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国家好,司马光苏轼和他又没恩怨,为何坚决反对

司马光和苏东坡都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件事,确实让后人不太理解。

司马光和苏东坡的反对,绝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个人恩怨。而且,就算有个人恩怨,他们也不会把它放在国家大事上。宋朝的文官和明朝的文官,是有很大区别的。宋朝的文官,在人格上都是比较独立的,人品也是很好的,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

那么,既然司马光和苏东坡与王安石没有个人恩怨,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又是为了富国强兵,对国家有好处,他们为什么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呢?

(王安石)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他们对祖先遗产的态度不同。

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的国家,对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对祖先留下来的纲常规矩,都是推崇备至的。就拿古代人一直认为“尧舜时期是最好的政治蓝图,孔孟学说是最好的道德蓝图”这一认识来说,就可以看出,古人是崇敬祖先而鄙薄今人的。

司马光和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王安石改变了祖宗之法。

改变了祖宗之法,有什么坏处呢?简单地说,就是把社会搞乱了。坚守“尧舜时代”与“孔孟之道”,坚守祖宗的这些东西,社会就会很稳定,就不会出乱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字,就是让天下太平不出乱子的意思。

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比苏东坡表现得尤其厉害。

(苏东坡)

第二,对“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

当官应该以“君”为本,还是以“民”为本,从儒家开始,其实就已经争论不休了。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就鲜明地提出了“民本思想”。

王安石变法,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要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自然要剥夺老百姓的收入。司马光和苏东坡与王安石的争论,很大一方面就在于这一点。

司马光和苏东坡都批评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高扬“民本思想”。王安石当然不同意。王安石说,我确实也是在维护大宋朝,维护君王,但我也是在维护老百姓。只有保住了大宋朝的平安,确保了国家的正常运转,老百姓才能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否则,如果国家没有钱打仗,没有钱发工资,国家完蛋了,没有“国”了,哪还有“家”呢?

所以说,其实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和苏东坡,他们都坚持“民本思想”,只不过是对“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已。

(司马光剧照)

第三,对于集团利益的维护。

司马光和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私人恩怨,但是有集团利益的考量。这种集团利益,就是“朋党之争”。

朋党问题,一直是古代朝廷官员的严峻问题。宋朝的时候,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开始,就已经有“朋党之争”了。欧阳修甚至直接为朋党辩护,认为好的朋党,对国家是有利的。(但什么朋党叫好的朋党,欧阳修并没有回答。)

这种“朋党之争”,通过王安石变法,达到了高潮。王安石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都用那些很支持他的人。而另外一些不支持他的,不管那人人品如何,能力如何,都压制使用。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上台,这种朋党表现得更加厉害。司马光在做法上,就是一概否定王安石。当时苏东坡就说,王安石的有些做法,其实还是不错的,应该坚持。但是司马光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因为这样直截了当,黑白分明。

当然了,苏东坡其实也有朋党,他是“蜀党”领袖,和“洛党”相对。

而这种朋党,因此损坏了北宋早年良好的政治生态,到北宋晚年的时候,出现了六大奸臣。这六大奸臣,其实就是因王安石变法引发的结果。

(参考资料:《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