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生死的毕淑敏:人性固然不像我们想象般美好,但并非无可救药

毕淑敏作家、心理医生。出生于1952年10月,17岁入伍,在西藏阿里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写作,代表作有《红处方》、《女心理师》、《预约死亡》等

“我要把生命过得有意思,让自己快乐,希望也能帮助别人,这是我秉承不变的目标。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

原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297期

全文约6019字,细读大约需要16分钟

“这个世界上,有3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毕淑敏曾说。

2003年5月,这位女作家在中国作协组织下,来到非典一线,在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临时医院、和平里附近的急救中心等地采访。“她说她要把采访内容留给以后写小说。”当时的作家们都记得。

今年2月,毕淑敏推出新作《花冠病毒》。在这部“软科幻”小说里,她对医学狂人于增风身染病毒、灵魂出窍的呓语,不吝笔墨——“我。病毒。……共栖。久远。庞大。渺小。……”

她将人性的幽暗之处,喻为“人心的花冠病毒”。

“人性固然不像我们想象般美好,但也并非无可救药。有心理学家说,做人是有期望的好事,所以我们才留恋这个世界。总体而言,人性总是要善良多一点,总是要感念亲情、世间真情。

显然,人之波诡云谲,令她流连忘返。一如小说的收尾——“再见再会再来”。

惟有一次想过自杀

1987年春,时任《昆仑》杂志编辑的海波,在社内接待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的来访。

男子递上的纸袋里,装有一沓稿纸,标题是“昆仑殇”。

“他说这部中篇小说是他爱人写的。我追问,她怎么不亲自送来?”事隔多年,海波还记得这件事。

第二天读完稿,海波被小说“磅礴的气势与沉重的主题所震撼”,去信,“希望马上见人”。

《昆仑殇》讲述了19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为挑战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军人的意志,也为捍卫作为长官的尊严,执意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自虐式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面对文中描写埋葬战士的新土,读者会追问:这次行动的意义何在?到底值不值?

“我向来喜欢初露锋芒,来势很猛的作者。”海波想起,第二次见面,毕淑敏与先生一同前来。他们的一番交流,让他“有点吃惊”。

“她说这是她的处女作。过去没发表作品是因为她喜欢写作,只想写得愉快,并不刻意追求结果。从小说刻画人物、把握细节的能力看,她的文学底蕴已较成熟,不像一个初学者。

“那时很多描写西藏、新疆的作品,多是男作家所写。女作者大多擅长抒发内心感受,描写客观现实,不及男作者特色鲜明。而毕淑敏明显不同,《昆仑殇》展现出一股力量与生命的强悍。这当然也与她的性格有关。”

了解毕淑敏的人生过往后,海波反倒不惊讶了。

1969年,17岁的毕淑敏从北京坐了3天火车,来到乌鲁木齐。在那里,她通过了“最后一道体检”,与另外4名女兵,钻进满载大米的卡车,开始了一连12天的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直抵西藏阿里。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3座银白色的公牛,抵角于茫茫的高原。它们拱起的背脊,簇拥着地球上最宏伟的峰峦。我所在的队伍就驻扎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她在自述中写道。她本想做一名通信兵,不意当上卫生员,1973年,被派往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医。

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这位花季少女迅速认识到,“人都会死,我将来一定会死。”

入伍两年后,一次行军,“零下40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每天跋涉100华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我一定要找到尖利嶙峋的山石,能一摔必死,还不会将他人带落——当时行军队伍跟随特别紧密。”自以为计划周详,可以撒手人寰,“可手就是撒不开。我想死,我的肌体不服从。后来我才明白,这正是青春生命的本能。”

凌晨两点多,到达目的地。她一头倒在地上,仰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原来真的坚持一下就可以过来。”

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

“1980年转业回来,现在一家工厂医务室。我的青年时代是在那遥远的昆仑山上度过的。多少年过去了,我的思绪还常常飞往那里。……我看过一些描写西部边陲部队生活的作品,令我感动,令我赞赏,但掩卷之余,又生出淡淡的惆怅。它们与我心中那座雄伟奇丽的高山,总不那么相符,像一架尚未调到极佳状态的电视机,有几丝行扭,几丝重影……”

散文《一起试一试》中,毕淑敏道出了《昆仑殇》的由来。

“心中的高山”几乎奠定她一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当年,我们以身体为界桩戍守边防,现在想想挺虚幻。那份领土与我们实际生活有多大关系?但我们就是要以生命的代价来守卫这份虚拟的现实。”

海波将毕淑敏和阎连科做了对比,“毕淑敏与河南籍作家阎连科都是部队作者。阎自幼生长在农村底层,对农村生活的困苦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他的作品存在现实批判色彩。而毕出身军人家庭,对于军队满怀理想,后又参军,本色颇具革命英雄主义。”

1987年第4期、第5期《昆仑》接连刊登了毕淑敏的《昆仑殇》和《送你一条红地毯》。从此,她正式步入文坛。

“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我,他快到八十岁才知道,人活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要实现幸福最大化,就要有目标。我在阿里时,已深知生命太脆弱。我要把生命过得有意思,让自己快乐,希望也能帮助别人,这是我秉承不变的目标。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从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她的创作主题一以贯之:如何生死。

在短篇小说《阿里》中,她塑造了卫生科的技术尖子、单纯的女兵游星儿。只因平素不受平庸世俗的羁绊,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成为众人泄愤的出口——被联手投票,开除党籍。为保全司令员父亲的尊严,更为伸张自己作为军人的尊严,游星儿“仔细地洗脸洗手,然后换上一身新军装”,“在一团明亮的光明之中,走向那片幽静的水域”。

《生生不已》里,小甜因晚期脑瘤,不治身亡。母亲乔先竹伤心至极,最终却以生的代价,换取新生儿的呱呱坠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接”。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血玲珑》,传达出对命运无情捉弄的无奈与反抗——商界女强人卜绣文的女儿夏早早患上“渐近性贫血症”。为了挽救女儿性命,这位母亲不得不设计与女儿生父、当年强奸自己的男人再造一个生命,以完成“血玲珑”计划——骨髓移植造血,从而再度陷入对另一亲生骨肉的生死抉择。

“在我二十多岁,还在野战医院做实习医生时,曾经参加过抢救一个小男孩的手术。为救这个孩子,大家真是费了很大气力,但他还是死了。”眼见孩子母亲悲痛欲绝,一位老医生劝慰道,你还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泣诉:我可以再生,但第二个孩子与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199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不复80年代的鼎沸与辉煌,而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却被业界别称赞为“新体验小说”代表作。

富有事业心的院长、抱怨入错行却恪守的大夫、在肮脏与死亡的映衬下绽放光芒的护理员、在尽孝与前途中纠结的儿女、生命尾声里的那些垂垂老者——尽管曾经强韧、优雅,如今却徒有深深的孤寂与无力,这是她在临终关怀医院的实地调查后完成的作品。

“新体验小说”产生在文学边缘化时期。她回忆道,1994年,《北京文学》召集京内作家,在地下室里紧急讨论改变现状。会上,有人指出作家不体验生活已成习惯,非扭转不可。

“于是,大家跟摊派似的,你说去体验蹬三轮,成一‘板爷’;他说家附近正好有一餐馆,他去体验当伙计。轮到我,我一时也想不出上哪儿,还是上医院吧。他们说,你不总待在医院吗?我说,不然,我上临终关怀医院。”

说起作品中某段,她的脸不由微侧向一旁。那是一名女大学生志愿者,去照顾一位胃癌晚期的老人。老人性情古怪,不肯进食,不肯更衣,执拗地让女大学生为自己唱一首歌,被拒后,大发脾气。不久,女生收到了老人的遗书——“孩子,你是我这一生认识的最后一个人了。原谅我那天对你的暴躁。看得出你是个天性忧郁的女孩,因为我以前就是这种性格的人。这不好。得了癌症以后,我决心做一个快活的人。我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唱歌。但最有效的是穿这件孙悟空的背心。我一看见这个滑稽的猴脸,就忍不住微笑起来。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在我走之前,送给你一个猴脸。当你忧伤的时候,看看它,你会情不自禁地微笑。”

毕淑敏结婚正式照

女心理师的世界

1997年,海波偶然从报上读到对《红处方》的书评,那是毕淑敏涉足文坛10年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他在心中为之庆贺,“‘革命英雄主义’本色对她的创作会有一定局限。但这部作品代表她的一只脚已深入到社会问题,她在关注,这本身是一种进步。”

“在我对生活感受的储存里,有许多材料,……这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实地裹成一团,我数次因了它的滞重而绕过,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经纬分明地浮现。这就是我在戒毒医院的身感神受,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也是我从医二十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毕淑敏在小说的跋中写道。

戒毒所里,她眼中的戒毒者,“表现出言而无信、不通常理,精神结构已生问题”,“吸毒前,他们的人格较脆弱。孤独,极度需要被人认可,渴望出人头地,出众不同。他们常想,为什么别人能上去,我不能上去?”。

说中的“庄羽”,一个屡戒屡吸的高干子女,精神世界坍塌后,变态嫉恨女院长简方宁,“我不能变成和她一样的人,她太高尚、太尊贵了,……但是我可以把她变成和我一样的人。”为此,她将毒品“七号”融入送给简方宁的巨型油画中,让其不知不觉中上瘾。识破真相已晚的简方宁,选择了平静离去,为自己开下一张赴死的“红处方”。

“通过庄羽的形象,毕淑敏深刻地表现了人性令人战栗的阴郁,抵达人性冰冷的内核。”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教授温奉桥在《死亡,尊严,人性》中写道。很久以前,他在毕淑敏的作品中就感到,“她以一个战士的冒险精神和医生的好奇心态,向人性的幽暗处突进……”

“她早就对心理学感兴趣,”《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创办人陆小娅说。1998年,因为一场事故,她卧床休养。其间,毕淑敏每周必给她打电话,闲聊中,获悉她准备报名参加北师大心理学在职研究生班。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教授林孟平要来授课时,毕淑敏问她,我也能试试么?

“学习心理学有一特色。学员不光要探索理论,还要将自身当作案例,提供出来进行分析。”由于课堂上的案例涉及个人隐私,毕淑敏当年的同学只是提及,作为班长的她很聪明,学习积极,办过内刊。她擅于将自己的人生阅历、医学知识和对人的观察,移植到心理学领域。

2002年,结束心理学博士课程后,毕淑敏在北京西四环外,开设了心理咨询中心。同学中有人去过,说“很专业”。

“我的咨询室有一扇镶有玻璃的门。每逢那扇门被推开,我都觉得一个非常鲜活、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在面前徐徐展开。”

一个顽皮可爱的小男孩,由父亲的女秘书带到她跟前。密室中,他请求得到她的帮助——帮他除掉父亲的女秘书。

那颗不到10岁的小脑袋瓜里,却拥有常人难以估量的缜密思维。父母离异后,父亲要娶女秘书为妻。为了能让母亲重回自己身边,他一边搜集大量毒药——蟑螂药,一边假意亲近将成为自己继母的女人——他要预测事态发展。

一个外省县级干部的妻子,当天飞到北京,直入咨询室,要求务必接见。当晚,她还要飞回去,第二天要出席丈夫的葬礼。

“我打算大闹灵堂。”丈夫的真实死因只有她一人清楚,他死于赴会第三者的途中。而这段偷情,她居然一直蒙在鼓里。她说她实难忍受葬礼上,人们对他的各种颂词与追悼。她要在人前击碎他的假面具。

“她对这样做还是有点不踏实,才来找我。我帮她一步步理清思路。设想真在县长念悼词时,你这样做后果如何?公婆的反应?儿女的感受?整个县城传遍后,这一家的处境?关键是,如果真做了这件事,谁又是受益者?

“她问我,难道要隐忍下去,继续做一个贤妻良母?我告诉她,此刻你的公婆儿女对你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你选择在明天公开真相,他们将无人从中受益。而你本是寡妇,还要沦为一个弃妇?你的丈夫虽然背叛了你,但现在他不会再背叛你了,不会再给你造成新的伤害了。你永远有权公开这个秘密,但明天你要安全度过。”

毕淑敏不动声色。

末了,她强调这些袒露的“冰山一角”,已被她过滤、虚化,“我要保证他们在人群中不被找到”。

2004年,她关闭了“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3年后,继心理类小说《拯救乳房》发表后,又出版了《女心理师》。

人生有什么意义?

村女绛香在临终关怀医院遇到一生的恩人——贺老夫人,开始了自我修炼之路。她变为女心理师贺顿,她可以击破他人的心魔,却难解自己为何会对性爱采取散漫放任的态度,而下半身却一直有冰冻的感觉。最后,督导施用“非常手段”还原她12岁被继父性侵的噩梦,唤醒那段身冰封的记忆。有一天,她却对这位业内权威说,你的疗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要控告你。

“到底做还是不做?到底对还是不对?世界有统一、一成不变的答案?贺顿自身也有很多问题,不是毫无瑕疵才能做心理医生。上次,心理学界一位知名医生对我说,他最欣赏的便是督导治疗贺顿这段。认为只要能把人治好,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可我依然不赞同这种突破伦理底线的方法。”毕淑敏说。

“过去或现在,总有人说农村民风淳朴。真有那么淳朴?还是同样的人,为什么进城后就不淳朴?既然城区如此恶劣,为什么大家又要进入这个环境?我觉得这里就体现了一种变化——中国三十多年的巨大变化,人性人心的变化。我不觉得有什么天生淳朴的地方,那是在狭小的生存环境里,人与人之间需要维持基本的道德约束,一旦跌落,周围人根本不能容忍。现在,人心需要新的约束,社会需要建立新的信任体系,这很重要。

“我当内科医生时,打开死者的心脏,会发现原来听到血流的杂音,是因这一结构而起。在对人作为客观肉身有所了解后,我既而想听到他内心真实的声音。没学心理学前,我凭靠的是‘将心比心’,以自己的人生经验猜测对方的思维轨迹。而心理学也并非万能,凭我的一己推断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充满奥秘,我想把这种感知用语言表述出来,让人与人之间能有有更多的了解,很多问题是因为不了解而起。”

“某次大学演讲中,她碰到更犀利的提问,“人生有什么意义?请你务必说真话。”

“今天,在这里,我将非常负责地对大家说,我思索的结果是: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停顿片刻,她又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意义!”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297期

文 / 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孙璐 发自北京

编辑 /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