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晚年抬棺出征,只为摆脱瑜亮情结

左宗棠照片

光绪二年(1876)春天,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率领八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一路西行,浩浩荡荡。走在飞沙走石的荒芜路上,一口鲜红的大棺材被士兵们吃力抬着显得格外醒目,年届六十多岁的左宗棠对此行颇感压力,然而这些却丝毫没有让他畏惧。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一旦此次西征失败,他将直接自裁,以明心志。他那故去的已绝交的老朋友曾国藩不就是第一次战败于长毛后,要跳水自杀吗?被救后还躺在棺材里不肯出来。左宗棠对此次西征心情激动而又复杂,前几日与李鸿章在朝廷之上为争论出兵与否吵得面红耳赤。

李鸿章认为,自乾隆年间平定西北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供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西北,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西北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认为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慈禧画像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光绪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左宗棠拿着朝廷颁布的任命,对身边的人深情地说,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并不是自己还要争取功名,我决意出征,实在是为国家社稷考量。许多人听了这话都非常感慨,难怪大家都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自曾国藩病逝后,大清除了左宗棠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来充当“柱国”的重要角色。

很多人为左宗棠所感动,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左宗棠此次下定决心西征不仅关乎国家政体,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愿望,那就是缔造一个与曾国藩一样的伟业丰碑。

光绪皇帝

当年,曾国藩彻底摧毁太平天国的南京城池的那一刻,在历史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这让自视极高的左宗棠心里极其不是滋味。有一次他给《铜官感旧图》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投湘江之处,这幅图就是曾国藩当年自杀的事情),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这句话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他死了,天下也并不就是没救了,届时“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就应该是他左宗棠了。而且他相信,如果是自己来导演这部大戏,一定要比曾国藩精彩许多。

《三国演义》里,周瑜在临死前还要高呼:“既生瑜何生亮!”左宗棠对此感触很深,在他看来,他的才华和能力完全强过曾国藩,就连曾国藩自己也多次声称是“运气口袋”,想当初,创建淮军这个想法是曾国藩和他共同提出来的,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塔齐布是他首先发现并推荐给曾国藩的,他左宗棠贡献了多少智慧?在重大的战略上,多少次事后的结果证明他比曾国藩更高明。

左宗棠书信

然而,这些感叹已经没有意义。纵观来看,左宗棠还是输在了“科举起跑线”上,曾国藩虽然平庸,但因科名顺遂,早早占据了有利地位。他虽做好了只手擎天的一切准备,却因为身无名分,无法充分施展。虽然最终自己通过给人家当幕僚,先后被湖南巡抚张亮基和曾国藩推荐使用,但对自己来说一切都已经太晚。历史的开场大戏的剧本,他没能拿到几句台词。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先后顺序,大家都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相当不以为然。大抵与下面的这个故事有点类似。初唐,文坛出现了四位较有名气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时称“四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排行榜,得到当时文坛的普遍认可。对此排名最早提出异议的是位居次席的杨炯。《旧唐书.杨炯传》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并号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在左宗棠的眼里,属于他的排名榜应当是第一!他曾经对好友郭嵩焘说:“阁下……生平唯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预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愧,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才是一时无两的人物,远远高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

左宗棠抬棺去西北绝非作秀,他不仅带着白首报国的忠臣之气,更是要在中国的西北大门重新开创一段伟大历史,以此和早在九泉之下的曾国藩一决高下。

左宗棠这次西征是顶着万千压力的,自西北沦陷以后,曾国藩也曾说“暂弃关外,专清关内”。而左宗棠不仅仅看到西北对于大清帝国的重要性,也要以此巨大战略彻底否定曾国藩的局域思想。在左宗棠眼里,镇压天平军与西北同等重要,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他,完全知道,一旦西北彻底被洋人利用占领,必将所有清朝大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家领土和个人功业在左宗棠的眼里极为统一,这不仅是维护华夏的神圣之战,更是让他和曾国藩一比高下的最后机会。想到这里,老头子满眼血丝激动起来,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感觉。

同月,湘军刘锦棠在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后,率主力部队二十五营(约一万一千人左右)前后分四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进发,紧接着又派蜀军徐占彪部五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固后路。为了收复西北,清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一百四、五十个营,总兵力约七万多人,先后投入第一线的计八十多营,近四万人。战事从一八七六年夏季开始,到一八七七年底以全面胜利告终。

与曾国藩的“打呆仗”相比,左宗棠一生之中,一直出奇兵,打了许多重大经典战役。这也完全说明了,左宗棠不服曾国藩的原因,在他看来,战争就是智慧和天才的沙盘推演,而不是人肉长城的对决。

曾国藩与湘军将领

在整个收复过程中,左宗棠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单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这个战略思路,左宗棠就是要给李鸿章和那些反对出兵怕浪费钱粮的人看的,你们不就是怕打起来不划算吗?你们不就是弃国土,保钱粮吗?这些庸人之见实在让他鄙夷不堪,国土关乎国体兴衰,怎么要用钱去衡量?他就是要让他们看到,不花太多钱一样能收复失地。经过一年的军事以及外交配合,左宗棠终于成功收复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在晚清颓废的斜阳返照下,书写了罕见光芒的一笔。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西北建省。提出乘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西北建省。时任西北地区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自此左宗棠终于完成了能够震铄古今的丰功伟业。

晚年的左宗棠如果回味平生,必定是老泪纵横,他多么希望地下的曾国藩能亲自迎接他,给他倒满一杯接风洗尘的酒,只不过此刻的左宗棠感到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孤独。

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由于健康原因,曾国藩过早离世,这对于一直要与他较量一下的左宗棠未免是一种惩罚。他深刻地记得他们首次见面的场景,那时候正是太平军初露锋芒,势不可挡的嚣张时期,皇帝紧急任命母丧期间的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而左宗棠则是一个刚刚被请出山的无编制、无地位、无学历的“三无人员”,但自信给了他雄心壮志,他当着巡抚张亮基和曾国藩的面侃侃而谈,天下大势在他嘴里无非是几个弹丸那么容易摆弄,这令所有人都对他“一见即惊”。还记得在他18岁那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在湖南遇到了这个名不经传的小伙子,交谈之后,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爬上书架给他找书来看。还有回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听说左宗棠的名气,特意邀请他到湘江边一谈,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能够让众多大人物对他不约而同发出衷心赞叹,左宗棠的才华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义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才把他请出了山,虽然只是一个师爷身份,却实际担负起全省的军政要务。曾国藩则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非但不觉得他有什么出众,甚至还让人感到有点笨头呆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是:“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着如一老教师耳。”后来的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也大感失望:“曾国藩是个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布满皱纹,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褶,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左宗棠纪念馆

左宗棠对曾国藩也做如是观,怎么看都不觉得他超过自己,然而恰恰是曾国藩最后成了高他一截的人物。历史上关于妒忌或者斗争的人物无非有两种结局,这第一种如周瑜因为妒忌生恨,最后痛恨九泉还要抱恨终身。第二种就是彼此不服气,一直试图超越,在此期间运用平生气力和智慧,一决高低。

左宗棠的这种心理不仅没能损害他的人生,相反这种心理形成一种强大的助推剂,将他人生推向了最高的高度。只不过,在整个过程中,左宗棠备受煎熬和折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他们后来因为诸多事情的意见不合,竟然三次断交,这种断交方式令他们都备受痛苦,但是强者与强者从来不会轻易服输,只能在心里倔强自持。然而不管怎样,左宗棠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莫大的支持,曾国藩在为他谋得政治位置的时候竭心尽力,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争,只不过左宗棠永远是那个负气的小老弟,曾国藩总是一个憨厚的老大哥,宽容对待这个他自叹弗如的小老弟。

不管怎么说,左宗棠对待曾国藩尤其是重大利益和关切上是过分的,比如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上午,南京太平门外一声巨响,城墙崩塌,烟尘升起数十丈。天京陷落。这对于曾国藩是一件平生最重要的日子,对于整个大清乃至于中华历史都是重要的日子,同样给予更多关注的还有左宗棠。只不过此刻的左宗棠心情复杂难言。这一天对于曾国藩来说来得太不容易了,从咸丰二年起兵到今天整整二十年了,他受过多少委屈,他曾为此失去两个兄弟,也亲手把自己苦心培养的数万名湘乡子弟送入鬼门关,才染红了曾国藩的顶戴花翎。自己三度自杀,数度濒危,忍受了超过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才换来今天这一张捷报。大清朝廷“特配殊恩,用酬劳劬”,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有清以来二百年里,汉人得此异数者,少之又少。

然而就在曾国藩还没等擦干高兴的泪水,却意外接到了朝廷的斥责,因为有一封来自左宗棠的举报信,说他没能抓住幼天王,却在朝廷的捷报里谎报“积薪宫殿,举火自焚”,这无疑是谎报军功,天大的罪过。如果朝廷坐实此事,曾国藩能落得一个不杀之恩就已经不错了。看着慈禧在旨意里说:“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欺君罔上,命他彻查此事,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曾国藩如雷轰顶,一屁股重重坐在了椅子上。

如果仅只关乎个人名誉,曾国藩可能会承担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事情涉及他的部下,他无法让步,这也关乎湘乡子弟这么多年的拼搏到最后的结果,曾国藩给朝廷的解释是,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责任。接下来他对左宗棠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只汇报说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他才不作为杀手锏抛了出来。

自此,二人友情彻底结束,彼此不通书信。两人都摆出一副“相忘于江湖”的决绝样子。

直到1872年,在听说了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后,左宗棠十分震惊。他没想到,彼此还没到死磕的真正地步的时候,曾国藩就这么走了。就像诸葛亮在周瑜去世后,还能弹奏那首为周瑜所独创的《长河吟》,如果他们不是两个对手,也许该是世间上最大的知己,就像左宗棠给他写的挽联一样: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就在四年后他抬棺西征,在军营之中,左宗棠开始回想起曾国藩一生的林林总总,越想就越伤感,他们原来都是为了国家去斗,斗得伟大,争得无私!千古以来,如此争斗实在让人感动。在给他儿子的信里,左宗棠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从前彼此争论,……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在失去了老朋友之后,他才明白损失这样的朋友该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为此,这次他一定要西征成功,报效国家,也使老朋友能够在九泉之下含笑安慰。他们都为国家奋斗,未曾有过半点党争损害国家利益,相反在老友死后,他才明白,只有用这种继续与他奋斗的方式才是对好朋友最好的慰藉。

在曾国藩身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为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送给他几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这样回忆曾左友谊:“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

慈禧下诏书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设立的福州船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