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王国维之前的自沉事件:梁济和他的同情者

梁济生前藉藉无闻,其子梁漱溟则终于成了天下士。

文︱胡文辉

对梁济,以及他那惊世而莫名的死,我并无特别的研究。只因在微信上读到谌旭彬先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自杀100周年》一文,始知11月7日是梁氏忌辰,正值百年之期。又想起平日浏览近人别集时,曾陆续记下一些有关梁氏自沉的零星材料,遂检出并抄撮于此,聊作一个应时的纪念。

梁济生前欲屡次求见梁启超而未得,他自沉后,梁启超表示“深自懊恨”,“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

梁氏死后,梁启超有致其子梁漱溟书,陶孟和、陈独秀、梁漱溟、胡适、徐志摩也先后发表意见(皆见黄曙辉编《梁巨川遗书》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晚近的论述,我见到的有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梁巨川遗书》附录)、沈卫威《大学之殇——从梁济自沉到王国维投湖》(《大学之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就引录文献来看,沈卫威提到姚永朴的《梁君巨川传》(原文见《蜕私轩集》卷三,《姚永朴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罗志田多引《顺天时报》所刊报道和评论,此外则大体依据陶孟和诸人之说;而我所见者皆属旧诗文体裁,为论者所未及,在史料上不无补苴的价值。

最重要的,应数郭曾炘(郭则沄之父)的五古《挽梁巨川》:

人生谁不死,死有轻鸿毛。嗟君抱孤愤,祈此非一朝。当时璇宫诏,白日悬青霄。逊让诚美德,众议安敢挠。焉知洪流溃,一沸如怒潮。黄农忽然没,举世成蛮髦。瞋目争国论,忍心朘民膏。纲维尽已弛,廉耻日以消。兵戈无宁岁,寰宇皆驿骚。哀哀孑遗黎,饮泣苍天号。书生不自量,手无尽柄操。东风吹马耳,强聒犹呶呶。独善固不难,奈此岁月滔。古人重处死,析义极秋毫。叠山隐桥亭,绝命悯忠寮。蕺山从潞藩,不殉宏光朝。兹事岂有例,神明已久要。作书诀亲友,义正词尤高。处分神不乱,谆勖及儿曹。小楼孤坐夕,想见寒灯挑。龚生夭天年,老父为号咷。此心行所安,岂恤世訾謷。死能激薄俗,砥柱功不祧。死而遂泯灭,浩气还泬寥。神州果陆沈,苟活将焉逃。盈盈净业湖,中有苦叶匏,湖旁老柳枝,犹挂昔日瓢。一亭题止水,浊流不能淆。下从彭咸居,无劳歌大招。九朝养士泽,成就一末僚。风潮亘六合,谁辨鸾与枭。平生范巨卿,肝胆见论交。遗书后死责,万本愿传钞。(《匏庐诗存》卷三,民国刊本)

此诗甚为显白,大体是顺着梁氏遗书的意思来讲的。“当时璇宫诏,白日悬青霄”,自是指清室逊位。“叠山隐桥亭,绝命悯忠寮。蕺山从潞藩,不殉宏光朝”,叠山,即谢枋得,在宋亡十年后绝食而死(文天祥是在宋亡四年后被杀);蕺山,即刘宗周,未因弘光帝(朱由崧)被杀而殉死,稍后却因潞王(朱常淓)降清而殉死。梁济既是要“殉清”,何以不殉于辛亥清亡之时,而殉于民国共和之后呢?郭曾炘举此二人为例,意在说明人各有其行事的方式,殉死不必一律。郭氏自己是遗老,很自然也从遗老立场来看待梁济的事情,“九朝养士泽,成就一末僚”,是将梁济之死完全视为清室厚待士人的结果了。

又有俞寿沧的《续感逝诗·梁巨川阁读济》:

西山宫阙倚云开,待漏曾经并辔来。怪底国亡君竟死,清流一勺不胜哀。(《焦桐集》,民国刊本)

“梁巨川阁读济”的“阁读”,即内阁侍读的省称,梁在清末曾任此职。此诗属于泛泛的哀挽,不必多论。

又有凌启鸿的《十刹海看荷花》之三:

北宋才人石曼卿,天恩曾许驻蓉城。年来管领更新主,贞愍梁家太瘦生。(自注:梁贞愍公济于戊午十月投净业湖殉节,遗书满箧,言之慨然。)(《云巢诗草》,民国刊本)

传说北宋石曼卿死后成神,做了芙蓉城主,此化用其典,谓梁济死后能替代石曼卿之位。据林兆翰《梁公事略》(《梁巨川遗书》附录)、姚永朴《姚君巨川传》,都说梁氏死后,宣统赐谥“贞端”,此称他为“梁贞愍公”,或属传闻之误。

诗之外,当时本有不少挽联,今暂只得见二氏之作。夏孙桐联曰:

遗书万言,浊世亦应同觉悟;西涯一角,寒泉长与荐芳馨。(夏武康、夏志兰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自印本第192页)

易顺鼎有两联,一曰:

右江道谢恩折奏曾借重法书,癸卯年初与我题襟,介绍人桂林侍郎于晦若;广德楼改良剧文皆有裨风化,庚娘传更推君绝笔,私淑者梨园女子鲜灵芝。

这一联是变体,上联述自己跟梁氏交往的缘起,于晦若名式枚,是梁氏的广西同乡;下联述梁济编写秦腔剧本《庚娘传》的事迹,鲜灵芝系当时走红的女伶。二曰:

古愚也直,古矜也廉,百年不祧,闻伯夷而兴起;众浊独清,众醉独醒,九天为止,从彭咸之所居。(两联皆见王森然《易顺鼎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店1998年版)

这一联是正体,应是正式挽联,上联以遗民伯夷拟其志,下联以水神彭咸状其死——这跟郭曾炘诗的“下从彭咸居”是不约而同了。

孙雄在其长诗《昆明湖曲吊海宁王君静安》的序里,也引梁氏为比:

孔子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孟子言:所恶有甚于死者,惟贤者能勿丧。吾因海宁王君静安之死,而忆及皋兰吴柳堂前辈(可读),与桂林梁君巨川(济),是皆能不求生以害仁,而知所恶有甚于死之义者。吴、梁、王三君,所处之时与地不同,而皆可以无死,然竟视死如归,彼与人家国、谋人军师、分宜握节死绥、致命遂志者,反靦颜而偷生,甚或作桀犬之吠,卖主媚敌以求荣者,何可胜道。宜乎如郑人之以不狂为狂,多方吹毛求死者之疵。昌黎所谓“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固如是也。(《旧京诗存》卷六,民国刊本)

这些议论,是从儒家观念、从旧政治道德的立场而发,对梁济之死显然抱有很深刻的同情。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都中三湖”条也提了一笔:

都中北城三湖,北通玉泉,南达三海。极北曰积水潭,即净业湖,为明代洗马处。……己未(按:当作戊午)十月,桂林梁巨川投水死于此,予居城北时,辄凌晨往吊之。

邓氏自谓“辄凌晨往吊之”,似指早晨游湖不时顺带凭吊其人,显见他对梁济其人其事是有触于怀的。而陈宗藩《燕京丛考》述积水潭时,在注释中特别引录邓之诚这则笔记,且有按语:

民国五年(按:当作七年),梁君巨川济愤国事之日非,自沈于积水潭,学者私谥为□□先生。(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页)

据《梁公事略》《姚君巨川传》,梁氏谥号系宣统所命,那就不能说是“学者私谥”了。或因陈著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时宣统久已退位,更被逐出皇城,政治上的权威扫地以尽,世人也就不会看重废帝的赐谥,甚而会忌讳废帝的赐谥,此所以有“私谥”之说吧。《燕京丛考》是城市地理性质的掌故专著,梁济自杀之事,似在可录可不录之列,然则作者竟郑重载之以传,可见他对梁济的死事既哀之,复重之。

以上这些片断文字,大致出于旧文人手笔,文体固不必说,其论调与情感亦显出与新人物的差别。大致可说,陶孟和辈所作,属于新式的杂志文章,代表了新文化派(以海归派为代表)的认识,虽则彼此见解参差,但在根本观念上跟梁济皆有距离;相对的,郭曾炘辈所作,属于旧体诗文体裁,代表了守旧派(包括遗老)的认识,各人立身处世未必同科,但在根本观念上对梁济皆有认同。因梁氏毅然一死,任何新派人物也不能不同情其动机、敬服其意志,但在理念上,终不可能赞同其行为。应该说,正是那些已沦于“在野”或曰“边缘”的旧派人物,那些尚抱持传统死节观念的遗民或文化遗民,才能在心灵上更贴近死者,才称得上是梁济真正的同情者。

梁济之死,并非由于某一具体事件的刺激(如吴可读因慈禧不为同治帝立嗣、王国维因国民军北伐),也没有明确的诉求。在其《敬告世人书》里,他辟头就说“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可马上又声明“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然则他到底殉什么,到底因何而求一死呢?

《敬告世人书》

我想,在行动上,他的自杀是一个特例,是其特殊性格或特殊心理造成的选择,旁人很难得出完满的解释;但在精神上,他的自杀却完全可以理解,就因为他对中国现状的绝望。

关于民国初年政治社会的乱象以及时人的感受,我在笺释陈寅恪诗时曾有讨论。陈氏1927年《王观堂先生挽词》有这样几句:

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

光绪宣统,已值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末世,怎么成了“开元全盛年”呢?故学界于此颇有置疑者。我以为陈氏的意思,是代王国维立言,形容当时政局黑暗混乱,相比之下,回看易代前的光宣之世,反倒好似太平盛世了。这当然有修辞夸饰的因素,但确也可见王国维、陈寅恪对民国现实的极度不满。而且此种心理绝不孤立,从遗老到革命派皆有类似的看法,我在《陈寅恪诗笺释》里引录不少(见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66-70页),有兴趣者可参考,兹不具引。

而王国维所置身的时世,也是梁济所置身的时世,王国维的忧愤,也是梁济的忧愤——也是郭曾炘们的忧愤。故梁济之死,聚焦了旧文人群体对民国现实的不满、对北洋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不满。从此角度而言,与其说他是从殉于前清,不如说他是自绝于民国。

我曾略略检读梁济的《伏卵录》,有一个印象:一般文人,或有理想,而止于理想;一般政客,则只认现实,不问理想。如梁济、梁漱溟父子,则是道德家兼实践家,非要拿理想来改造现实,以文人的精神做政客的事业,即古所谓“兼济天下”者。如此,道既不行,俗亦难移,其人必忧世愤世,以至偏激。这也是梁济自杀的一个远因吧。

斯人已没,倏忽百年,近见陈永正先生新成一律,颔联是“百年屡云误,此际到无言”,拿来献予斯人,倒觉妥帖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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