁边的女儿噗嗤笑了一下,朝他投来鄙夷的眼神,显然对他的话不予置信。

  “你就是懒,吃不得苦。”张元敏的母亲插了一句。张元敏未加反驳。妻子因为担心他又像上次那样创业失败而欠下债务,也极力反对他贷款搞养殖。

  “这个绝对有市场。”谈到创业,他的兴致一下子来了,“现代人吃的东西激素重,不健康。我养的牛和鸡都是纯天然的,保证抢手。我用栅栏把山都封起来,让野草疯长,供牛吃,牛粪和鸡粪又可以拿来种植蔬菜,立体种养……”

  我问他养殖基地建得怎么样了,他支吾许久,说准备明天去搭棚子。

  “这话你早几个月就说了,也没见搭成什么东西。”女儿在一旁努嘴说道,看起来已经接受了这个消失七年的父亲。

  采访到最后,张元敏突然说到自己觉得亏欠。他最亏欠的,是他刚离家时,妻子肚子里的孩子。

  因为缺乏父爱,他的儿子直到2015年的春节才叫他爸爸。

  口述 |张元敏

  作者 |杨成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