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9年的高考状元:我为什么9年不回家?不想背负这份责任

“杨仁荣,男,1986年出生于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宜黄县理科高考状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设计专业,肄业。截至2018年8月,杨仁荣与家人失联9年。”

这是百度百科词条“杨仁荣”中的一段话。这个词条最早创建于2009年,终于在今年更新了内容。

今年8月,杨母被诊断出癌症,她向媒体求助,希望走之前能再看儿子一眼。9月,看到报道的杨仁荣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这场时隔9年的通话异常混乱,电话两头都是边哭边说,断断续续。

对于这对父母来说,眼泪并不罕见。9年来,母亲吴细女有几次哭晕过去。很少有人见过杨仁荣流泪。父亲杨崇生记得,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想去学校,哭着跑回了家。他打了儿子一巴掌。

从那以后,杨仁荣在学习上再也没让父母失望过。2003年,他成了县里的高考理科状元。谢师宴摆了十几桌,鞭炮的红纸炸得满地都是。

在亲戚们眼里,杨仁荣内向、斯文、爱看书。家里有面墙贴满了他的奖状,最后贴不下了,只能另找一面墙。他是家族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总是被当作同龄人的学习对象。

那时候,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无可争议的好孩子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9年前。杨崇生收到一条儿子发来的短信,大意是他在北京很好,勿念。此后便杳无音讯。

失联似乎早有迹象了。上大学后,杨仁荣几乎不主动给家里打电话,每次都是父母打过去。毕业后,父母去过他在北京的住所,他谎称自己在银行工作。后来,父母连谎言也听不到了。

为了打听儿子的消息,杨崇生这几年往北京跑了5趟,找了四五家派出所。杨崇生第一次去北京,是送儿子上大学。火车要坐一整夜,他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把儿子送到学校,他就匆匆走了,老家工地上还有活要干。

几年间,这对夫妇从担心、气愤,渐渐变得麻木。2013年,他们再次去北京,儿子依旧没有消息。他们第一次去逛了天安门、动物园、国家博物馆。“没办法,只能这样。”

日子总得继续。只要不下雨,杨崇生就要去工地上干活,有时是拆房子,有时是盖房子。有时,他还会去儿子从前的学校,帮忙建新的教学楼,铺操场。每年农历三月,吴细女都要给新收的青笋分级、除蒂、清洗,站着忙到凌晨。杨崇生以前跟儿子说,“不读书就不会有出息,只能种田、打工,像我们一样。”

后来,杨仁荣的妹妹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孩子打打闹闹的。

只是“儿子没回来,一切都是假的”。按照风俗,家里的男孩要住位于正东的房间,杨崇生夫妇一直给儿子留着,窗帘也是母亲特意挑的,要更贵一些。他大学时送给母亲的帽子、围巾,被完好地保存着,吴细女舍不得戴。杨仁荣从小不爱拍照,没留下什么照片。有一张是跟一群人的合照,他站在中间,手里捧着一张红色的纸,似乎是某种奖励。母亲特意把他放大,单独冲洗成一张照片。

今年加工春笋的时候,吴细女觉得腰有些痛,她没在意,最终被诊断出患了子宫平滑肌肉瘤,这是一种顽固的癌症。她对媒体说,自己不想治了,因为儿子还没找到。

看到报道,杨仁荣终于回家了。

没人知道他这些年为什么不回家。以下是杨仁荣的自述——

书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从小就觉得学习是件很容易的事。到了高中,考试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所以高考考了全县理科状元,我一点都不意外。

高考是人生第一道坎儿,我很轻松地跨过去了。小时候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但不会想为什么学习。只是周围人都在告诉我“要好好学习”,而我恰好擅长这一点。学习好的人似乎掌握某种特权,是所有人的榜样。

我爸兄弟6个,叔伯的孩子们大多没上过高中。因为学习好,小时候的我在同龄人中会有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虚荣心。我记得高中有个校花,跟一个学习很差的人在一起了。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我就会有点不舒服。

我们村有个杨氏祠堂,以前有个普通学校的硕士把毕业证放在里面,供后人瞻仰。如果我拿到北航毕业证,也可以放进去。我妈很看重那个。

直到现在我也没拿到那张毕业证。毕业前有门物理实验没去考,最后是肄业。北航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学籍,什么时候那门考试通过了,才会给我毕业证。

我不喜欢我学的飞行设计专业,我喜欢理论物理这种比较虚一点的东西。大学四年,我几乎没去听过专业课,作业也不写。一般考前一个月突击复习一下,平均在三四天内看完一本挺厚的教材,大多数都能及格。当时想通过考试纯粹是为了面子,到后来觉得面子也不重要了,干脆不考了。

大学里,书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一天能看好几本,找到一本好书会欣喜若狂。生活中的社交需求就被淡化了。我在大学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学,跟那些好书一比,身边的人都显得很平庸、肤浅。

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农村身份带来的自卑感。我根本不在意物质上的攀比,因为大脑不在那个频道。

我妈很希望我去通过最后那门考试,拿到毕业证。我觉得很不理解。如果我妈不提,我脑子里从来都不会主动想起这件事。能不能毕业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觉得即使拿到一个硕士、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

不能触碰的心理禁区

我刚上大一就知道自己毕业以后能干什么,每天在工厂跟图纸打交道嘛。我就特别烦。你想象一下,一架空客A380牵涉的零件可能有几十万个,设计人员大概几千个,一个人负责几十个零件的设计、制造、改进。这种工作就像一个庞大体系中的螺丝钉,你就被钉在那个地方了。

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很有想法,创业的话一年可以挣上百万元。但创业之前需要资金积累。我记得接到的第一份面试来自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面试官让我在半小时内为一个产品写一份推销文案,我之前从没接触过,就随便写了一通。后来负责招聘的人直接跟我说:你可以走了。

还有一次面试我特别郁闷。一开始,对方听说我是北航的,觉得还可以,面试时问了一些很专业的机械方面的问题,当时我都蒙了。我旁边一起面试的人学校很一般,都答上了。考官就看着我不说话。说实话,很多面试我确实没有用心准备。

后来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录用我做办公室文员,我做了不到一周就辞职了。就是不想干了,待不下去,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做的是自己弄点小生意。说起来你都不相信,我曾经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创业”,看到一个机会——帮人拆墙。我就花1000元买了一台钻机,请一个懂这门技术的人吃了顿饭,让他教我如何操作,然后专门去要拆墙的地方发小广告,主要在西三旗。接到生意,一天赚四五百元是很轻松的。但是客户不稳定,还要整天背着20多斤重的钻机跑到很远的地方,很累。我做了半个月就不做了。毕业后我差不多换了十几份工作,没有一份超过半年。

我做得最好的一个项目是毕业两三年后,跟两个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星期内,我们每人赚了两万元。不过很快,同行里赚的最多的那个被抓了,我们就没敢再继续做。

在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想混出头挺难的。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执行力也不够强。

我在一家西餐厅做过服务生,负责点菜、擦桌子、翻台。工资不高,升为小主管后涨到四千五百元。如果不是为创业积攒资金,谁会跑去做一个服务生呢?

餐厅老板是个日本人,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比如餐具距离桌子边缘几厘米,上菜时要说哪句话、用什么语气。服装也要求统一,我还记得有个迎宾小姐,总是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客人离店时要面带微笑地目送,鞠躬也有固定角度。有种被奴役的感觉。我现在想起那段时间都有点害怕。

我偶尔会想,自己读过这么多书,为什么在这里擦桌子?

我想成功。毕业后,社会评判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从学习变成了物质,说一些虚的根本没用。我觉得压力很大,来自父母、亲戚和社会,这是我不想承受的。

一开始,不跟家里联系只是出于偶然。我的手机丢了,所有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想背负这份责任。我开始抗拒跟家人联系,时间久了,成了一种习惯。再到后来,我已经不敢面对家人了。

那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禁区,一种绝症,碰一下就疼。疼的次数多了,就不碰它了。尽管在外面那种孤独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压力也大,但就是不会去碰。潜意识里就避免去想这件事。只有偶尔做梦的时候才会梦到家里。同事问起父母,我每次都编个谎就过去了。有时过年也有回家的冲动,但始终跨不出那一步。

我妈常说感谢媒体,我嘴上不说,但其实心里也有一点。因为说实在的,要我自己去战胜这种心魔是很难的。那已经像烟瘾一样,很难戒了。我以前跟别人说,就算我妈没有生病,我赚到钱后肯定也会回家。但我其实明白,我也可能再也不会回家了。因为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是很难跨过去的。

你很少见到我这种怪胎吧?

父子俩

我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最终的理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

大学时我自学量子力学,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现在基本忘光了,但我还记得思考问题时那种兴奋的感觉,那些东西跟现实中的挣钱是不一样的。

大三下学期,老师让我们思考雨滴从形成到落下的整个流体力学过程。我在北航荷花池边,从下午两点一直想到晚上10点,没有纸笔,纯粹用大脑思考。我从雨滴想到海洋,再到宇宙,等清醒过来,天已经全黑了。这8个小时里我对外界一点感知都没有,旁边有什么人、在说什么、天什么时候黑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真的太爽了,那是一种特别极致的体验。

后来我回老家,不知怎么跟一个堂哥聊起这件事,他根本听不懂。最后没聊下去。跟家里的亲戚聊物理,他们会说:不如去KTV嗨一下。

我回家这段时间,要么去亲戚家喝酒,要么被拉去KTV。我那些堂哥基本上天天去。我去了两次,实在受不了,第二次都没进去,到门口就走了。我差不多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一首是那英的《默》。

我妈老催我跟他们一起去,让我外向一点,甚至不让我看书。我都哭笑不得。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探讨外星人是否存在。我看过之后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去寻找外星人。当时想一辈子就研究这一个问题。

这个想法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自己那股冲动挺傻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聊过这个想法,除了有次跟同事喝完酒说过一回。如果一件事看不到任何实际意义和社会效益,还要用一辈子去坚持,普通人不会那样做的。在现实主义者面前,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幼稚的。我现在说话尽量不想让别人觉得幼稚。

我还喜欢看哲学类的书,康德、黑格尔、尼采、王阳明,我都研究过。看那些书挺费脑子,但挺有意思。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物理学的书。

我把书分成四个等级,一等是人类智慧的精华,比如哲学、物理。二等是一等的衍生,比如教材。三等四等就是一些成功学什么的。我大学的时候只看前两等,一进图书馆就像老鼠进了米缸,有时会忘了吃饭。

我前几年还想写一本科幻小说,大致内容是如果人类没有离开地球的技术,在资源耗尽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方式被困死在地球上的。连续几个月,我每天下班后在电脑面前坐到半夜,写了五六万字,没写下去。我写小说不关注情感,人物和情节都只是符号。我比较欣赏技术,觉得技术决定一切。

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感让我觉得现实生活挺无趣、庸俗的。有时我吃饭时会突然想,为什么自己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吃外卖都是随便点,哪个排在第一就点哪个。

有本书我看了十几遍,《瓦尔登湖》。我很欣赏书里写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常想,老了以后可以回老家盖一栋古典风格的房子,架个高倍数望远镜,晚上能看星星。我从小就喜欢看星星,因为很有奇幻感。我的微信头像和壁纸都是星空宇宙。我们看到的光是那些星星几亿光年之外发出的,光想这些问题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就是我想象中最完美的生活。所以你要我经常陪人喝酒、打麻将,那真是跟我的大脑相违背。

杨仁荣的奖状

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瓦尔登湖》里把成功分成几类,有英雄豪杰式的,也有乞讨式的。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上大学时,我偶尔也出去玩,没有朋友,就一个人去。我记得爬香山有三条路,一条是直上直下的,另一条要绕道,还有就是坐缆车。我都是走那条直上直下的,最陡,也最有意思。我比较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大二的时候听过一次演讲,演讲者是北航的毕业生,后来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博士后研究。他说,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不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只用大脑和数学工具就把整个宇宙规律推演出来,那简直相当于半个上帝。我听了之后很震撼。

有的人能够影响一个时代,有的能够影响整个人类。我有时幻想自己穿越到过去会做什么,反正肯定不会做一个好学生。

假如回到过去,我想让自己变得有力量。如果我有能力,我也想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

这次回家之后,我就想,这些年我经历的事一概不说,无论谁问我。因为这些就是伤疤嘛,把伤疤给人看属于弱者的行为,我不想这么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尽量把非最优的可能性排除掉。比如进工厂,做一些重复性劳动。

农村的孩子都要帮忙干农活,在我记忆里,每个暑假几乎都要花一半时间剥莲子。当时种莲子的经济价值最大,受天气影响小,家家户户都种。我就每天坐在那三四个小时,把莲子一颗颗剥进碗里。莲子的成熟期是一茬一茬的,我感觉总也剥不完,很痛苦。

毕业后,财富问题确实非常困扰我。我有时想,如果自己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了。这一点我是很有自信的。但我现在首先需要保证生存,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理想只能暂时抛在一边。

说实话我现在有时有点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去大公司,大国企,在里面待个10年,怎么也混到中层了。那里福利好。

我在北京的酒店工作过。同事们每两周拼一次(酒)。有时从凌晨1点拼到6点。我还挺喜欢参加的,因为聚餐的酒都比较贵,平时喝不到。

工体的夜店我去过四五次,一般喝啤酒,喜欢科罗娜配柠檬。我是个很内向、尴尬的人,清醒时从不跟着节奏挥手。有时候聚会不想说话,就一句也不说,不管聊什么都不说。挺任性的。

楼下的小饭馆我一个月大概去两三回,不点吃的,只喝酒。那种感觉就像古代的诗人,众人皆醒我独醉。我喝酒唯一期望的就是那种放松的感觉。

有一次我特别伤心。那段时间交往了一个很中意的女孩,她当过模特,走路有一种高贵的感觉。是她追的我,后来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我当时没有正式工作,交往了三个月,她父母知道后不同意。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她特别好的生活,何必呢,就放弃了。

分手那天挺痛苦的,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摆了四瓶啤酒一直往下灌。后来是同事把我背回家的。

我现在感觉接触过的女生基本都没超出我的想象,没什么惊喜。之前我交往过一个同事,长得很漂亮,我喜欢聊政治、军事,她学的师范,喜欢聊小孩。聊不到一起去。她还有一点目中无人,我属于那种自尊心强、比较敏感的人,就分手了。现在想想,我只是一时被外表迷惑。

2017年我离开了北京,有点腻了,不喜欢了。在北京那几年,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功,觉得自己像一片浮萍。我总想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成绩,想走捷径,但现实往往会给我当头一棒。到了过年,有时一个人醉醺醺的,有时去三里屯之类热闹的地方,在那种地方人的空虚感会没那么强。

人毕竟是感情动物,你觉得你的心跟磐石一样,其实不是的。但有时候也觉得,人要做成一件事情,是要舍弃感情的。我记得《三体》里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杨仁荣的家乡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回家之后,我把同事全拉黑了,立誓浪子回头。之前我在西安一家酒店工作,负责跟客户联系,月薪7000多元,包吃住。看到我妈生病的消息后,我突然觉得之前自己坚持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当天就跟领导说,我妈重病,必须要走。很多衣服我都不要了,有台电脑也扔在公司。

我妈当时在上海看病,我过去就办了个新手机号,原来的号在另一个手机上,全天静音。一开始,有同事打电话问我一些客户的情况,我还会接。后来懒得回答,就干脆不接了。有时候我确实挺冲动的。

回到村里,我发现人人都知道我。我跟我妈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妈:这就是你那个儿子吗?但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不说话,站在一边听我妈跟他们客套,就像小时候一样。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怎么看。

但现在我会在意父母的想法。我回家后,我爸觉得家里的一切事情就是我的了:我妈的病,挣钱养家,娶妻生子。我回家第一天,家里人就要给我说媒。但我不想在老家找,觉得可能没办法沟通。村里有的人离婚了,有的孩子从小到大没接过母亲一个电话。有的夫妻整天吵架。我对那样过一辈子真的有点恐惧。

有时候跟同事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只能回避。很多比我小的人都结婚了,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可能再过几年,我也会把这件事纯粹当作一个责任去完成吧。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妥协,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坚持的人。

回家之后,我妈拉着我去体检,让我少吃牛肉、羊肉,少喝酒。我现在已经开始养生了。

我健康状况一直不错,只是2015年突然有一段时间头疼,睡不着觉,持续了3个多月。每天晚上大概就能睡一个小时,生活不规律。有时我会在凌晨四五点叫一份外卖。反正肯定不是得了抑郁症。因为我太怕死了。

真正对生命有热忱的人,都是怕死的。因为生命如此独一无二,如此神奇,是一切不可想象的集合。生命中的任何体验都是值得留恋的,包括悲伤和痛苦。

我学飞行设计,但我从没坐过飞机,怕坠机。我也怕出车祸,火车和汽车总还有点脚踏实地的感觉。

我未来想开一个冷冻公司,提供冷冻遗体的服务。因为你没办法想象百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出现复活技术。就算没来得及做,我在快死的时候也要跑到南极找个地方躲起来。

现在我需要去挣钱,让父母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堂弟开了家销售公司,我准备先在他那里试试看。他15岁就出去打工了,原来在温州一家鞋厂,后来去深圳做销售。这几年靠帮客户开发小程序赚了不少钱,买了房子,车是宝马。现在做短视频网红营销方案。

在我印象里,堂弟一直是个老实的小孩,我经常带他去河里抓鱼。但这次回来,我发现他已经是个精明的商人了,而且胆子大,执行力强。跟他待了几天,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法成功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世故了,不像以前那么有理想。我最近看的书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在以前是被我划为第四等级的,不屑一顾。

以前,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我有点漠视。现在觉得说话尽量照顾别人一点,出来久了,就知道跟人聊天氛围要尽量好一点,为人处世总要学得圆滑一点。

我这次回家体会到的很多感情是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有些地方我会很麻木,有些地方又很敏感。我有时候会因为一句话觉得不舒服。但我爸妈从来不会跟我说一句重话,即使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大四的时候自学量子色动力学,怎么也看不懂,一个很小的问题就能把我困住。那时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无论我怎么努力,也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物理学家。那段时间很失望,都快放弃人生了。

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很纯粹的生意人。环境是会塑造一个人的。

我不觉得读书没用,整个社会就是由读书人撑起来的。初中生再怎么牛,也不可能建立起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我的执行力差,想的太多,总是会考虑风险。但是现在,我绝对、绝对不能再拖了。我觉得自己20年挣个几千万元应该没什么问题,实现财务自由后我就去过理想的生活。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只是还没有成功。我现在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专注,把每天当最后一天过,社会会给我回报的。现实是不会永远摧残一个人的,只要你是一个向上的人,它总会给你机会。

儿子回家后,吴细女开始积极治病。她想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多陪儿子几年,看着他结婚生子。杨仁荣的学习成绩曾经让她骄傲,但现在,她反而觉得儿子读书太多,“不然早抱上孙子了”。

杨仁荣的初中班主任至今对他印象深刻,说他是“好学生中的典型”,沉稳、腼腆,很少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永远坐在2~4排靠近中间的位置——那是好学生享受的待遇。杨仁荣的父母常找班主任询问儿子的学习情况,一周大概有两三次,有时会带上一点新收的板栗当作礼物。

杨崇生不让儿子去自己干活的工地,怕他看了会不舒服。儿子有时会在家做好饭,等父亲干完活回来一起吃,像很多年前一样。

家乡的变化让杨仁荣感到陌生,他时常会迷失在不大的村子里。楼房大多是新盖的,外面贴着瓷砖。在老家,他总是像个客人,衣着整洁,举止克制。去下过雨的地里摘辣椒,他也穿着皮鞋。

10月中旬,杨仁荣再次离开家,去了重庆。他说在家里待不住,“我还是喜欢外面,我本来很早就想走,但因为我妈的事一直拖着。”堂弟在重庆那边开了一家公司,他觉得,“社会是最好的大学,比北大清华还厉害”。杨仁荣准备先去试试。

走之前,他拍了很多家乡的照片,存在手机里。

出发那天,他关门前,又看了家里一眼,说:“再回来就得等到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