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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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

在大动荡、大离乱中,他在一片对中国历史的挞伐声中保持了自我,他说对本国历史要报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西南联大坚守着知识分子的本分,写下了《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国史大纲》等令后人敬仰的杰作。

而当他站在一九四九年的香港街头,看见满街露宿、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山岩岩,海深深,地薄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对向前行。”

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便是他亲自所写。

新亚书院

他是钱穆,字宾四,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对这一名字,钱穆的弟子叶龙曾解释说,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此外,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又逢开学季,故在此分享1963年钱穆先生于新亚书院春季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以缅怀这位文化伟人。

什么是大学精神?

我们评论一间学校,仍有第三标准。(注: 按钱先生在前面所称的另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物质上的,包括建筑和设施,第二个标准是学校拥有多少教授,开设多少科程,及学生在学业上的成就如何,此处不录),这就是我们校歌里所唱的“新亚精神”。所谓精神,这标准则更是难说了。

钱穆先生在除夕联欢会演讲,1955

如何叫做新亚精神?让我从浅显易明处说去。犹记我们第一朞校舍落成,损助我们建筑的某基金会适有人来参观,他表示很满意。我问他满意在那里?他说:“我知道香港房租贵;但你们的校舍全不在此着想,不仅无教授宿舍,连学校办公室地位也很小,而图书馆和课室却大。”我想:这也就我们的新亚精神了。精神,本应能随处流露,也可流露在建筑方面的。

去年有一位哈佛燕京社的先生来看我们研究所,我说:“我们的研究室太小了。”但他说:“我们的更小呀!”这是确实的,我去哈佛时确看到他们的导师室并不比我们的大。

我们学校建筑占地面积虽小;但拿我们的图书馆和教授研究室来讲,在整所建筑中,比例实在不小,也可说很大了。因此,只从我们的校门看,也可看出一部分新亚精神来。

诸位了解得此意义,便知学问之困难处,而那些困难,则待诸位自己去克服。从前有一故事说,仙人吕洞宾,能点铁成金,他遇到一乞丐,把一块泥土用手指一点成了金,给那乞丐,但乞丐不要那金,却要吕洞宾那手指。诸位来学校,学校所能尽的责任,则只在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上,那些知能,纵有价值,也仅像一块块黄金。什么是能点铁成金的那手指呢?诸位当知,诸位之自身,诸位自己所修养锻练出的诸位之品格,才是那点铁成金的手指呀!

当我们第一间校舍落成,曾有一位日本京都大学的前任校长来参观,他说新亚很有些处像京都。我不知道他说那句话时在那一方面欣赏着我们,而把新亚和京都比。无论从历史上﹑从现实上像是无可相比。我想:那位校长所欣赏于我们的,也即是一种我们的精神流露罢。

但何谓精神,仍难讲,我将改说是一种气象罢。诸位学哲学文学的,都知道宋代大儒喜欢讲气象。我想艺术系的同学们,也该知道这气象二字。我从前在北平时,北大的气象是这样,清华的是那样,燕京的又是另一样。一校有一校的气象,常在学生们身上显露出:因教授可以同时在几间学府里兼课,就很难在他们身上显露出某一间大学的气象来,常从学生身上则很易见。每间大学各有其特殊的气氛,即如美国哈佛与耶鲁不同,英国牛津也与剑桥不同。衡量一间学校,能注意到他们的特有气象,那是更不易了。

其实,学校气象主要还从学生身上见。学生在不同的学校,会有他们不同的风度和格调。如说: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度和格调,商人和官僚也有商人和官僚之风度和格调,军人艺术家各有他们各自的风度和格调;同样,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亦该有大学生的风度和格调,然后才有风度和格调上之不同处。以前在内地,一个青年跑进大学,尤其是进了那些有名的大学,他自会觉得他走进了另外一个新天地。他所接触到的都是新;不到一年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他自会具有一个大学生的风度与格调。可是,在今天此地,我实在没有见过真正具有某种风度与格调的大学生。老实说:在殖民地统治下的大学教育,也不容易培养出我所谓的有风度格调的大学生。诸位有机会到外国去,便知道我此刻所说的真确性。

现在我再说要拿教授水平和课程内容来衡量一间大学,已是困难了;若要把大学生的风度和格调来衡量,那便更困难。新亚在此方面,也实在最可抱惭。从此一标准来讲,我觉我们新亚还不像是一间大学呀!

诸位或要问: 所谓大学生的气象和格调究是怎样来的呢?我想有两点可以说:一是每一个大学生应有一个人生理想。一个青年跑进大学,至少应培养出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理想来;如他到大学里面的教授们有哲学家﹑有科学家,总会引起他一番羡慕向往之心;这就把他的人生理想提高了。至于他在课程方面所接触到的种种人生境界,那自然更广大高深。诸位来此就学,注册上课,所接触的只是些课程和分数单;可能对一位教授学问人格上的高低深浅一切莫名其妙。如此般的影像,怎会提起理想﹑接触到新境界?

我曾屡次告诉诸位:诸位来学校不可只重文凭和学分;要紧的是:能有一个人生理想,一番人生向往。一个宗教徒,他懂得向往天堂和上帝;你且问他天堂的情况,上帝的高矮肥瘦究怎样? 他自然不知道——但他总有了这一番向往。我上面说我们要有人生理想,这也并非有具体内容可说;只要有此一向往,有此一想象,就是了。倘若一个人真能具有了如此的向往和想象,他的气象自会不同,他的格调也自会不同;接着第二步他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也会因此而不同了。

我幼年曾在一中学读书,有一位体操先生,他给我印象很深。他是一日本留学生,有一天,我们上体操课,他跑到操场后说:“你们真不象样。”跟着他说起他在日本时,曾听人说:「有一位大将临出军前检阅军队,那位大将一跑到检阅场,便说:“这样的军队不行,出去定会打败仗。”他退下,号召部属,叮咛教诫;过了几天,再去检阅:这一次,他满意了,他说:“象样了可以临阵打仗了。”

我常觉得走进我们新亚似乎缺了些什么似的,我虽说不出来,但也可说在精神方面,在气象方面,总有些不够。诸位若是信教的,当你走进一所教堂,自会觉得和教堂外面有不同。进到一所理想的大学,简单说: 也该有些和外边不同才是。

全校师生出游

我们又常说要中国文化;究竟中国文化最要处在那里?前几年曾有人提起此语问我,我总回答说:“中国文化最要处在它的道德精神”。但现在,我觉得此话不够鲜明;我想:中国文化之最重要﹑最特殊处乃在其能着重学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日新月异地上进。这种向上和前进,乃是人格的表现,但不一定便是道德的表现。由外面看来,像是平平常常的,并没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鲜明界线之存在;但在其内心人格上,是可日有上进,实不平常的。信上帝,进天堂是死后事;但是,讲到孔子的道德,中国文化之所重,则全在我们未死之前这一生,全在当下平常日用间。

朱子曾说,读论语:“今日读一章,明日便该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这已说到中国人讲学问之最高深﹑同时最切近处。诸位今天进大学,要能在明天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而且日日该如此;一日复一日,“学无止境,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在我们内心境界上,有一个天天上达﹑欲罢不能之境;这始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学问和独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要表露给人家看:所以说:“古之学者为己”,又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曾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他的内心境界,真是天天在进步。又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知:箪食﹑瓢饮﹑陋巷,在外面的人尽可见,看来好像总如此;但讲到里面,颜子的内心方面,则天天在进步,所以他觉得是可乐。

钱穆在院庆晚会上行拱手礼(1955.9.28)

孔子亦说:“我见其进,未见其止。”我前面曾说:我在新亚此十三年中,学问是退步了。或许诸位可以说:我虚心或过谦。但,我总不能说我的做人退步了;因每一人之学问可以停滞不长进,但论人格,却只能进,不能退。又且此种进步,只有自己一人知,不能为别人知。浅言之,如诸位毕业后,去当一小学教师,每月得薪二百元,如此一年复一年,可以老做一小学教师,老得月薪二百,这也无所谓:但论做人,便不能老如此无长进。我们要能活在一个精神境界里,要在自己人格上,不断有上进,从童雅到白发,那只是身体物质上变化。这种变化,一切禽兽生物都有,却不是上进。我们做人,从幼到老,也不是上进﹔上进则在精神上。

孔子所讲的道理,即中国文化之最独特﹑最有价值处,是要懂得人之一生,在他内心应能天天有进步。每一人有他一分最高可能的理想与境界。诸位若知道这一点,人生乐趣与人生大道都在此;并可由此知道中国文化之高深独特处。我们新亚在这样一层上,似乎还是缺乏的;所以我今天要特地提出,使诸位知道,这便是中国文化精神,也该是我们新亚精神。

谢正光记录

原载「新亚精神生活双周刊」第五卷第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