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寻女路:两个家庭的“超生婴儿”被计生干部抱走之后

61岁的周友生本该过颐养天年的日子,身患多种疾病的他还是带着妻子离开老家四川自贡市,常年在成都打工,而寻找32年前年被计生干部抱走的“超生”女儿是他们外出挣钱的动力。

1986年7月,周友生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周红霞出生仅两个多月,就因为系“超生的”被当地计生干部强行抱走。同一时期,与周友生同村的刀云荣(化名)夫妇也遭遇类似情况,因为超生,刀家出生5个月的女儿小英被强行抱走。

此后漫长的日子里,两家人各自寻找自己的孩子。

在刀家人不懈努力下,被抱走的女儿于1992年被找到。但在往后20多年相处中,小英和他们相处并不融洽,甚至在2015年因为一些家庭矛盾,让亲生父母“不要再去打扰”。

周家人至今还在苦苦寻找。周友生已做好亲生骨肉可能不认自己的心理准备,他的妻子邹桂芳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如果找到孩子,只想告诉她,“不是爸妈不要你,而是别人抢走了你。”

谈及新平村这两家人的遭遇,当年的涉事村干部对澎湃新闻表示,虽然政策不允许强行抱走孩子,但那时计划生育抓得严,也就这么做了。

成佳镇计生办主任龚贞容告诉澎湃新闻,周友生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况后,计生办联系了当年抱走孩子的计生干部,但对方称记不得,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吴鸿莉表示,曾听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局长谈过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情。但年代久远,时任计生干部走的走、退的退,没问到情况。接下来,他们将再和有关方面对接此事。

周友生夫妇曾多次前往成佳镇寻找女儿。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

两个超生女婴

1986年的阴历六月,给周友生和刀云荣两个家庭带来长久的痛苦。

彼时,他们还居住在自贡市荣县成佳区龙王乡(注:2005年8月1日,成佳区划属贡井区)。刀云荣是龙王乡新平村6组村民,周友生是龙王乡新平村1组村民。两家人靠种地为生。

刀云荣和周友生的妻子1985年分别怀胎。此前,刀云荣已有一儿一女。他的妻子鲜清芬(化名)说,“一儿一女,其实是最幸福的。”生下两个孩子后,她先去上了环,在丈夫结扎后才取了环。

没想到,丈夫虽被结扎,鲜清芬却在取环不久后怀孕了。她为此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没隔多久再度怀孕。这次,鲜清芬没有选择打胎,而是东躲西藏,于1985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注:1986年2月7日)将孩子生下来,并为她取名“小英”。

当年同样为生孩子东躲西藏的,还有新平村1组村民周友生的妻子邹桂芳。在此之前,邹桂芳已经生下两个女儿。

周友生说,他和妻子当年没有办结婚证就生下第一胎,邹桂芳怀二胎时,他怕妻子被拉去引产,还为此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不料二胎之后,邹桂芳再度怀孕,这让夫妻俩又喜又忧。

喜的是,老天给了他们一个“生儿子”的机会,但他们知道这是违反政策超生,心中也有隐忧。

1986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注:1986年5月7日),邹桂芳冒着风险将孩子生下来。这是一个女孩,夫妻俩为她取名“周红霞”。

时隔多年,刀、周两家都无法提供当年结扎或上环的证明。一位在当地长期处理农村事务的老人告诉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农村医疗技术和水平都非常有限,结扎手术失败并非稀奇事。

事实上,32年前,新生儿的到来,没有为两个家庭带来太多喜悦。

周友生讲述女儿周红霞被抱走的情况。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

被抱走的婴儿

随着村干部找上门来,刀云荣、周友生两个超生家庭的隐忧爆发。他们原以为,“罚款、牵牲畜”就能应付过去。

据刀、周两家人回忆,当年来家里处理超生问题的,是时任新平村村支书莫志高、村主任刘乃平和村妇女主任黄玉芬。

鲜清芬称,三名村干部大约在农历六月中旬来到家里。他们让大人去成佳区计生办,并以“孩子要吃奶”为由,要求把孩子一并抱去。

到了成佳区计生办,时任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要求缴纳罚款1500元。由于家里拿不出钱,鲜清芬和丈夫从区计生办走出来,沿路四处找亲戚朋友借,并让大女儿和公婆在区计生办照顾小英。

第二天一早,刀云荣夫妇带着借到的1500元赶回成佳区计生办,不过没见到小英,从公婆及大女儿处得知孩子已在稍早时候被计生干部抱走。鲜清芬在区计生办找了又找,没看到孩子,一路哭着回到新平村。

自家孩子被抱走的日子,周友生夫妇记得很清楚,是1986年农历六月十一。

那天,村干部莫志高、刘乃平和黄玉芬来到周家处理超生问题。村主任刘乃平说,“有钱钱拿去,没钱话交去”,意思是有钱就交罚款,没钱就去政府部门说清楚。

因为自觉理亏,夫妻俩表示“罚多少都认”。即使如此,村干部还是要求大人和超生娃儿都要去乡政府,理由仍然是带着孩子“方便喂奶”。

周友生和邹桂芳回忆,他们从家里出发时,刘乃平从他们手中抱走孩子,一直抱到龙王乡政府,之后交给乡里一位姓彭的妇女主任。当时分管计划生育的成佳区副区长高发元也在现场。高发元说,你们一胎生育没办结婚证,二胎也未按政策生育,三次违反计划生育一次性罚款3000元。

“那时候猪才卖7角钱一斤,3000块钱怎么凑得出来?”周友生说,他们当场表示认罚,希望先抱孩子回家,再去借钱交罚款,这个请求当场被拒。

周友生还称,当时妻子想假借喂奶带孩子偷偷离开,在场的时任成佳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发现后,从妻子手中一把将孩子抱走。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女儿周红霞一面。

刀、周两家反映的情况,在几位当年的村干部口中得到印证。

刘乃平告诉澎湃新闻,当时是区里要求他们去抱孩子。当时政策很严,要求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拿下来。

莫志高表示,当时是区计生办和乡计生办要求抱孩子,他们只是执行,没想到会抱不回来,而且,孩子抱不回来也是上面的问题。

原成佳区副区长高发元对澎湃新闻表示,这些超生婴儿都是三胎,因为大人没有认错和交罚款,影响极坏,区计生办就安排送人了。但他也承认,政策并不允许这么做,但当时计划生育抓得严,会有类似做法。

为寻找女儿,周友生夫妇长期在外务工,家里院坝已被葛藤霸占。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

迥异寻女路

孩子被抱走后,“找女儿”成了刀云荣和周友生两个家庭的重要任务。

刀家找女儿,基本靠女主人鲜清芬。女儿被抱走后,她回家伤心哭了一天,但想到 “孩子还等着去找”,第二天就打起精神跑到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状,反映成佳区计生办“抢孩子”。

鲜清芬说,法院工作人员听过她的陈述后,曾要求成佳区政府处理此事。后来区政府尽管有出面,但孩子还是没有消息,她又向自贡市人大、政府、检察院等部门反映。

鲜清芬认为,政府是讲理的地方。为了打探女儿下落,她自称在自贡时任主要领导的办公室和其对拍桌子,“他拍三下,我拍五下,因为不是我不遵守计划生育,安环结扎都做过,但还是怀上了。”

鲜清芬说,她还向自贡市有关领导出示过自己上环、丈夫结扎的一些材料,证明自己原本是遵守计划生育的,不过,这些材料在1998年修房搬东西时全部丢失。

找孩子过程中,鲜清芬也显示出泼辣的一面。她告诉澎湃新闻,曾跑到村委会办公室用高音喇叭向刘乃平喊话,“如果找不回我娃儿,我就对你娃儿下狠手”,把刘乃平吓得够呛。因长时间找不到女儿,她还打过龙王乡一位姓杨的计生办干部。

鲜清芬说,在其猛烈“攻势”下,终于有相关部门人员私下告诉她,小英被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教师家庭收养,但对方不愿归还孩子,也不便透露更多信息。

为了继续要回自己的孩子,此后,鲜清芬独自一人去北京反映情况。回来后,当地部门为了安抚,给她解决了1万元作为补偿。

1992年,鲜清芬用其中一部分补偿款请了自贡当地律师,原本打算状告莫志高、刘乃平、程荣生、高发元等人。就在这一期间,代理该案件的律师打探到收养孩子的教师家庭就在自贡邻市,起诉也就此作罢。

“找到这个教师家庭时,对方也承认孩子是领养的。”鲜清芬说,当时小英已经6岁,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生的。因为女儿右耳有一个小缺、左手也有伤疤。女儿的养父并不打算归还孩子,还给了她1万元作为补偿,说“怀胎九个月,还差不多养到半岁”。

相比鲜清芬的果决强势,周友生夫妇说自己没有那番魄力。他们一边默默养家糊口,一边在闲暇时候私下打听孩子下落。

这是一对忠厚老实、说话总是降低声调的夫妇。多年来,两人只要听说附近哪里有人收养孩子,都会去看看,为此他们几乎走遍附近所有区县,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周友生说,后来实在找不到孩子,他们才开始到贡井区、成佳镇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前几年因为反映次数频繁,镇政府给他解决了低保问题,但劝他别找孩子了。

“我们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周友生说,他和妻子身体都不好,但孩子总归是妻子身上一坨肉,她是不是还活着、过得好不好,做父母的总归是牵挂的。

抱着这样的念头,夫妻俩通过熟人介绍,前往成都一家瓷砖厂打工。几年来,他们挣的钱几乎都用于寻找女儿,但一切就像大海捞针、毫无头绪。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

分别的裂痕

虽然好不容易找到孩子,刀云荣夫妇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周友生夫妇。

鲜清芬说,小英被一个教师家庭收养,对方经济条件等各方面都比农村好。在之后的相处中,女儿可能以为亲生父母找她的目的,是为了要她养老或另有所图。

“其实从一开始寻找,我们只是要知道她被抱走后怎么样了。”鲜清芬感慨,小英是几个孩子里让她感觉最辛苦的一个。怀孕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一个月不能出门,吃饭都是靠家人送进屋,那种日子着实令人难受。

小英被抱走后的1986年至1992年,鲜清芬不是往省里跑,就是去市里、镇上。家里本来经济条件就差,还缺少她一个劳力,每次出去只能省吃俭用,能走路的都不坐车,饿了吃稀饭馒头,整个人瘦成皮包骨。

“我为她流的泪都够灌满一条河。” 鲜清芬说。和小英相认后,她多次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去照顾小英,还在小英念高中时陪读过一段时间。

但分别带来的裂痕难以弥补。鲜清芬的大女儿透露,妹妹和爸妈感情不太好。她总是觉得是爸妈不要她、抛弃了她。

鲜清芬也表示,去看小英时,其养父母总会给她一些钱,有时经不住盛情会收下。小英参加工作后,其养父母也让小英给她打钱,这也无形中加深了小英对他们的误解。

特别是2015年,在一次激烈的家庭矛盾中,小英撂了狠话,让刀云荣夫妇“不要打扰自己,一辈子都不要来。”

对于这样的情况,刀云荣夫妇无可奈何,“孩子都这样说了,痛苦只能留在我们心里,就当这个南瓜没结。”

为了寻找女儿,周友生夫妇的家都快没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们只有过春节才会回到新平村。家里的院坝,已被半米高的葛藤“霸占”。即使回到自贡,夫妻俩也是在大女儿家落脚。

周友生也听说刀云荣家找到女儿却相处不好的情况,他觉得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找到她,只想告诉她,不是爸妈不要她,而是别人抢走了她,认不认我们都无所谓。”邹桂芳说。

卫计局长:将为此“还债”

莫志高告诉澎湃新闻,当年孩子被抱走后,是区里安排送人的,他们也不知道送哪去了。

高发元和原成佳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把孩子送人的是时任成佳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

贡井公安分局成佳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2015年12月,他们曾接到周友生的报案,也做了受案登记,但没有立案,“这个事情怎么立案?因为有特殊原因,时间也过去太久,实在不好立案。”

上述派出所工作人员还表示,当时他们搜集了周友生夫妇的DNA资料,也联系了将孩子送走的程荣生。但是程荣生让警方去找相关政府部门,拒绝到派出所,“我们也不能强制传唤,现在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截至发稿,澎湃新闻电话、短信联系程荣生,均未获回复。

成佳镇计生办主任龚贞容告诉澎湃新闻,周友生向他们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况后,计生办联系了当时抱孩子的计生干部,但对方称记不得,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吴鸿莉表示,她曾听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局长谈过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局里当时和成佳镇进行对接,但时任计生干部走的走、退的退,没问到情况。

吴鸿莉说,这相当于是之前欠下的“债”,他们也将为此“还债”,接下来会继续和有关方面对接此事。

邹桂芳还在苦苦寻找。她告诉澎湃新闻,找了这么多年,有时候也想放弃,但丈夫始终在坚持,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找下去。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智勇认为,因为此事发生在1986年,已过了追诉时效,很难再启动相应的刑事程序。但当年抱走婴儿的计生干部,有义务和责任提供线索,消除自己当年的不当行为所导致的恶劣后果。

张智勇同时表示,此事件的发生是计生部门直接导致的,计生部门应配合寻找当年具体经手的人员。抱走他人超生婴儿,造成其家人不能团聚,并使婴儿父母承担着巨大痛苦,即使法律上无法追究,也应承担人道主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