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映的《红高粱》到《影》,张艺谋何时与过去的自己分道扬镳

作者:树神

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发行,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于今天重登影院,与其刚刚上映不久的《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照。两部隔着张艺谋三十年导演历程的电影隔空相望,既能看到摄影出身的他对色彩始终不改的迷恋,也让人感慨其创作主旨从曾经的压抑与反叛转变到了今天厚黑幽暗的人性漩涡。

《红高粱》与《影》的区别,既是时代背景与文化风向的区别,也是市场环境和导演价值取向的区别。

80年代:时事与英雄

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影坛,张艺谋可称是一往无前。他作为摄影师的影片《黄土地》、《大阅兵》在西方电影节上赢得若干摄影类奖项,主演的《老井》在东京电影节上为其赢得最佳男主角奖,而其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一举夺得柏林金熊,让他以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身份一举成名,更是让他几乎一步就跨入了国际电影大师的行列。

那个回望春光无限好的80年代在张艺谋本人眼中无疑是也难以言喻的黄金岁月,《归来》上映时他曾说:“那个时代我叫它人文时期,从创作者到观众到全国人民,都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历史和情怀,那个时期很可爱。”

张艺谋获柏林金熊奖

80年代是消费主义的浪潮尚未席卷大陆、理想主义当道的时代,是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对文学和艺术如饥似渴的时代,是每个人都怀揣着稚嫩的梦想追寻人生意义的年代。《红高粱》的编剧之一,作家朱伟曾写过:“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大家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80年代的青年男女

电影《红高粱》根据莫言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上的同名小说改编,莫言写《红高粱家族》系列中篇小说,就是要在小说中复活“我的故乡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历史”,因为在这种反道德的“原始野性”中,活跃着先辈们勇猛、强劲的生命力。小说的主人公余占鳌(被小说叙述者称为“我爷爷”),就是一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传奇人物。他是当代中国红色经典叙事的另类形象,代表着反传统、反道德的颠覆力量,而这就是莫言所要追寻和张扬的文化原生力。

这首插曲在当时的青年中广为流行

电影《红高粱》在饱和的色调中高度渲染红色和黄色,而与之相配合的则是宣泄性强烈的背景音乐,通过赤诚地裸露原始的感性生命,对现代文明的负面实施批判。《红高粱》的叙事是简单而易于理解的,小说中的倒叙和插叙被改编成了时间线性叙述,叙述人“我”的旁白串起了整个电影,讲述一个“我”听说的关于“我爷爷”、“我奶奶”的“传说”。

张艺谋声称:“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可以说,他确实实现了这个导演理想。

资本的阴影

为了复原莫言小说中那种高粱起伏如狂野的生命波动的感觉,张艺谋到高密、东北、内蒙古寻找适合的外景地,找不到大片大片的高粱地,无法拍出大场景。最后在高密种了几十亩的高粱,用局部的感觉讲故事。让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是红高粱的低成本,整部电影的投资据说是八十万,最后只用了六十万。

从《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代表象征着“中国电影之崛起”时开始,带领中国电影艺术走向世界、弘扬民族文化的担子就若有若无地落在了张艺谋肩上,以此为契机,资本和政治在其作品中介入的程度越来越深,他本人也意图摆脱低成本、小格局的电影叙事,拥抱更加广阔蓬勃的电影市场。

《英雄》是其完全转向商业化电影的标志,它也是中国第一部好莱坞式的“大片”。电影用绚烂的画面和梦幻的动作设计给中外观众奉上了空前的视听盛宴,但故事生硬造作,秦赵两国设定违背史实。最重要的是,秦王从始至终都表现出和史书记载相符的残暴,而结局的反转,将和平的梦想完全寄托给一个暴君,是对影片叙事逻辑的彻底否定,实质上透露出对于暴力的崇拜和强权的认同。

陈道明饰演秦王,《英雄》

外界普遍认为张艺谋拍摄《英雄》,是要与《卧虎藏龙》一较高下。从《长城》上映时正午对他的采访来看,事实虽不完全是这样,但在资本软硬兼施的挟制与诱惑下,他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坚持。

《英雄》我很早把剧本就打磨出来了,结果《卧虎藏龙》大获成功,我都想放弃了,我说李安拍《卧虎藏龙》这么火,我再拍这个,人家觉得我跟风,算了,放几年再说吧。后来江志强找我,他说导演还是拍拍,现在市场好。那好,那就拍,这是文艺片的架构,是我自己喜欢的那点所谓武侠。然后江老板就告诉我,梁朝伟要吗?可以吗?张曼玉要吗?还有李连杰,真的吗?还缺一个配角——甄子丹。这全是他提议的。我说可以吗?江老板说,市场好,《卧虎藏龙》打开了很大的局面。我说很贵的,成本很高——可以呀!就是这样子拍成的,但其实我拍的整个过程是一个艺术片的思考,那个时候不知道成了商业大片的一个开门之作。包括《金陵十三钗》也很简单,那是一个艺术片,不是《长城》这个类型。《长城》很简单,一个打怪兽的,又是这种大公司,它的标签很清晰,你接不接是看你自己了。(张艺谋)

《长城》剧照

到了《影》中,传统文化四个大字像是死死抓住了张艺谋的镜头,他将大量成本花费在场景、服装、道具上,完全可以说达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致力于营造一个大雨如注、阴郁暗黑的权力国度,最重要的是,要带着鲜明的古中国元素。奇门兵器、武学、权力博弈,明明有一整套武侠片的底子,无人落得好下场的结局却表示导演已经得出权力之下毫无出路的结论,走到了武侠片“自辟一片天地逍遥自在”的反权威精神的反面。

《影》中的习武场景

视觉艺术先行的《影》

《影》最受人诟病的地方主要有两处,缺乏说服力的表演与单薄的剧本。

太极,水墨,阴阳这些古老的哲学思想并没有跟人物性格和情节走向发生有机的联系,无限个反转叠加下,只描绘出一个猎奇向的黑暗宫斗剧,主角境州的变化只是权力体系不断压迫的结果,缺乏更深刻有价值的人性剖析。

明星演员难以压制的综艺人格剥夺了观众的沉浸感,夸张的面部表情像是节目组队对抗时被队友陷害的故作惊讶,成了“表演之上的表演”,虽然他们对待电影表演的态度不可谓不严肃,在更深层面上对角色进行诠释的道路却早早地被阻断了。

回到《红高粱》上,其实这部处女作在人物塑造和剧情发展上的问题也很大。“我爷爷”和“我奶奶”是毫无疑问的野性男女,绽放出凶猛旺盛的生命力,但并不是正义感强烈的有识之士,和酒坊的众伙计一样是一群以温饱为乐的自私莽汉。为了给这种野性安排一个有说服力的出路,除了“我爷爷”和“我”之外,其他所有人为了抗日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义勇缺乏情感铺垫,是为了血性的血性,因此让整部电影显得跳戏而割裂。

《红高粱》中的酒坊众伙计

还是在采访中,张艺谋说拍出一个好电影,需要好剧本,好演员,做对自己。认为最接近这个理想的是《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红高粱》。从《红高粱》到《影》,红与黄到黑与白,这三者的变化让人唏嘘,我们站在2018年的肩膀上回忆或想象那个美好质朴的80年代,想必也是一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