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要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与企业减税并进

中国经济在机遇与挑战中走过坎坷而又平稳的一年。在2018年行将结束时,民营经济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年中,“民营经济退场论”甚嚣尘上,年尾,一场座谈会廓清了对民企的思想迷雾。

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民企座谈会上说,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随后,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声势浩大驰援民企,资金与政策并行,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迎来希望。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是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除了民营经济,2018年房价快速上涨势头继续被遏制,金融保持稳定,去杠杆进一步推进,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依然展现出巨大的潜能。2018年即将结束,2019年倏忽而来,明年民营经济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又将走向何方?

新京报经济新闻部一如既往推出年度巨献《看2019.新声》,邀请国内顶尖级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官员,共话民营企业,问道中国经济。

精彩观点:

纾解小微融资困境:要想市场能接受的办法,尽量少用行政命令

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未来经济发展仍然会有前途

让老百姓敢花钱,经济才能增长

居民杠杆率现在相当高,也挤压了消费

即将告别的2018年,中国经济领域热议话题频现。谈及一年间印象最深刻的经济事件,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脱口而出:“中央再次提出来公平对待民营企业,重新肯定民营企业的作用,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做好。”

他说,此前有很多混乱的认识,如果不澄清认识的话,民营企业觉得没有前途、没有信心,不敢再干下去了。他补充说,更关键的是需要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消除歧视性政策和待遇,把公平竞争落到实处。

同时,针对减轻民营企业负担,王小鲁建议,不能征过头税,也要避免预征预缴。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需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关键是拿出足够多的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同时减轻企业缴费率。对于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王小鲁认为,要想市场能接受的办法,尽量少用行政命令,后者出发点是好的,但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近期“消费降级”的说法颇为流行,王小鲁坦言,如果说整个经济在逐渐走缓,未来几年消费走缓并不奇怪。但是只要坚持改革和结构调整,未来经济发展仍然有前途,还会恢复。所以,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他表示,我们过去已经造成了一个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现在要恢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反而可以更快。让老百姓敢花钱,经济才能增长。

2018年11月13日,北京,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新京报记者 陈鹏摄

谈民营企业纾困:公平对待民营企业 用市场的办法纾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局

新京报:2018年你印象最深刻的经济事件是什么?

王小鲁:比较重要的还是中央再次提出来公平对待民营企业,重新肯定民营企业的作用,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做好。这至少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因为此前确实有很多混乱的认识。过去媒体宣传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并没有说民营企业要做大做强,是不是意味着将来民营企业要逐渐退出?再比如,有些地方说混改要以国有企业为主,目的是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力。这个认识就有很大的问题,你把民营企业放在什么位置上?民营企业不是共和国的企业吗?民营企业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吗?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第一位的贡献是民营企业做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澄清认识的话,民营企业觉得没有前途、没有信心,不敢再干下去了。

我认为,中央及时给出这么一个信息非常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实实在在让民营企业感觉到处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都一样公平竞争。要创造这样一个企业经营环境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融资困境是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时常面临的一个问题,近期备受关注,也有一些针对性措施落地。对于纾解这个世界性难题,你有哪些建议?

王小鲁: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国家可能显得更突出一些。我觉得主要一个问题是银行体制限制太多、门槛太高,而且往往用限制进入来代替事后监管,因此我国小型、民间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没怎么发展起来,市场上主要是大中型银行。但是这些大中型银行,特别国有大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除了政策导向可能有不公平的因素,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大银行面向全国、网络分布很广,但你要让它去一家一家地收集信息,了解各地方小微企业的情况,可能很困难。对它们来说,给小微企业贷款,相对来说可能成本比较高、风险比较大,因为搞不清楚那么多家小企业信用好不好,经营得怎么样,风险有多大。要是专门去做调查、做评估,最后贷个3万、5万,就得不偿失。

实际上,小型金融机构在这方面有很多长处,因为它可能就是在某个地区,在局部的一个区域从事经营,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哪些企业经营得好,心里有数。所以,怎么样在监管的同时,能够做到让这些草根型金融机构能够进入、参与金融竞争。政策以后可能要更多往这个方向考虑。

因为现在小微企业融资的外部融资条件不利,情况不好,所以主管部门比较急切地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但是我觉得,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下个命令让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但是银行又要考虑到规避风险,要考虑成本问题,那么在这几种因素之间做选择,往往就达不到主管当局希望的结果。比如,我听到有些银行说,逼得我没办法了,我就从小微企业搭个桥,让国有企业给小微企业担保。最后贷款实际上就到国有企业那去了,在小微企业那里过一下。这种情况对银行来说,可能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办法,但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贷款放出去,可能又进了虚拟经济。所以,我觉得要想市场能接受的办法,尽量少用行政命令。

新京报记者 张瑞杰摄

谈减税降费: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

新京报:除了融资,被关注比较多的是怎么实现“实质性降低民营企业负担”。今年政策层面围绕“减税降费”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减负的呼声并未消减,甚至出现“税负增多论”,依据是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

王小鲁: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但近一两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速减慢了。未来怎样还需要观察。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一个问题,对财税部门来讲,首先要考虑的是完成任务。我完成多少税收,能够保证政府必要的预算收入。那么带着这种任务观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税收不光是政府获得收入的手段,同时还是一个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税务部门可能是多收一点比少收好。当然,上级税务部门不一定会下达命令,去让各基层部门去征“过头税”,但只要有硬任务要完成,那基层税务部门就有可能征“过头税”。可能会采用很多强力手段,结果征税超过了该征的范围。 如果上级税务部门对下级只有数量要求,不检查征得合理不合理,这种情况就很难避免。

这里还有一个情况,企业在实际收入没有发生之前,预缴所得税或者其他的税。对税务部门来说,这样能够早一点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将来从以后的税里头再扣除。但对企业来讲,今年经营不好,本来应该交100万,你收了200万,可能就是雪上加霜,使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还是要实事求是,该征多少征多少,不能征过头税,也要避免这种预征预缴,给企业造成过重的负担。

除了税以外,还有缴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保缴费。如果一个企业给职工缴齐了的话,可能就是工资总额的40%,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而我们国家为什么社保缴费有这么重的负担?这里头有历史原因。

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不存在社会保障的问题。改革以后,那些老职工陆陆续续退休,他(她)原来没有缴过社保,但退休了要享受养老保险,要靠新人缴税来养老一代。实际上,这是我们国家国有企业过去的一个欠债,该给工人上的保险过去没有上,那么靠后来征缴来满足老一代的退休职工的需要,无形之中负担就要加重。前一个时期,(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即拿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来划拨给社保基金,减轻社保基金的资金压力。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还不够,还是需要加大力度来做这件事。同时要降低企业社保费率。

可能还有一些认识上的障碍需要扫除。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国有资产流失了。你要知道,国有资产就是那么多职工多年来通过工作、努力付出形成的,回过头来用于解决职工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哪怕多拿出一些国有资产来,用到社会保障方面,来补充社保基金,同时把企业的缴费负担减下来。我觉得要有一个相当大幅度的下降,这样企业才能松一口气,才会觉得负担减轻了。

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因为现在国有资产的盈利状况不太好,利润率通常很低,那么看起来是划拨了一大笔国有资产,但真正能够用的是它获得的盈利。盈利非常有限,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这种情况下,办法可以多想一点。比如说,一直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那么改革中有一些国有企业要出让股权,有些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要退出,都可以通过市场渠道,把国有资产变现。假定说,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组成一家企业,可能要拿出一部分股份来进行转让,那转让获得的收入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来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在市场上直接转让,比把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可能起作用会更快一点。

图/视觉中国

新京报:减税减到何种程度才合适?

王小鲁:我们国家税费负担到底多少是合理的,对企业而言税费负担是不是重?我个人觉得重,如果要减轻的话,当然意味着财政收入要减少,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减少。

经常有人拿我们国家政府收入和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做对比,说我们不算太高。如果我们把财政预算收入加上其他收入,比如说政府卖地的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还有国有资本的收入都加上的话,大概至少是GDP的1/3。

这个比例高不高?有些人说不高,因为有些发达国家可能超过三分之一,可能到40%,甚至超过40%。这种情况确实有, 但我们要看一下发达国家这么高的政府收入主要用在什么地方?他们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用在民生,用在社会保障,用在公共服务,老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这些方面。看起来税收很高,但是用在老百姓身上。

我们国家如果说政府收入占了GDP的1/3,那么这1/3的GDP用在哪了?这些年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有改善,社会保障有改善,但以国际水平衡量,我们的医疗、教育,包括保障性住房这些方面的政府支出比例仍然是偏低的。

而高在什么地方?主要是政府的行政支出,发达国家的行政支出可能占财政支出的10%左右,我们国家如果算算账的话,大约在20%以上。这么高的行政支出是不是必要?是不是用得都合理?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政府机构很臃肿,机构很多,好几套班子,领导干部一个正职,七八个、十来个副职,人浮于事。多年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常常是精简了,又膨胀,人员在不断增加。好多政府支出未必是合理的,压缩的余地很大。

再一点就是政府的投资支出。当然这个投资支出来源不一,不光是来自财政预算,还有来自卖地的收入、来自银行的贷款,或者建立融资平台来借款,大量的借款最后都变成政府负担。因此,过多的政府投资支出,而且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效率很低的,或者是无效的投资。

过去我们好多产业领域里不断投资,最后造成大量过剩产能,然后又要靠行政手段去除这些产能,就造成资源的重大浪费。另外,比如说城市建设,很多地方拆旧城建新城,楼房还在完好的状态就拆掉建新楼,搞花园型城市,搞大广场,拓宽马路,盖地标建筑、形象工程,一切都要讲气派、贪大求洋,无形之中大量花费投资,而这些投资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的、低效的,或者说造成浪费。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根据我们现在实际的发展状况,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支出水平,不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越高档越好,否则必然要造成浪费。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余地很大。把不必要的投资减下来,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拿出一部分政府收入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那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口,怎么能尽快改变这个状况,尽快地转化成市民,能够在城市里安家落户,这是政府首当其冲要解决的。

新京报:目前来看,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是不是已经形成了?

王小鲁:这恐怕取决于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政府支出结构要变,要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与此同时,减少企业的缴税负担。这两件事需要同时并进,都需要做,单做一件可能效果都不好。现在整个经济形势不算好,经济增长还在走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会面临很多困难,那么政府收入下行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但毕竟这是暂时的,下决心给企业减轻负担,让企业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那么,现在面临的经济困难就可以早一点过去。我觉得在这方面不要眼光太短,要放得长远。现在给企业减负,减少政府收入,带来了一些当前的困难。也许一下子还看不到效果,要有一个恢复期。所以,未来几年就得准备过苦日子,但这是为长远发展创造条件。不是非要把今年GDP搞到增长百分之多少,或者今年财政收入保证多少,这些都太短期。有些短期的困难不是承受不了,是可以承受的。只要长远来看有前途,能看到光明,那短期承受有点困难,社会各界、企业、老百姓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

谈“消费降级”:未来几年消费走缓不奇怪

新京报:刚才说政府准备过苦日子,实际上民众现在也有反映“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包括前段时间“消费降级”的说法流行。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目前我国家庭债务的水平会不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

王小鲁:前一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最近几年的经济情况不好,出口减速、投资减速,相对来说,消费增长还比较正常,前几年一直是消费在起重要支撑作用。如果说整个经济在逐渐走缓,消费是否能始终保持一枝独秀,始终很好?不可能。只不过它是一个滞后变量,可能反应会慢一点。

如果今年经济情况不太好,不见得消费马上受影响。但是如果持续几年,消费必然受影响。所以,消费放缓是个必然现象,只不过和经济增长相比,放缓的速度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反应慢一些。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几年消费继续走缓也不奇怪。但是只要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未来经济发展仍然会有前途,还会恢复。所以,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这个事情是必然性的。

另一个方面,高杠杆率和高房价造成了很多问题。居民买房子负担非常重,有一些人要买房子也得大量借贷,结果就形成“高杠杆”。而且房地产市场又给人这种预期——越不买将来会越贵,房价只会升不会降。有些人可能把祖孙三代的钱都攒在一块,咬牙也得把房子买下。那么,一方面就造成了很高的杠杆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金融机构贷款中居民贷款是在快速上升的。

居民杠杆率过去不高,现在已经相当高了。原因和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一方面高杠杆带来高风险,另一方面给老百姓造成了很重的负担,同时也挤压了消费。我把家里所有的存款和我父母的存款,都拿去买房交首付了,还有很大一笔贷款要还,我怎么还敢消费?可能未来多少年他的消费都会受影响。

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觉得两个原因很重要。一个是,过去很长时间,货币一直宽松。你发了那么多票子,总要有地方去。如果不去股市,可能就去房市。如果CPI涨不起来,那地价房价就得涨起来。

票子去哪了?那就是去土地市场和房市。不恢复中性的货币政策,必然就造成地产泡沫不断增大,给将来也会造成重大风险。因为泡沫越来越大,总有破的时候。什么时候破了,就会对经济造成重大打击,而且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打击。与其这样,为什么不从现在做起?就把货币政策调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我想这是一个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行的土地制度推高了地价,也就推高了房价。因为房价都和地价连在一起。

地价为什么高?大城市地价当然要更高,这一方面是市场因素。但是不是该高到现在这种程度?北京四环外一套普普通通的房子可能就上千万,老百姓多少年的收入能买这么一套房?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可望不可及。有人说这和发达国家比,我们不算太高,但是你的人均GDP才八千美元,人家是好几万,人均GDP跟人家差几倍,房价和人家一样高,甚至更高,你还说不高?房价就是过高。过高的原因,除了刚才说的和货币政策、流动性有关,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制度。

因为我们现在土地市场没开放,土地的一级供应商就是政府。政府先从农村征地,再卖地。可能一两万块钱征来的,一卖就卖好几百万一亩地,这些收入都是政府的。当然还要扣除一部分成本,但是终归政府每年从土地上得到大量收入,这个收入也给地方政府一个刺激。你要扩大政府收入,就得把地价抬高,所以地方政府希望地价越高越好。但政府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不能只考虑收入,要考虑社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这种土地制度鼓励各级政府抬高地价、扩大政府卖地收入,我认为不能再维持下去。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早就说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而且讲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利。这几年这方面改革没有多少进展,我觉得这是需要推进的。推进目标是什么?就是形成一个土地市场、城乡建设用地市场,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当然也需要有规划,比如说耕地不能再减少了,也不能随便占耕地。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要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不是靠政府独家配置资源。

新京报记者 张瑞杰摄

新京报: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王小鲁: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后,消费率(GDP中最终消费占的比重)在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都百分之六十几,就是说2/3是消费,1/3是投资。在世界上,这个消费率相比而言是低的,我们储蓄率、投资率是高的。因为很多国家基本上没什么储蓄,都消费掉了,所以他们没有钱投资、经济发展慢。我们就有这个好处,80年代、90年代拿GDP的1/3来投资,经济增长很快。

但后来发生一个变化,2000年以后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急剧上升,消费率急剧下降。如果和80年代、90年代相比,消费率降低了十几个百分点,投资率提升了十几个百分点。那这么一升一降带来什么?投资率上升了,是不是经济增长更快了?没有。80年代、90年代百分之九、百分之十的增长,2000年以后基本上还是这个速度。而且当时还有个有利条件,中国加入WTO以后,大量出口带动经济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增长慢下来。现在那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没有使经济增长恢复到过去的水平。相反现在经济增长越来越慢,只有百分之六点几。

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已经造成了一个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这是结构失衡的核心。其实现在要恢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反而可以更快。因为投资很多,但是大量的无效投资,造成了过剩产能,造成了投资的浪费,它对经济增长反而变成负担。现在消费率百分之五十多,如果说让消费率再回升十个百分点,到百分之六十多,那经济增长会更快还是更慢?会更快,而且会更可持续。

因为老百姓敢消费,企业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经济才能增长。不要老等到企业卖不出东西了,然后再政府大举投资来拉动增长,结果投资又造成了一些没有用的项目,造成过剩。这是得不偿失的。让老百姓敢花钱,经济才能增长。

同题问答

要做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工

新京报:展望2019年和接下来的几年,你认为中国经济领域的哪些改革是特别迫切的?

王小鲁: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来恐怕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像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不是说政府不能参与,有些事情是需要政府来做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不能解决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还有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要做好,这都是政府的责任。但是要做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工,哪些事情市场能做,政府就不要和市场来抢,市场做不了的事情,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这恐怕是未来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财税体制改革也很重要。这几年做了一些事儿,比如营改增、有些税率下调了,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企业负担,但可能还有很大的潜力继续推动减负。另外,政府支出结构要改善。现在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太多、投资支出太多,要把不必要的支出减下来。还有一些事很迫切,现在两亿多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里就业、工作、居住,但是没有户口,很大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户籍改革要加快,尽快让这些人能够在城市里安家落户,能够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变成市民。还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设一个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方面需要加快推进。

记者 陈鹏 编辑 陈莉 金彧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