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我为什么逃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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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住处我是喜欢上海。”也曾答应密友炎樱:“好,不走。我大约总在上海的。”但我们都知道她在美国再婚、终老,一去不回。

谈到离开的原因,我们大都会答:时代嘛!并且不无惋惜地补充:她是“没落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但她不属于“新时代”。

这样一刀切的解释,或多或少是不负责任的。就好比说,逃离北上广的青年,不就是“大城市生存不易”嘛。

如果张爱玲记下离开上海时的心情,她大概会用“雾数”这个词。所谓“雾数”,即“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

在上海的日子,正是她出生、成长、成名、婚恋……有着青春的时候。离开,自是一种“壅塞的忧伤”。但那些妄下断语的人,很少会懂那种“杂乱不洁”——生活可爱又可恨的地方全都在这儿了。逃离的秘密也藏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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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总是脏的

沾着人就沾着脏

张爱玲的故事总在上海的那幢老宅。

昏沉的:

“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

▲《倾城之恋》(许鞍华导演),图为白四爷

透着古墓清凉的:

“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

满溢着癫狂与杀机的:

“搬来的时候,满院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

这杀机蔓延到18岁的张爱玲身上。尽管后母和父亲的囚禁以张爱玲出逃告终,但这心惊胆颤从未消退。在30年后的《半生缘》里,曼桢被姐姐和姐夫祝鸿才联手囚禁。

▲《半生缘》(许鞍华导演),图为曼桢

最后,曼桢选择了姐妹共事一夫,并生下了孩子。张爱玲小时候想的那句“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在这里残酷应验。

诅咒以老宅为代表的伧俗、惫怠的世界吗?

不。张爱玲对它,或者说生活于其间的人,表示了尖刻的理解:“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多年后身处异乡,她还会动情地回忆起父亲常带她去的飞达咖啡馆,以及他爱的香肠卷。

她对这“雾数”的世界,更多的是生的喜悦,小时候就这样。大人说:做坏事是要下阴司地府的,做好事就可以跳出轮回上天去。她答:我不做坏事,但也不要太好了。我要无穷无尽一次次投胎,过各种各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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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上海打了一个盹

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可逃离老宅的张爱玲,没能逃脱战争的梦魇。1942年春,她带着劫后余“剩”的故事回到了上海。

一炮而红。

这是在沉下去的老宅和残破的世界里,为数不多的快乐。怎么能够不抓住呢?无怪乎她在《公寓生活趣记》的结尾,讲了这么一句话:“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那是菜市场里一个可爱的瞬间:小孩骑单车经过,却对满地渣滓不管不顾,只是卖弄本领地放开了手,轻倩而过。

张爱玲这一撒手,来的就是与胡兰成的婚恋。

▲胡兰成

在我们大多数人眼里看来,这一段婚恋只能说明“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以及胡的“渣男”属性。但在自传性小说《小团圆》里,女主人公盛九莉觉得,“她跟之雍的事跟谁都不一样,谁都不懂得。只要看她一眼就是误解她。”(注:“之雍”全名“邵之雍”,大体对应胡兰成。)

这种时候,就让人觉得:没有比胡兰成更懂张爱玲的人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张爱玲所说的难得的“真人”——“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在《禅是一枝花》(忍不住吐槽这书名)里,胡兰成说过与张爱玲要“一次次投胎”极类似的话:“天下从此生是生非,而我就是爱的这是非之境。”

战时这样的惺惺相惜,更是令“真人”的快乐翻倍。那时的上海,就是《封锁》里的那辆电车,与外界隔绝,而车上的人却能恣意:电车上的吴翠远和吕宗桢做了一次短暂的真人,张爱玲和胡兰成做了一次短暂的夫妻。

那感觉,大概就像是《倾城之恋》里,香港沦陷,白流苏睡在范柳原身边,猛然恍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

只不过,封锁会解除,战争会结束。一切都只是“整个上海打了一个盹,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张爱玲相当于是醒着做梦。

1944年元宵节的黄昏,正是她与胡兰成热恋时节,她在洋台上看着上海,却想:“这是乱世”,“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而胡确确实实“就知道保存他所有的”,并极力扩张。如果说《封锁》和《倾城之恋》还有某种梦醒的幻灭,而张对于胡却始终明白,只是没料到这“雾数”是如此脏,如此秽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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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

回过头来看《倾城之恋》的开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

这是现代城市的速度。张爱玲自然不会忘记,并且总觉得“来不及”了。成名后短短1年多,她就写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内的至少17篇小说,散文更是不计其数。大红大紫,她还是要写“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为自己宣传。

这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自食其力的小市民,而小市民自然是抵不过大时代的。1947年,战后形势逐渐明朗起来,“汉奸之妻”遭到声讨。卖文为生的她搬出了常住的公寓,因为穷。

不过,她很快就找到了一条新的路途:剧本。这一年,她写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它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导演:桑弧。

▲桑弧

他是张爱玲26岁时遇见的“初恋”。《小团圆》里,九莉还提议他们改称“两小”。谨慎小心的试探、说欲言又止的情话、“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他(注:指邵之雍)碰”的情绪……

是甜蜜吧?但在他俩合作的作品中,却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呈现。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平淡得像木头的心里涟漪的花纹”。胡兰成之后,她自觉如敝履,且衰老。

可她却又想要保存这种“初恋”的感觉。于是,面对年轻有为的桑弧,便只有写:“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那个江南淫雨霏霏的世界又来了,它潮湿、粘腻、酸腐、闷……一个词,“雾数”。这就是可怜而可爱的岁月。于是,接下来的日子,张爱玲还是用桑弧给她起的笔名“梁京”,创作了《十八春》和《小艾》。桑弧评,梁京的文笔变得成熟了。

实际上,张爱玲察觉的是,她是在失去自己。而这一点,是令人“恶心”的。“恶心”与“雾数”不同:雾数的世界,是让人轮回千千万万次依旧愿意再来的;而这让人“恶心”的世界则是不值得一过的,要以局外人姿态跳出才算完。

情况再也不是《沉香屑 第二炉香》里薇龙面对一个花花绿绿的香港,在它和熟悉的上海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了。上海再也没有了“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家宅、情爱、工作,还有她自己。所以,她离开了。

他们说,逃离不过是懦弱。

是吗?

谁不曾对这个“雾数”的地方充满爱意呢?

谁不明白“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完了,人也完了”呢?

但这个熟悉的地方,最终却显现出了“恶心”:不管如何努力理解他人、如何维持爱情、如何认真工作,泥淖只是越来越浑浊、粘滞,甚至是失却了人之为人的意义。

从“北上广”挣脱出来,怎么会是懦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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