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岁的食指,还会相信未来吗?

  1993年夏天,摄影师肖全在位于昌平沙河镇北京第三福利院食堂里,见到了这个中年人:穿一件白色的老头衫,手腕上缠着三片钥匙,夹着烟的手举在面前,挡住了三分之一的脸。肖全见到他的时候,他正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病人对火。

  这个人也是病人,精神病。北京第三福利院,其实就是一家精神病院。

  中年人看起来倒是一切如常,只是说话的时候脸上肌肉有些抽搐。他反复强调:“我不想出去,我出去干什么呢?我是疯子,这里很好!”看到他抽的烟不是什么好烟,肖全跑出去给他买了一包万宝路。

  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个潦倒落魄神经兮兮的男人,在二十五年前,在全中国青年中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一个经历过与家人在车站分别,之后被火车送走的知青,都反复诵读过他的诗: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诗句(《相信未来》)度过没有明天的日子。

  他是诗人食指(原名郭路生),就在昨天,食指度过了他70岁的生日。

  七十岁的食指,还会相信未来吗?

  文 | 群学君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食指《相信未来》(节选)

  

  2000年5月,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一间厨房、饭厅兼接待室房间里,山东诗人张杰见到了52岁的郭路生。张杰后来说,当那个身穿条纹病号服,身材微胖走路微跛的中年人走到他面前,带着一种长期精神病院生活形成的习惯式机械应答说到“我是郭路生”时,他有点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诗人食指。

  此时,楼道里此时有人在瞪着陌生的眼神散步,有的低吟着,有的转动脖颈瞪大眼睛注视着来人,仿佛充满了吃力和愤怒,还有的被放在小推车中,除了眼珠的转动证明这是一个生命或活物外,其余一切便如植物一般没有了生气。据说,以前来看望食指时,总是能听到周围传来凄厉的叫喊声。

  稍微寒暄几句,食指就激动地一下子站直身子,突然声音一沉,声调一转,开始朗诵起他新近创作的诗篇《暴风雪》:

  哦,下雪了,正当我在

  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独自徘徊

  亲爱的,你像一阵风裹着的雪团

  砰的一声扑进了我的胸怀

  哦,亲爱的,你不再是个女孩

  连鬓角也被无情的岁月染白

  可茫茫风雪中,我猛然发现

  你重现了年轻时身披婚纱的风采

  人生就是场感情的暴风雪

  我从诗情画意中走来

  张杰说,“我被惊呆了,想不到他的思维切向诗歌的速度那样快那样令人猝不及防,也想不到他有如此激情的朗诵方式,张口就来,没有任何障碍,表情丰富感情充沛抑扬顿挫,这种把诗歌朗诵到尽头程度的能力和技艺,真让人叹为观止”。他暗自思忖:这大概是这个诗歌奇迹又一种天才的表达方式和特质罢。

  

  郭路生是真正的少年成名。

  17岁写诗,18岁完成代表作。1968年,成千上万知青手抄《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其中绝大多数人并非出自对诗歌的特殊兴趣。

  每一个经历过与家人在车站分别,之后被火车送走的知青,都反复诵读过他的诗:“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诗句(《相信未来》)度过没有明天的日子。

  尽管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几首手抄诗的作者是谁,但对于当时年仅20岁的郭路生来说,这已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少有的殊荣了。

  十一年后,在北岛、芒克主编地下文学刊物《今天》第二期中,郭路生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食指”。很多年以后,郭路生写文章,说食指的意思就是“时之子”,时是母亲的姓,又和老师的“师”谐音。这其实多少有些掩饰——在当初,他的说法是“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故名食指”。

  为什么会遭人指指点点?原因很简单,早在1973年,在郭路生刚过了二十五周岁生日三天后的11月25日,就因为“精神分裂”的诊断,被送北医三院精神科,从此,郭路生在正常人的世界和精神病院之间游历,一晃就是三十年。

  在医院里,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死神穿着雪白的单衣,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叹息。

  诗人多多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七十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

  

  80年代以后,新诗繁荣,大多数读者不再需要郭路生的诗了。因为“有病”,食指也极少出现在当年有无数文学青年们追捧的各种公开的活动中。也因为“有病”,为了养活自己,还能有些时间写诗,他选择回到母亲的老家山东单县去教书。

  有天,母亲下班回家后,把食指叫进屋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心情沉重地对他说:以后抽烟回屋里抽,刚才有路过的人指着你对另一个人说,那人是个疯子。

  食指说他从此再也不敢去前院,就去后院站着抽烟,思考修改以前写的诗,然后回屋里整理。那些年,食指心情很坏,诗也写得很苦,但他“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洗冷水澡,能连续做三十多个俯卧撑”。

  日后人们说起这段岁月,用“被掩埋”来形容食指。诗人多多说: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屠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

  时间进入90年代,“让食指浮出水面”的呼吁,使正在福利院的“地下诗人”郭路生,带着一种被时代和历史赋予的责任进入主流诗坛的视野。他被北岛、多多、芒克追认为他们那一代70年代“写新诗的第一人”。默默无闻的诗人食指,在很短时间内重新步入大众视野,被赋予“朦胧诗先驱者”的显赫地位。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疯子,是在怎样近于严苛的条件下坚持创作的。“睡觉时病房里一片漆黑,我只好借着过道的照明灯光趴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写诗(因腿有伤蹲不下,即使能蹲下手也够不着地)。我把纸铺在地上,全身趴地上,硌得膝盖真疼。想好一句趴地上写在纸上,赶快爬起来活动活动。再想一句,再趴下写,胳膊肘都硌得疼”。

  1998年,林莽、刘福春主编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出版,他俩为食指举办了一次签售会,地点在甘家口大厦。到了现场,食指傻了,满坑满谷。书签了七个小时,二十块的一本诗集,有人拿着一千元直接塞到食指口袋里,这本书一共卖了近三万元,全部给了食指。

  尽管开始逐渐获得官方话语体系的认可,也开始得到无数终于获知他姓名的知青纷沓而至的致敬,食指依然过得极苦极难。他那时已经住进北京第三福利院了,除了养病,每天的工作是洗碗,却还坚持写诗,“想起一个词或一句诗,有时是改动的一个字,找护士借笔写在手背上,洗碗还怕洗掉。有时还是不小心会洗掉,以后就写在胳膊上”。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授予两位诗人:海子和食指。前者已经在12年前自杀去世,而后者还住在精神病院。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代中国诗歌一种尴尬局面的隐喻。

  2016年,一位学者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做了各种统计数据,通过数据的显示,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十大诗人依次是:

  胡适、艾青、徐志摩、海子、洛夫、汪国真、易白、北岛、舒婷、席慕蓉、食指

  大众和媒体很感兴趣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精神病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林莽说,“一代人为一代人写作,他把我们那一代人的东西确实写到了位,确实有历史价值。食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年以后,食指迎来了生命的转折点——说是“新生”也不为过。一个叫翟寒乐的女人,把食指接出福利院,这一天是2001年3月21日,世界诗歌日。

  食指用出院之后看到的一棵巴西木形容自己的心情,“粗壮饱经沧桑的一截树干上长出充满生机的绿芽,一看就让人感慨万千”。从那以后,他粗茶淡饭,从容放松,自由地读书、看报,心中感动了写首诗,可以从容地沏上杯茶,可以随意地点上支烟,关注自己有兴趣的问题,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中品咂生活滋味。

  三年以后,食指和翟寒乐结为夫妇。两人住在北京西北郊,临着稻香湖湿地,靠两人不高的退休金为生。他们在屋外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还养着两只白色的小京巴。朋友们都说,要是没有寒乐,没准老郭现在已经不在了。

  

  到了2018年年初,因为与诗人余秀华的争论,食指一度又成为舆论风口上的人物。事情源于他在《在北师大课堂讲诗》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的一段发言:

  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被批评的诗人余秀华很快隔空喊话:

  我的过错在于:我不会装,更不愿意装可怜!我的过错还在于,在社会底层,偏偏高昂着头。我不知道何为尊严,我只是想如此活着……姑奶奶脑瘫,想不到啊。

  论修养的培养:一个喝醉了的老流氓歪斜着向她走过来,朝她身上吐痰,她想骂他,围观的人拉住她:要尊重老人啊!年纪大真是好事,像一件华丽的外衣把身上的肮脏都遮盖起来。

  两人不在一个时空和语境下隔空喊话,本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如果考虑到19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路径的转向和诗人群体的处境就颇值得玩味。

  有评论者表示,食指最重要也是他最满意的一批诗歌都是完成于特殊年代,是集体颂歌转向个人化写作重要的一环,但也永远停留在了那里。80年代,尽管诗歌写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如果从发声的调门上来说,这个时期的主流诗歌仍然是一种高音频写作,是呐喊式的。只不过是从集体颂歌转向了反颂歌,但在一致性的“我不相信”下,反对也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进入90年代以后,长期以来的集体经验和“对抗经验”全部瓦解。诗人们不再共享某一种共同的历史。每个人只能从个体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修辞方式,去处理具体的生存、历史、文化、语言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使我们的诗歌能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探索与宽广的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富于异质包容力的、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这就是后来被广泛响应的“历史个人化”,由此更进一步就是个人化写作、日常化写作。不过,对个体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并没有使诗歌沦为“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也没有使诗歌“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因为此时的诗人相信,只有在具体的细节中,历史才能得到恰当的呈现。正如王家新所言,当你挤上北京的公共汽车,或是到托儿所接孩子时,你就是在历史之中。

  诗人廖伟棠说,作为当代诗歌语境下个人化写作群体中的一个,余秀华的诗歌就是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呈现历史。农村的痛苦渗透在她诗歌的生活细节中,“只不过她不去声泪俱下地哭诉、控诉,她不叫自己有多惨,相反,她极其倔强,用语言掌控了自己的世界,她的世界实在、自足,不需要谁来怜悯和知道”。

  北大教授李零是食指的同龄人,也是老朋友,在写给食指70岁生日的短文里,李零写道:

  有一幅俄国名画,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之路》,画的是一片旷野,地上有条路,再普通不过。但许多人看了都潸然泪下。因为所有从这里启程,到过流亡之地的人,都很熟悉这条路。

  李零说,我们这一代人,真的都老了。

  参考文献

  杨楠:《诗人食指,独自面对命运的人》,《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

  徐萧:《食指与余秀华之争:两个时空的喊话》,澎湃新闻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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