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文学的悲伤之王”赫拉巴尔:最重要是生活、生活、再生活

我和他们称兄道弟,水乳交融。我认为,那些人和画面蕴含了面包的酵母,我的故事就像我们每天食用的面包,用自古生长于这块土地的谷物糅合而成,只是,在面包边上我搁了一把实用的小刀,它不仅面包需要,人类的命运也需要,那就是写作。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只有在自己导演之下的生活才有价值

1949年,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离开宁布尔克老家,来到布拉格。在老城广场“铃铛屋”租住一段时间后,他搬到利本尼区堤坝巷24号——一个由废弃工厂的车间改成的大杂院,穿过与贫困潦倒的茨冈人共用的院子,才能来到厕所和洗澡间,还得提着桶到外面去打洗漱用水。在这里,赫拉巴尔一住就是20年。他晚年的“生活秘书”托马什·马扎尔寻访堤坝巷,曾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说,赫拉巴尔从钢铁厂回来时,老远就听到他五音不全的歌声。其中有一位道,他妈妈曾与赫拉巴尔比邻而居,听到歌声,他妈妈总是说:“你们听呐,博士回来了!”

赫拉巴尔拥有法学博士头衔,却并不喜欢法学专业,只是于25岁那年在老家的约瑟夫·莫如达私人公证处当过不到一年的助理,此后他干过仓库管理员、列车调度员、保险公司职员、商品推销员,也都和法学无关。来到布拉格后第二年,他自愿报名到克拉德诺钢铁厂参加合同期为两年的义务劳动,和他一起辛苦劳作的,除老工人外,还有从前的教授、工厂主、银行经理、律师、男女囚犯等各式人物。以他自己的说法,他这样选择,是因为在写作之前必须将自己置身于他不喜欢的境地,一个让他感到不顺心、不痛快、力不从心的地方。

1930年摄。公子哥赫拉巴尔在宁布尔克城啤酒厂自己家的“长房子”外。(文中赫拉巴尔黑白摄影图片均出自《过于喧嚣的孤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乎意料的是,在钢铁厂工作期间,赫拉巴尔发现自己竟然如此热爱那里,热爱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工人们,他非常喜欢聆听他们的谈话,并为他们所呈现出的粗犷的美感到震惊。在那里,他看到和听到真正根本的东西和语言,不无感恩地说:“就像是上帝的恩赐,现实的粗鲁与狂野之风直接冲我吹来。” 许多年后,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坦言,只有在自己导演之下的生活才有价值。他的“自导自演”,实则标示了他“惩罚自己,同时又净化自己”的成长过程。他说:“知识分子通常只是知道而已,而一个普通人却有着深刻的常识体验。”

显然,赫拉巴尔倾慕的中国诗歌,老子、叔本华的哲学,以及凯鲁亚克、杰克·伦敦等美国作家的创作,深刻影响了他对生活和写作的理解。这般潜移默化的学习让他认识到:“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再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不惜一切代价参与任何地方的生活。”也是在这样身体力行的生活中,赫拉巴尔“学会了理解别人,学会了观察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然后才进一步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在那里找到那比平常平庸的实际情况更能反映现实的虚构故事”。

1955年摄。赫拉巴尔在布拉格焦街10号的废纸回收站门口。41岁的赫拉巴尔又找到了一个在废纸回收站打包的工作。他的写作还看不到希望。

由此,赫拉巴尔的写作由多愁善感的抒情转变成聚焦普通人的写实。他说:“最大的英雄是那个每天上班过着平凡、一般生活的普通人;是我在钢铁厂和其他工作地点认识的人;是那些在社会的垃圾堆上而没有掉进混乱与惊慌的人;是意识到失败就是胜利的开始的人。”1952年春,他写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雅尔米卡》,反映一个给钢铁工人送饭的未婚孕妇的生活与命运,从此走上现实主义之路。

但赫拉巴尔没能一直在钢铁厂干下去,1954年遭受严重的工伤后,他到布拉格焦街10号废纸回收站当打包工,成天与论吨称的废纸打交道,比在钢铁厂时还繁忙艰辛。在这里,赫拉巴尔结识了曾经的举重运动员、撑杆跳高和橄榄球运动员英特希赫·贝乌格特,并以他为原型写了短篇小说《布拉希尔伯爵》。20年后,他三易其稿,改写成小说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

赫拉巴尔签名

他通过写作才知道“我是谁”

也是在此期间,赫拉巴尔的五个短篇被诗人、剧作家克拉什发现,并在其与诗人希夏尔合办的杂志《到处是生活》上刊载。克拉什为赫拉巴尔在废纸回收站极度缺乏写作时间感到不安,并为改善他的处境奔走呼告。但赫拉巴尔安于这样的处境,却终于没能继续干下去。回收站不顾与作协基金会签订的合同规定,对他每日工作半天,写作半天的日程多方刁难,并解除了与他的劳动合同。赫拉巴尔由此结束废纸打包工的生涯,开始在利本尼的诺依曼剧院当舞台布景工。

转眼已是1962年,赫拉巴尔申请到“艺术家医疗保险与津贴”,由克拉什介绍成为一名“自由职业作家”。此时,捷克文化领域迎来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赫拉巴尔也和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作家一起“浮出水面”。1963年,赫拉巴尔49岁,终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一面世便大受读者和批评家欢迎,并获当年出版社奖,“因为他们找到了一本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书”。赫拉巴尔那些放在抽屉里的作品开始逐渐获得出版,在捷克文坛声誉日隆。

只是好景不长,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军队占领之后,文化环境再度紧张,昆德拉等移居国外。赫拉巴尔由于拒绝表态支持被占领,他的书遭到下架销毁,根据他作品改编的电影被禁映,并且被作家协会开除,虽然景况很不乐观,但赫拉巴尔深知自己离不开母语,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依然留在捷克。整个七十年代,他离开布拉格,到近郊克斯科的林中木屋生活,写作虽有波折,却并未中断。马扎尔说:“在很长时间里,他的作品就是写给自己看的。”

到了八十年代,赫拉巴尔的作品陆续解禁,获国内国际奖项达30多个,并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身后结集成19卷合集,在捷克国内畅销不衰。他的77种著作,迄今以27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33个国家发行,多部作品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与小说《严密监视的列车》同名的电影获196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根据《售屋广告:我已不愿居住的房子》改编的电影《失翼灵雀》获1990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奖。赫拉巴尔更是在捷克国内读者中拥有难以撼动的绝佳口碑。以翻译家高兴的说法,他近乎是一个国民作家。“如果你在捷克坐出租车,和司机说到你特别喜欢赫拉巴尔,读过他的很多作品,那个司机很可能会直接给你免单。”捷克知名杂志《周刊》也曾就“谁是捷克最伟大的50名作家”做过问卷调查,结果赫拉巴尔仅次于《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排名第二。要知道,这个名单里还有卡夫卡、昆德拉等享誉世界文坛的名字。

1993年2期《世界文学》译介了赫拉巴尔的三篇中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中魔的人们》《露倩卡和巴芙琳娜》和文论名篇一篇《论创作》。

赫拉巴尔最初为中国读者认识,源于1993年《世界文学》推出的,长达十万多字篇幅的赫拉巴尔专辑。此后经由编辑龙冬的大力引荐,赫拉巴尔的作品开始以单行本的形式,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今年,继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部分代表作中译本后,花城出版社推出《严密监视的列车》《雪绒花的庆典》《绝对恐惧:致杜卞卡》《温柔的野蛮人》四部最新中译本。在8月26日闭幕的第25届北京图博会上,几家出版社联合为这位昆德拉口中“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作家”,捷克人眼里“他们国家最具捷克味的作家”举办了“北京遇上布拉格”交流会、“生活在此刻”分享会,赫拉巴尔再度引发颇多关注。

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四部赫拉巴尔作品新译本

对于大器晚成的赫拉巴尔来说,他或许格外珍惜迟到的荣誉,但他不曾因为荣誉改变自己。成名后,他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生活却一如从前,写作也是一如既往。作为一个谜一样的作家,赫拉巴尔的生活与写作,自始至终都是如评论家韩敬群所说“浑然一体、互相生发”,以至于喜欢他和喜欢他的作品简直就是一回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如马扎尔所言,赫拉巴尔写只是因为他喜欢写。“他很纯粹,只是特别享受写作的过程。他说,他通过写作才知道‘我是谁’。”

以近乎全部的写作塑造“巴比代尔”群像

事实上,“我是谁”是赫拉巴尔经常自省的一个问题。他有一本书,汇集了他谈生活和创作的多篇文章,题目即为《我是谁》。赫拉巴尔作品中译本主要译者之一刘星灿感慨道:作为一个既胆怯怕事又愤世嫉俗的人,既谦卑自责又指点江山、著书立说的人,赫拉巴尔反复自问:“我是谁?”该是意味深长的。

1994年摄。赫拉巴尔在布拉格近郊克斯科的林中小屋前空地上写作。

70岁那年,赫拉巴尔开始写作传记体三部曲《婚宴》《新生活》和《林中小屋》,他别出心裁地以妻子艾丽什卡,即书中的碧朴莎的眼睛来看,并联系他的朋友和生活来抖搂他从思想灵魂乃至生活细节中的各种毛病、癖好、恶习甚至丑事。诚如赫拉巴尔自己所说,写一本诋毁自己的书,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有厚脸皮。何况他是生性腼腆、动不动就害羞脸红的人。

这个胆小鬼以一贯的坦荡作风,把修改前后的图书版本公之于众,以致招来更多的诋毁和打击。而这个可爱的作家,在生活中但凡遇到倒霉事,第一反应则往往只是躲闪。马扎尔说,他仿佛只能在下里巴人的人群中取暖,只能靠着热气腾腾的酒馆烟雾延续自己的思考,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褒贬都隐藏在身边人的故事中。如此,就像书评人付如初说的,赫拉巴尔只能是作家,而不是思想家或社会活动家,也因为此,时过境迁后,我们会发现,赫拉巴尔这唯一的作家身份,倒是让捷克文学在深刻的思想刻度之外,又获得了深刻的审美刻度。

赫拉巴尔确乎是审美的,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作为一个非婚生子,他虽然从小不知生父是谁,却备受养父的宠爱。他的母亲则乐观开朗,迷恋戏剧,以至于他常常觉得她不是妈妈,而是姐姐。在由写于1982-1987年间的《一缕秀发》《甜甜的忧伤》《时光静止的小城》三部作品合成的另一部“传记体三部曲”《河畔小城》里,赫拉巴尔不无忧伤地回忆道,在这对可爱的父母眼里,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叫做真正的烦恼。后来,单身的贝宾大伯来到他家,这更是一个乐天知命的人,见多识广,喜欢到小酒馆找姑娘们跳舞,也喜欢讲故事,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赫拉巴尔视他为精神上的父亲,创作中的缪斯,他在不同的书中不厌其烦地写他。大伯去世后,赫拉巴尔把他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印在了讣告上:“这个世界美得让人发疯!并不是说它真是这样,而是在我的眼里它就是这样!”

1978年摄。在布拉格颇负盛名的“金虎酒家”。这里是赫拉巴尔最喜爱的地方。马路斜对面,就是赫拉巴尔曾经工作过的废纸回收站。

这可谓赫拉巴尔的写作自况。和贝宾大伯一样,他在劳作之余也喜欢去小酒馆,他不是去跳舞,而是听人们说话。在小酒馆里,赫拉巴尔听克拉什说到“巴比代尔”,是捷克诗人、翻译家沃尔赫利茨基最先发明了这个词,赫拉巴尔则让它变得广为人知,他出版于1964年的短篇小说集《巴比代尔》,让“巴比代尔”这个词开始了纸上的旅行。

赫拉巴尔近乎以全部的写作,塑造了“巴比代尔”群像。这是一群躺在“时代垃圾堆”之上的底层劳动者,他们普通、平凡甚至有些粗糙,却对生活满是强烈的感情,善于从中寻求欢乐,并以带有布拉格式的幽默与嘲讽滔滔不绝地述说。赫拉巴尔对这群“巴比代尔”投注了全部的热情,他说:

所有这些普通的、看上去很平凡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衡量一切东西和事件的准绳。

在赫拉巴尔眼里,这些“巴比代尔”保留了初恋般的眼眸。

所以我和他们称兄道弟,水乳交融。我认为,那些人和画面蕴含了面包的酵母,我的故事就像我们每天食用的面包,用自古生长于这块土地的谷物糅合而成,只是,在面包边上我搁了一把实用的小刀,它不仅面包需要,人类的命运也需要,那就是写作。

也因为此,赫拉巴尔的写作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

1950年摄。赫拉巴尔与他最喜爱的贝宾大伯(继父的哥哥)合影。在赫拉巴尔许多传记体小说中,贝宾大伯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话语滔滔不绝的人物。

捷克人说,米兰·昆德拉的文章过于深邃,读起来有沉重感;而赫拉巴尔则像是啤酒馆里坐在你桌子旁的熟人,将无数奇特的故事娓娓道来,幽默而富有哲理,这才是纯正的捷克味道。

当然,这不是说赫拉巴尔是地道的民间艺人,仰赖民间资源进行写作。事实上,如作家、编剧过士行所说,赫拉巴尔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他只是不愿像博尔赫斯等作家那样靠知识写作,也不愿意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写作。但他兼具了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的长处。付如初说,赫拉巴尔用普通人的常识体验给文学作品增加细节和温度,用知识分子对美和哲学的感悟驾驭这种体验。也正因此,无论赫拉巴尔写的人物多么粗俗和卑微,他笔下的格调都是体面而高雅的。他从那些文化不高、生活在时代乃至语言边缘的“巴比代尔”那里,收集大量的俚语、隐语、反话和人们在小酒馆里交谈时那种只可意会、难以用语言传达的谈话方式。为了更准确地描写出这些人物的真实生活境况,他甚至开创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方式:在作品里留下文法与修辞上的各种错误。在编辑他《时光静止的小城》的书稿时,针对文稿中的数百个错误,一位女编辑说:“这是赫拉巴尔风格的魅力所在。我们得忍住别去改动它。我们要是一改,这本书就会失去它的魅力。”

《过于喧嚣的孤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有别于赫拉巴尔大多数用非书面语写成的作品,他三易其稿,最终于1989年出版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却用了抒情而又优美的书面语。这部赫拉巴尔坦言自己看了都要“感动得流泪”的“忧伤叙事曲”,通篇是废品回收站打包工汉嘉的独白。汉嘉以讲述“love story”的口吻,写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苏联占领时期,已经在回收站工作了35年的他面临着机器取代人工的改变,开始回忆自己的爱情经历,回忆在废品中的阅读。他安之若素地跟废品和老鼠生活在一起,不停地阅读“废品”,捡拾精神能量,克服内心的悲剧感。赫拉巴尔深沉地说:“我为写这本书而活着,并为写它而推迟了死亡。”

正如有评论所说,《过于喧嚣的孤独》构成了一个诗歌、哲学、自传的三角形。这本书也可谓并不擅长思想的赫拉巴尔的总结之作。在小说里,赫拉巴尔将老子和耶稣做了对比:“我看到耶稣是个浪漫主义者,而老子是古典主义者,耶稣有如涨潮,老子却似退潮,耶稣像春天,老子则是寒冬,耶稣体现的精神是爱邻居,老子则是空灵的最高境界。耶稣在不停地登山,而老子已在山顶。耶稣神情激动一心要改变世界,而老子却以返璞归真勾勒他的永恒,与世无争。”

毫无疑问,相比耶稣,赫拉巴尔更倾心于老子的意境。大学期间,赫拉巴尔即开始研读老子的《道德经》,他读的是1920年鲁道夫·德沃夏克翻译的版本。据马扎尔回忆,在钢铁厂工作时,赫拉巴尔曾经将《道德经》藏在工作围布下、衬衫里,然后用了两年时间将它全部背诵下来。后来到了晚年,更是每日必读。“他把这本翻得残破不堪的书时刻带在身边,去世前在医院的那段日子里,他甚至还在背诵老子的一些名言。可以说,这是他遗物中唯一的收藏品。”

或许在赫拉巴尔眼里,老子既有弱者的幽默、智者的通达,还有东方式的圆融和深刻,所有这些气质,诚如付如初所说,跟赫拉巴尔塑造的 “身处底层而眼望高处”,身处极度灰暗之中又能够通过“钻石孔眼”看到美的“巴比代尔”有一脉相通之处。他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他笔下的“巴比代尔”则在悲剧和喜剧中间,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处。

他为时代写作,同时又超越了时代

赫拉巴尔置身于时代的边缘,他的生活与创作也可谓别样的“非主流”。他写下的也似乎只是些小故事,笔下的人物多卑微如草芥。昆德拉却说,如若有人要为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结束后的时代命名,它必得称之为赫拉巴尔时代。

这看似有点费解,实则有其道理。这不仅在于如作家邱华栋所言,赫拉巴尔虽然他写的是小人物的命运,折射的却是家国情怀与民族命运。也不仅在于,如青年评论家季亚娅指出的那样,赫拉巴尔底层生活的自我设计,并非中国作家作为旁观者的“寻根”。他笔下的底层,也不能等同于中国语境里的底层。“他的底层,是与波西米亚精神相联系的底层,一种与艺术创造紧密联系,甚至把生活艺术化,并从中寻找能量和爆发力的底层。他的底层是中欧思想传统里开出来的花。”还在于如学者止庵所说,赫拉巴尔的入手点非常低,但他抵达的却是关于人类的共同感受,也就是说,他从一个仰视的角度入手,最后却能俯视我们这个世界。“如果说,哈谢克对这个世界一笑置之,卡夫卡把这个世界像一块大石头似的扛在自己的脑袋上,赫拉巴尔则兼有两者,他的疆域何其辽阔。”更何况,他就像过士行说的那样,不同作品之间风格差别之大,不由让人怀疑不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当然赫拉巴尔写作一直在变化,不变的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把自己经历的,还有在小酒馆里听到的一切转化为文学,也因此他称自己是“时代的记录员”。

以赫拉巴尔取材于自身经历创作的《温柔的野蛮人》为例,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只是像拼贴画一样,通过许多记忆的片段,呈现出他与好友弗拉基米尔·包德尼克和埃贡·蓬迪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这其中的故事,正如该书译者彭小航描述的那样,有的荒诞诡异,有的激情洋溢,有的充满无奈,但所有这些故事组合在一起,就如一面多棱镜般,反映出真实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原著及同名改编电影均获得了外界关注

在以二战前后捷克为背景的小说《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里,赫拉巴尔则以说书人的口吻,通过一个餐厅服务员的经历见闻,展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捷克社会生活的画面。

赫拉巴尔实则不只是他自己谦称的“时代的记录员”,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这一方面在于如止庵所说,赫拉巴尔以他的写作维护了纯文学的高贵性。在整个世界都沉落了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保持了捷克文学的延续性。“赫拉巴尔很长时间里都是写的抽屉文学。我们或许也有作家这样写,但时过境迁,人还活着,但作品已经死了。”而在另一方面,就像高兴说的那样,赫拉巴尔进行的不是那种自私的写作,它包含了救赎的精神,包含了人类的关怀,这种救赎和关怀是流淌在他的血液当中,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为时代写作,同时又超越了时代。

捷克所发行的赫拉巴尔诞辰百年纪念币

或许正因为赫拉巴尔自觉到人生而有罪,他所处的时代又有很多艰难困苦,他的快乐与幽默,也就多了一份沉重的基调。

1988年,赫拉巴尔的妻子艾丽什卡去世。不久后,赫拉巴尔相识于堤坝巷24号的挚友、大提琴演奏家友马利斯科也去世了。他陷入了极度的虚空和无助感。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一位热爱他作品的美国姑娘艾普蕊·吉福德走进他的视野。金虎酒馆里的愉快交谈、克斯科林中小屋的六日相处。美国各大校园的巡回演讲,以及次年布拉格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促成赫拉巴尔写了《致杜卞卡》的系列书信集,这让他暂时走出了封闭孤独,并以全新创作状态再次抵达更为虚空的巅峰。这些信陆续完成于1989年到1991年,在赫拉巴尔生前从未作为真正的书信寄出,只是零星登载于某些作品集或单册印本中。

赫拉巴尔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每天都会不辞劳苦独自搭乘公交车到克斯科的林中小屋,去看他的猫咪们,有时候给它们带些牛奶、香肠和肉。他曾在写于1975年的《小汽车》里写过它们,还写道,冬天他担心猫咪们冻死,被猎人射杀,但开春后猫咪们又过盛繁衍,不得不消灭几只。被消灭的爱猫们始终困扰着他,直到他遭遇一场车祸之后,愧疚与悔恨才得以消失。而那些活着的猫或猫的子孙们,每天上午11点会走到车站去迎接他,大老远就认出他来。赫拉巴尔坚信天堂里一定有猫。他如此爱猫,以至于相信猫能预卜未来的不祥之兆。在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他说,爱猫用失神的眼睛望着自己即将熄灭的眼神。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赫拉巴尔几乎

每天会去看望林中的几只小猫

1995年3月,赫拉巴尔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小段话:我跟着天意走,现在就只写着玩儿,写完后就不会再看了。我已经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感兴趣了,我要写的东西已经写完了。“如今我到达了虚无的顶峰。”1996年底,赫拉巴尔因患关节炎、脊背痛住进医院。次年2月3日,即将病愈出院时,他从医院五楼的窗口坠下。这一年,他84岁。一颗纯洁如处子的灵魂就这样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