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不完全牺牲史:那些年殉难的媒体人

作者 | 顾舒畅

责编 | 王子凯

排版 | 徐亦鸣

2018年4月6日,我国因公殉职的新闻工作者的第一份相对完整的统计名单披露。从1903年7月31日惨死在棍棒下的“第一人”沈荩,到2015年9月13日因飞机失事遇难的蒋亚、宋昊恩,这份名单共记录了一百八十二个名字。

当然这并不是全部。名单发布后,不断有人在其下补充被疏漏的牺牲者,但终究有些人被埋藏在不可追溯的历史深处,不再有机会被提及。

而死者毕竟长已矣,存者仍要为真实而四处奔走,上下求索。

这份名单仍要不断加长。

第一人:萧萧悲壮士

照片正面

照片背面

“沈克威,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这是时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在一张照片背后的手书。照片正面则是一名男子的肖像——瓜皮帽,八字胡,下垂眼,一张典型的老好人式的脸。但假如他人如其貌,是个没脾气的、不发声的、习惯忍耐的老好人的话,结局绝不会是“杖毙”这个惨烈的字眼。

他是沈荩(1872—1903),中国新闻史上首位殉难者。

沈荩死于“自投罗网”。

他并不是旧时代被压迫、被损害,以至无可奈何,不得不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式人物。沈荩曾东渡日本留学,后秘密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沈荩逃亡至京津地区,被日本《天津日日新闻》聘用为记者。

在他短暂的记者生涯中,沈荩交游广阔,与诸多洋人与贵族都有密切往来,过着一种“上流社会的舒适生活”。他很好地藏匿在了末代王朝的腐败与浮华当中,如无意外,他将顺遂地如此生活下去。

但沈荩偏偏就这样“自投罗网”了——他顶着一个“逆臣贼子”的头衔,做了一个记者所应做之事:还原事实,提醒民众,监督政府。

1903年,沈荩获知中俄两国将签订一份密约,清廷预备把在东三省及内蒙古的路政税权与其他主权“送予俄国”,于是他将设法取得的密约草稿寄给天津的《新闻报》提前发表。这一举动使得舆论大哗,签约计划也由此搁置。

这是罪上加罪。沈荩一跃而成清廷的眼中钉肉中刺,1903年7月19日晚上,沈荩在其北京寓所里被捕。短短十二天之后,沈荩即在狱中被处死。

沈荩死于一道传自西太后的谕旨:“着即日立毙杖下。”

他本不该死得如此轻易——清廷加在他头上的“颠覆朝廷”的罪名,按律当诛九族。但由于沈荩被捕之时正值光绪帝生日所在的“万寿月”,朝廷往往“特设宽宥”,沈荩由是被改为杖毙。

这道谕旨被忠实地执行下去。《大公报》记载了沈荩的死亡全过程:“(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

行刑最后,沈荩“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堂上官员以为其已死,下令停手时,沈荩在阶下发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

这一幕恐怖片至此达到高潮,连其后到来的结尾在映衬之下都显出些许扭曲的温情:“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虐杀——一个自古及今,为揭露真相而奋起的人们所得到的最常见的死亡方式。

沈荩死于蒙昧、专制与迟来的觉醒。

审讯期间,沈荩毫无“囚犯的自觉”。他大声抗辩,斥骂慈禧“愧为一国之主”“丧权辱国”。他不肯闭嘴,于是得到更酷烈的刑罚。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时关在沈荩曾住的牢房,日后回忆称:“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这些血迹并非全无用处。沈荩之死使得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沈荩生前供职的《国民日日报》发表评论称:“按中国律法,非贱如宦者必不处以如此之刑,而清太后竟然行之,则其言可为法律矣。如此惨刑,实为昏暴。使审判者而能据法律以争之,则虽处斩,亦何碍。然此,非俟诸他日自由战争之后,盖不能见于今日中国也”。外国公使的夫人们觐见慈禧时,也毫不讳言对于“政府杀害记者”的厌恶。西太后最终屈服于“洋人的怒火”,下令以后捉拿会党时不得大肆株连,“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

沈荩之死或许是黎明之前的一个预示。1905年,刑律内的凌迟、枭首、戮尸这三项酷刑,被下诏废止。1906年和1908年,清廷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和《大清报律》等新闻法规。进步或许微小,但至少“比无法无天、以人代法、口谕治罪的年代,多少向前迈了一步……这不能不归功于沈荩。

但沈荩究竟是死了。后来的所有赞誉、叹惋与追忆,都不过是坟前一抔新土。

戊戌变法时,沈荩认为大凡革新,“非有一番破坏不能奏功效”。而中国新闻界的革新,功效始于沈荩。

他是那个率先被破坏的人。

后来者:谁为垒新坟

并非每一位记者的因公殉职都可以被拿来大书特书。很多时候,死亡以最平常的方式来到这些工作者的身边。

在名单当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记者大多死于战争的炮火——与当时大多数国人的死因一般无二。新中国成立后,意外事件与交通事故则成为又一主因。

这些死因似乎过于普通,过于平常,“不具有新闻性”,“不能挑起阅读兴趣”,“不够惨痛”。

但够真实。

在较为和平的地区,记者不必过分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谋杀并不多见,意外则无法避免——真正需要恐惧的,往往是另外一些问题。

今年十月,全世界都在为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死亡而震惊。记者身份在此案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一个异见者,一个反对者,一个发表意见与追求真相的人。

这个身份给人带来危险,甚至死亡。截至11月,2018年全世界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不算其他的死亡方式。

今年四月份统计出的中国记者因公殉职大名单里,最后一位牺牲者死于2015年。

但这并不表示,中国记者真的生活在更为舒适的环境当中。

前段时间,“中国新闻调查记者仅剩175人”这个结论风靡网络,在诸多社会事件下,都有不少人用这句话来表达失望、无力与愤懑。但就如所有的流行一般,人们将渐渐淡忘它,继续在各类平台上抱怨着新闻失实与反转太快,顺便对着记者群体吐上几口唾沫。

而萎缩的群体远远不止调查记者——在纸媒衰落与自媒体兴起的大背景下,整个记者群体都在经受现实的挤压。咪蒙写着《说来惭愧,我的助理月薪才五万》的时候,67%的调查记者月薪在5000至10000元间。

有时,压迫与威胁反倒不是最应担忧的东西。灾祸往往起于萧墙之内,悲剧结尾里“荒芜”比“死亡”更令人恐惧。

1903年,中国首位牺牲记者沈荩被处以极刑后,时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和邹容都为之痛悼。章太炎在《浙江潮》上发表悼诗《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邹容为之作和诗:

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

头颅当自抚,谁为垒新坟。

沈荩有其后来者,但在后来者们也渐次凋零之后,问题则不得不被提上台面——

旧人渐已远,谁为垒新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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