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辞世与电竞夺冠:文化共同体的迭代

薛静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刚刚过去的一周中,有两件大事在网络社交平台形成了刷屏之势,一件是武侠大家金庸先生与世长辞,另一件是IG电竞俱乐部夺得了中国在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的首个赛季冠军。虽然表达方式都呈现为网络上不断涌出热搜话题,但背后表达悲喜的人群,却已悄然不同。一条微博非常敏锐地揭露出了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代际更迭:金庸辞世,一代人眼中的丧志玩物已经成为经典。IG夺冠,另一代人眼中的丧志玩物开始闯出名堂。

1金庸武侠与民族国家认同

从1955年起笔的《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封笔的《鹿鼎记》,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十七年,正是香港身份意识和国族认同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段。金庸武侠小说常常将背景设定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政权上外族势力威胁中原,武林中名门正派遭遇邪魔外教。《射雕英雄传》中,虽然南宋统治阶层昏庸无能、贪腐横生,但是武人侠客的责任,却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以汉人为主体的“国”与“民”是不容置疑、必须维护的存在。然而到了《天龙八部》,致力于维护“汉统”的乔峰,却发现了自己实为契丹人萧峰,血缘身份和心理认同的割裂,带给他无尽的痛苦,中原和外族的文化高低,在形象高大的契丹皇帝这里正被悄然抚平。最后的《鹿鼎记》,出生在妓院的韦小宝血缘未明、身份不定,然而却连半刻犹疑都没有过,在诸多族群和势力间游刃有余,还向孜孜不倦地谋求反清复明的人们提问:难道换成明朝的皇帝,百姓的日子会比康熙治下过得更好?

金庸武侠在香港的流行,某种程度上抚慰了港英政府治下焦虑不安的香港普通民众。而八十年代进入大陆市场的金庸武侠,恰又与中国社会转型同步。社会文化上,民众不再相信集体主义宏大叙事,而是投入“以武犯禁”的武侠世界,在既有的统治秩序、家族传统之外,建立一个以民间道德和个人意愿为标准的新体系。社会重心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邓公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名言,也为金庸武侠中描写的正统危机和认同焦虑,提供了大陆语境下的另一种解读和定论。

有趣的是,尽管金庸武侠始终在反思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其作品以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和厚重丰富的人文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集中展现,让海内外读者因此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如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基于共同的语言,金庸武侠作品以大众文化商品的形态,通过纸质图书的发行与盗印,辐射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不同地域、阶层的大量华人,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依旧维系了国人的文化共同体。

2港台流行音乐与粉丝群体形成

世纪之交,媒介革命带来了大众文化形态的改变,作为印刷文明余晖的金庸武侠作品,也逐渐开始以一次又一次的影视改编,而非不同渠道的纸质再版,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大众文化的诸种形式中,尤以流行音乐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持久。索尼公司推出的随身听,作为完全个人化而非家庭化的小型电器,伴随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和消费水平的上升、青少年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娱乐需求的增长,迅速风靡中国。从磁带、CD到MP3的介质升级,不断压低消费成本、提高传播效率,更是逐步扩大了流行音乐的市场。

与此相伴,日本泊来的娱乐项目卡拉OK,为流行音乐打开了新的空间。一方面,遍地开花的KTV让更多业态的从业者得以分享流行音乐的发展红利,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体实在的空间,KTV让不同年龄、趣味的家人、朋友完成了现实空间的社交,减轻了代际之间文化欣赏趣味差异带来的断裂和批判。

不过最为重要的因素,还是这一时期港台成熟的娱乐产业中,诞生了一批兼具才华和实力的音乐人。周杰伦、蔡依林、五月天等几乎都是在同一时期登上乐坛、绽放光彩。在社会缺乏公认的价值准则,理想和信仰都日趋私人、甚至逐渐褪色的背景下,“偶像”成为一代年轻人寄托青春情感、作为标杆效仿的对象。粉丝对偶像喜爱之情的表达,本质上是对“偶像”这一开放性文本的解读,是自己心目中理想形象的阐述,而在每个粉丝的不同阐述之中,他们相互完成了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集结成了不同的粉丝群体。

对于港台流行音乐影响下形成的初代大陆粉丝群体来说,他们的文化共同体基于某一偶像形成,但在与偶像共同成长的过程中,群体逐渐呈现为松散而稳定的状态。和近年来娱乐工业体系中基于爱豆(idol)而形成的紧密但动荡的饭圈文化有所不同,初代粉丝与偶像的情感联结中,价值投射总体上还是多于情欲投射,随着时间的流逝,偶像更加单纯地成为他们青春记忆和价值认同的寄托之所。特别是随着世纪之交时那代炙手可热的歌手艺人逐渐隐退,他们的粉丝逐渐融入仍旧活跃在舞台上的其他同型同代偶像的粉丝群体中。台湾乐团五月天能够连年开展巡回演唱会、售光多场鸟巢十万人演唱会的门票,说明在状似只能流行一时的表征之下,偶像提供的价值体系的涵容、粉丝情感投射的普泛,支撑起了一个长期、稳定且不断扩大的文化共同体。

3电子游戏与趣缘社群的建立

智能手机的普及,引发了文化共同体形态的再次更迭。2010年iPhone4面世之时,最先流行起来的智能手机应用软件,不是平移延续PC端的社交聊天类,也不是引发颠覆革命的移动支付类,而是最古老又最前沿的游戏类。单机手游《愤怒的小鸟》和《水果忍者》引发的狂潮,让人们以直观的角度,感受到了智能手机在视觉呈现和后台计算上的强大革新,也让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学习掌握了智能手机的触屏操作。2015年,网络手游《王者荣耀》的崛起,充分展示了游戏在社交互动上的潜力,将趣缘社群这一新的文化共同体形态推至大众面前。

电子游戏的负面评价,常常与“沉迷”挂钩,这一指责暗含了一种判断:群居型人类社会需要沟通与交流,个体的沉迷造成离群索居的异化,不利于个体的成长和群体的运转。但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游戏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商业角度,都正在将社群运营作为发展的重要部分。以《王者荣耀》为例,在游戏内部,用户组成五人团体,集体开展战斗,从角色功能选择,到人物走位操作,都谋求分工协作和相互配合。在游戏外部,因《王者荣耀》而流行的“开黑”“稳住,我们能赢”等话语,向更广泛的社会大众输出着文化资源,形成了游戏文化圈内外的有效互动。基于《王者荣耀》而形成的趣缘群体中,有朋友之间因组团“开黑”而增进感情的熟人社交,有陌生人因为随机匹配而相识相知,发展为线下好友、情侣的交际圈扩展。

在“《王者荣耀》三周年音乐庆典”上,作为玩家之一的五月天主唱阿信表示,“最能够表现团魂的,不是顺风局狂打对方的时候,而是逆风局的时候,大家一起防守,那种同心协力的时候,更是能表现出团魂的感觉。”这一连接了游戏竞技场景与传统价值观念的表达,说明电子游戏形成的趣缘社群并非对外封闭孤立,而是作为技术革命带来的新语境,以新的形态继续传承和延续某些文化价值准则,并且不断生产出新的文化资源、社交方式。

从彼时金庸武侠小说,到港台流行音乐影视,再到今日电子游戏,伴随着媒介革命,承载大众文化的物质形态总是不断改变,而一代又一代人们投射其上的情感归依和文化认同,始终昭示着人类寻求共同体的冲动。变与不变之间,是中国人的文化共同体,伴随着时代而不断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