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真的是搞垮大清廷的罪魁祸首吗?

有关鸦片战争,我们见到的大多历史叙事通常是把白银外流归因于鸦片贸易。

如果这一归因说的通的话,那么它就有必要说清楚这么一个事实,即:鸦片于1856年后几十年间的进口数量事实上是远大于鸦片战争之前的鸦片进口数量的,但大清却有着持续的白银净流入。

于是问题来了,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为何会将白银严重短缺的归因局限于于鸦片的大量流入?随后的太平天国内乱为何非但没给大清搞死,还反倒让大清中兴了一回?如果我们把这类问题放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坐标系下考量,我们会发现哪些跟以往不尽相同的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脱离开世界市场和世界政治来讨论大清和近现代中国的问题?

今天的书摘就尝试讨论上述问题。

1

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超越

在近代早期,中国无法再内生性地出现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乃至新的知识要素,从西方到来了。

中国历史上前两次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都是出现在帝国内部,帝国的集权秩序的主导者(也就是君主)有机会率先抓住这些新鲜要素,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一方偏移;这一次的新鲜要素,却是出现在帝国外部,并且集权的力量永远没有机会把它内部化。换言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世界市场,从此中国经济的波动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深刻影响了,进而,帝国的财政能力与统治能力,都同样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

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内政调整,等等,都会构成影响世界市场波动的变量,波动又会反作用于诸国内部,这个互动的过程是复杂而又立体多样的,超出任何单个国家的控制力之外。

对中国历史而言,这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古代平民社会无人可与其抗衡的集权秩序,因为外部要素的注入,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被均衡的可能性。从而,普遍理想对个体精神之普遍自觉的承诺,又获得了继续向前迈进的可能性,中国将踏上进入现代平民社会的路程。换句话说,实现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历史之精神现象学运动所内生的目标方向。这个目标方向的具体内容,也许在历史完全展开之前还说不清楚,但是大致可以说出它不是什么了——它不会是对于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会是与现代的经济及法权秩序截然对立的。

2

“内卷化”经济的困境与机遇

来自外部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过程很复杂,本书不拟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只从两个值得讨论的角度做一些要点性的触及。

一是“内卷化”的中国经济,因加入世界市场而获得了突破的机会;再一是中国的货币供给受到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运转,导致了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后果。中国的命运深深地嵌入在了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这两个推动现代世界秩序演化的进程当中。

中国经济内卷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以至于劳动力成本降到极低,极大地压制了消费能力,百姓多半处于糊口经济状态。

据赵冈、陈钟毅两位的研究,从南宋开始,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劳动力的价格便开始下降,最低收入水平远在两汉以及北宋水平之下。之后由于治乱变化,人口数量起伏,劳动力价格又有过变化,但再没有恢复到两汉时期的高水平。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劳动力价格更是快速下降;进入嘉庆朝,劳动力的边际收入仅仅只够维生。

在人口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城市里容纳不下的新增人口,遂都被农村吸收,农村中过剩劳动力都被用于农村家庭副业上。这反过来对于城市里手工业工场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只要是技术上可以由个别家庭为单位来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在棉纺织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近乎是零,城市里的手工业工场便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城市手工业工场只有在那些受技术与经营规模所限,农村家庭副业无法生产的项目当中,才能存活。

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的演化,适合于对最大量人口的容纳,却以对技术进步的扼制为代价,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无法自拔。

3

内卷化的两条破局进路

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 有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技术向中国的传入,基于现代技术而带来的超高生产效率,最终使得农村副业本身不再有利可图,逐渐缩小以致消失。

二是参与到自由的国际贸易当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因人口过剩而被压到极低,其产品反倒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所以,“过剩人口,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

这样一种观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问题,只有在世界框架下才能有解。而这样一个解的出现,正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使得它在加入世界市场之后,得以有机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世界市场——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并因此进一步改变着世界市场中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从晚清的时候便已开始,在今天变得尤其明显。

4

与国际货币秩序变迁相勾连的大清国运

前文已经述及,16世纪中期,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使得大明朝的经济获得了发展,嗣后的财政改革也有了基础。但是,在欧洲发生三十年战争之际,白银的国际流动受到影响,导致了明朝末年的经济大萧条。

进入清代,白银流入又逐渐恢复了,尤其是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让白银大量流入,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在17-18世纪,日本是中国主要的白银来源地,占到3/4。但是从1775年开始,日本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主要自用,之后中国的白银遂主要来自美洲。但是不久,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受到剧烈冲击,无法再维持美洲银矿业发展,嗣后又发生拉美独立运动,以致从1790年开始到1830年代间,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于是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也骤然减少。

这使得中国从1808-1856年间遭遇到了严重的白银短缺,银贵铜贱的问题再次出现,一度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上升为此前的近三倍。这就再次引发了类似明末的问题,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百姓卖粮一般获得铜钱,再依照市价兑换成白银来交税,税额却是依照此前的官定银铜比价来计算,相当于大幅增税,生活极度困苦;给一般士兵的兵饷,同样是依照旧有官价计算的银两数来发放对应的铜钱,这意味着士兵的收入也大幅下降,军心也因此涣散。

整个过程中,鸦片的流入不是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世界白银供给的骤然减少导致中国白银流入的急剧减少,才是根本原因。

帝国对于白银严重短缺的情况很敏感,将其归因于鸦片的大规模流入的强烈反应,遂发动了禁烟运动,并引发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除割地赔款之外,还要将外贸秩序从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改为五口通商。当时大清主要的外贸商品是茶叶、生丝、瓷器、漆器等,产地在江南、两湖、福建等地。

在一口通商的时候,出口品需要千里迢迢运往广州,南岭以南以北皆可通过水路运输,最困难的属翻越南岭的一段路途,因此养活了一大批广西籍搬运工。五口通商之后,出口品可以就近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地出洋,于是广西籍搬运工失业了。祸不单行,适逢银贵钱贱的经济压力,再及人口已经膨胀到临界点,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诱因。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受到这种经济压力最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但1856年之后,随着加州和澳洲一些矿藏的发现,以及拉丁美洲秩序的恢复,世界贵金属产量恢复了,白银又开始较多地流入大清,以致虽然此后几十年间鸦片进口数量大于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却有着持续的白银净流入。这极大地缓解了大清的财政压力,并且让经济开始恢复景气。于是,帝国重新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能力,恢复景气的经济也淡化了民间对于天国的支持,大清才得以绝处逢生。

再之后,西方国家陆续开始实行金本位,主动储备黄金,世界市场上白银的供给开始过剩,白银便更大量地流入银本位的大清,带来了大清经济的繁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大清更加开放了经济,国际贸易规模进一步加大,同时英国人开始主导大清的海关,关税征收效率大幅提升,大清的财政状况极大改善。

而由于黄金相对于白银比价不断上升,相当于大清货币在不断贬值,一方面刺激出口,另一方面使得西方国家到大清来投资变得相当有利可图,所有这一切的合力,方使得洋务运动欣欣向荣地搞了起来。

这个过程中,东邻的日本由于其白银供给可以自行掌控,所以经济活动未受国际贵金属市场的严重影响。但是,它发现自己无法与经济复苏的大清在海外贸易方面竞争。

江户时代在长崎控制出岛贸易的海外中国商人,是数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环中国海庞大华人移民网络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南洋市场的路径。日本商人完全无法与其进行竞争,它力图扩大与大清的商业关系这一尝试不断失败,最终日本不得不选择工业化的道路,以便和大清形成差异化竞争。而大清则陶醉在其拥有高度比较优势的茶叶和生丝产业的发展。这使得近代的中日两国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到,大清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地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了。而国家的财政依托于经济,政策执行能力则依托于财政。这种连锁逻辑,使得脱离开世界市场与世界政治来讨论大清的问题,变得极为隔靴搔痒。

《枢纽:3000年的中国》

施展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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