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错位的传奇与卑微者的召唤

金庸画像

本报绘制

金庸:错位的传奇与卑微者的召唤

纪念

金庸走了,前半生惝恍流离,颠沛于市井之间,后半生恣意而为,笑傲在浮华尘嚣。

这是“错位”的传奇:想做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而落拓为报人;想写娱乐消遣的武侠小说,却被誉为20世纪华人经典;想象了豪气干云的各类英雄故事,却以奸诈虚浮的韦小宝告别文坛;高歌“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痴情,却心思不属情感丰沛。

他的作品也成为时代“错位”的有趣表征: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偏偏要讲述英雄的故事;而对于英雄的想象本身,又天然带有无力措手的悲哀与沮丧。

不妨说,金庸是20世纪革命激情剩余之后英雄叙事的缔造者,也是香港殖民飞地带有创伤记忆的历史命运的慨叹者。一方面是酣畅淋漓改造世界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是黯然销魂无所来去的彷徨。

诗人龚定庵曾经这样描绘“五千年未遇之变局”背景下现代人的双重心态:“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这不正是金庸小说之人生情怀与思想境界的最好写照吗?

童话布景、悲剧心态与史诗境界:

金庸小说的三重内蕴

清末民初,“武侠”二字虽来自日本,却忽然于中国彪炳文采,一时显赫。究其原因,无外乎卑国命运外化为人生传奇而已。船坚炮利的强敌,创造了身体狂想的武侠,也激活了没有英雄时代的英雄想象。可以说,金庸小说为孱弱的“东亚病夫”生产了壮美的武侠气度和令人心折的崇高景象:郭靖的至刚至坚、胡斐的一往无前、陈近南的大义凛然、洪七公的磊落胸襟与黄老邪的洁身自好……金庸把个人的挺拔精神与历史上民族命运的沉沉黑夜维系在一起,创造出“侠之大者”的神话。

与此同时,金庸小说之境界还体现在英雄狂想中隐伏的“小人物的悲哀”。令狐冲在绿竹巷那哭不完的心事与琴曲中孤寂的凄美、陈家洛悲悼忧郁的面容间蕴藏着的世间悲苦、张无忌栖栖遑遑渺无前路的彷徨、杨过黯然销魂掌隐喻的绝望、韦小宝无所用心狡诈卑鄙中透露的认同失落,以及义无反顾的小昭、嗒然落地的程灵素、英姿飒爽的霍青桐、偏执无着的岳灵珊……金庸并没有假情假意地给我们描述“伟人的江湖”,而是铺开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20世纪心灵地图。

96版《笑傲江湖》

在《天龙八部》中,大侠萧峰两军阵前折箭自尽,创造了当代武侠小说男性主人公自戕的结局。萧峰的死,不仅仅是他在大宋和契丹之间无所选择的死,还是以死的崇高感,凸现出人格价值的坚守与这种坚守不免消解的悲凉。萧峰,这个看似旷古绝今的大英雄,又是观看金庸小说第二重内蕴的“显微镜”:通过他,可以发现“武侠英雄”中丝丝缕缕的脆弱、失落和慌张。

97版《天龙八部》

其实,金庸小说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其揭示的英雄之豪气干云,而在于他写出来的我们每个人的无能为力。而正是这种无能为力,才让金庸的小说与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精神气质紧密相连:郁达夫笔下迟桂花的寂寥、鲁迅小说里伤逝的悲恸、沈从文边城中寄存回归希望的离开、曹禺话剧刻写的周萍的彷徨和尴尬……

事实上,金庸小说如果只有郭靖,那不过是英雄的梦境;如果只有韦小宝,那只能是世间讽刺的剧作;而他偏偏写了陈家洛面对霍青桐的自卑、张无忌对阵朱元璋的无奈、令狐冲醉饮美酒无心拼搏的失败感、狄云宁愿挣扎在冰雪酷寒之地也不愿回到俗世的绝望……金庸的世界,写出的是英雄荡涤江湖的伟岸故事,用的却是三分焦虑无着的喟叹心境。细看其曾经叱咤风云的主人公,要么是萧峰一样的“真实死亡”,要么是以退隐的方式“象征死亡”,就连韦小宝也悄然离开,不知所终。金庸把苏东坡“江海寄余生”的闲情逸致,变成“小舟从此逝”的无语落幕。这不是“告别崇高”,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境遇的深刻了知:

一方面是救济天下的英雄错觉,另一方面则是无力作为的卑微困窘。金庸小说中主人公的“死”或者“喻死”,不是为了制造悲剧,而是悲剧现世本身;不是为了批判,而是看到了批判者的孱弱;不是写知识分子“世间不平事乃以剑消之”的狂想,而是写这种狂想本身已经丧失了想象的土壤。

如果说刻写英雄豪侠不过是金庸小说的“童话布景”的话,那么,将历史的寂灭感放在英雄的幻想中来映照,则凸显了金庸小说的“悲剧心态”。所以,金庸不免在小说里写逍遥自在的桃花岛、忘情俗世的忘情谷、无人能会的活死人墓、一骑绝尘的大雪塞北与杳无音信的海外僻地。金庸用桃花源的美丽,衬托无处私奔的精神绝境;用一去无消息的浩渺,渲染狡诈市侩的平生。这不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不是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也不是《红楼梦》的虚无悲剧,而是现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和困顿的命运感的交缠与撕扯,是无力拯救而又不得不振臂而呼的苍凉,是以小人物的心,幻想大人物的历史的崇高。

这也就有了金庸小说的第三重内蕴:特定时代内在精神的史诗境界。

在他的武林世界里,无论怎样万千阻障和山高水长,依旧有执着坚定的信诺、至死方休的爱情、纯洁无瑕的友谊和一笑放下的洒脱。金庸小说最终的魅力,不是其英雄感人和心灵创伤,而是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痴绝、不肯“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独立、于威严肃穆的权威面前嬉笑怒骂的脊梁和“不恋投来食”的尊严。

生命是卑微脆弱的,也是辉煌和勇敢的。金庸小说把这种卑微底色的勇敢写了出来,在崇高里多了份苍凉,在苍凉里又平添几分刚毅!这是一个经历过战乱、动乱和爆炸式繁荣的人,写出来的那个世纪的逻辑,又是每一个平凡的生命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自我。在一个实用主义当先、利己主义称霸的时期,金庸小说把曾经主宰人类从洪荒蛮远走到高楼大厦的“人的力量”,凸显在字里行间,刻写在我们眉宇之间。

英雄的挽歌

如果将金庸笔下的三个人物并置的话,就会显示生动的现代人格的三张面孔:郭靖、令狐冲和韦小宝。

郭靖淳朴却坚实、仁厚而强大、刚毅又柔情,人世间可以没有黄蓉,却不能没有靖哥哥,因为“靖哥哥”是对抗市侩化和功利化的情感世界与处世规则的符号——正是这个“靖哥哥”,写出了对鬼魅魍魉的嗤之以鼻。

令狐冲却是郭靖的另一面。他率性任情,对世间规矩熟视无睹;他恣意纵情,看朝堂政治如儿童游戏。狷狂处可为儿女情怀忘记江湖大义,隐逸时能把权冠王位看得一钱不值。俯身捡起一把剑,性命不顾,自由自在而去;回头挡住悬崖路,无所畏惧,冲向盗匪强人。如果说郭靖是小人物的面具,那么令狐冲就是英雄的心肠。从郭靖到令狐冲,金庸写出了从少年击剑的浩气,到万千哀乐的睿智。令狐冲这个符号中隐藏了人们对日益单调刻板的现代生活的厌倦和无奈。

《鹿鼎记》插图

但是,金庸终究写了韦小宝,一个在武侠英雄的树叶枝干里,“生长”出来的“块茎”(rhizome)。如果没有韦小宝,郭靖的刚健伟岸与令狐冲的挥洒自如,恰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家国情怀的珠联璧合。出则郭靖,入则令狐;嘴上郭靖,心中令狐;外郭靖而内令狐。而恰恰因为韦小宝,这种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侠骨柔情,就被残忍碾碎。韦小宝用“朋友的义、臣子的忠、人子的孝”,轻轻松松地获得黑道白道的双重认证;又把奸商的狡猾、阿Q的自遣、市井的功利与豪侠的话语都集于一身,创造一种“无意义而有效的人生”。从“有意义的生活”到“有效的生活”,金庸终于用韦小宝埋葬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骑士梦”。

韦小宝正如当年的堂·吉诃德,以喜剧的活泼显示变幻时代里的严峻:无论是把自己想象为英雄,还是干脆想象别人为英雄,都只是拯救的幻象,不能构成拯救本身。

拯救的时代结束了,韦小宝的使命并不是去鼓励“没有意义就胡作非为”的未来,而是去刺痛抱残守缺的启蒙者或者自以为是的拯救者。韦小宝把一个新的命题甩到我们脸上:如果你不是英雄,是不是就可以猥琐奸佞或者阴险狡诈?是不是这个世界没有神和神的光辉,就注定只剩下人的攻讦告密与蝇营狗苟?

金庸写了英雄,又终究把英雄带走。世界创造了英雄的想象,却并非由英雄来创造。武侠小说尝试用符号的伟大,暗示世界的伟大;金庸却启动了符号的自毁机制,显示小人物的悲哀。武侠小说用江湖的险恶来掩盖世界的卑污,金庸却把卑微看作是英雄的底色!这个世界永无英雄,我们却必须用英雄来激励自己;而这个世界皆为普通人,又何必用神圣的面具来吓唬众生?

金庸的小说,是英雄的神话,更是琐碎生活的寓言。

金庸的小说,是英雄叙事的幻象与历史内核的错位,也是唤起英雄感的激情和浪漫。

1996年11月,《文学报·文学大众》改版首期,即推出长篇访谈《金大侠晚秋西湖行》。金庸欣然为本报读者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