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希特勒:有人安静地反抗暴政,有人决定付诸行动

利维坦按:精确的时间估算,严谨的实地勘测,细腻的制作工艺,再加上圣人般的耐心——所有这一切,造就了格奥尔格·埃尔塞的完美计划。只可惜,这看似天时地利人和的周密部署,却还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偏差。

文/Mike Dash

译/Yord

校对/Amanda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Yord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利维坦立场

1928年的一张地图,显示了贝格布劳凯勒(Bürgerbrukeller)酒馆的位置。图源:Daily Express

玛丽亚·斯特罗贝尔(Maria Strobel)在慕尼黑的贝格布劳凯勒(Bürgerbrukeller)酒馆工作。她不敢相信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党羽刚刚在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在内的一群纳粹高级官员。希特勒在此发表了一场标志性的演讲,希姆莱和其他人则边听边灌啤酒。但最后所有人都仓促离去,留下未付的一大笔账单,小费更是一分没有。

这位巴伐利亚的女侍者对此大为光火,开始收拾残局。晚上9点20分,她才刚开始收拾那堆啤酒杯,一场大爆炸就在她身后仅几英尺的地方发生了。一根石柱被炸得粉碎,导致部分天花板倾塌,木头砖石如雨点般隆隆落下。斯特罗贝尔被爆炸的冲击波从大厅甩出了酒馆大门。尽管爆炸离她最近,但她还是出人意料地活了下来。另外8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还有63人伤得十分严重,只能借以援手脱离困境。当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向安全地带时,希特勒8分钟前站过的那个讲台已四分五裂,被压在6英尺厚的沉重木梁和砖块碎石之下。

爆炸案发生后,严重损毁的贝格布劳凯勒酒馆。图源:Omroep Gelderland

希特勒总说自己是个“幸运儿”。在他当权期间,他曾和40多次刺杀阴谋擦身而过。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44年7月。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en)设法在希特勒的东普鲁士总部——狼穴(The Wolf’s Lair)的会议室里放置了一枚炸弹。在那次爆炸中,桌子支架替希特勒挡住了大部分的冲击波,这位元首一瘸一拐地活着走了出来,耳膜被震伤,裤子裂成碎条。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左)和饰演他的汤姆·克鲁斯。图源:The Vintage News

此次暗杀计划闻名遐迩,2008年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就是据此改编而成。但与5年前的贝格布劳凯勒酒馆爆炸案相比,这次袭击可以说并不那么令人震惊,也没那么英勇无畏。一方面是因为施陶芬贝格的装备更齐全精良,他本可以利用手中资源做得更好。而另一方面,他和同伙并不是坚定的反纳粹者。他们也许因贵族出身而对希特勒这位平民领袖心存蔑视,但想要杀死希特勒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对其野蛮的政权感到恐惧,而是单纯地认为他正在带领德国走向深渊。

相对而言,慕尼黑爆炸发生在1939年11月8日。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还不到3个月,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如日中天,进攻法国的最终指令还没有下达,苏联仍是德国盟友,美国还处于中立。此外,这次爆炸案仅出自一个默默无闻的木匠之手,他比施陶芬贝格有原则得多,加上他的技能、耐心和决心,让他更为可圈可点。然而,慕尼黑事件几乎已被遗忘。甚至到了1998年,德国及其他地方都从未有对这一刺杀行为或刺杀者本人的纪念。

这个人的名字是格奥尔格·埃尔塞(Georg Elser),以下是他的生平。

纪念邮票上的格奥尔格·埃尔塞(Georg Elser)。上面的德语短句意为“我想要阻止战争”。图源: MMC

埃尔塞生于1903年,与常人相比,身高略低而智力略高。他不太善于思考,但双手灵巧。他是个专精家具细活的木匠,从不读书,也很少看报,对政治兴致缺缺。他曾投票支持共产主义,并短暂加入过红色前线战士联盟(Red Front Fighters’ League)。该联盟由试图与“褐衫军”(他们的纳粹对手)一较高低的街头战士组成。但埃尔塞并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工人阶级的典型一员。他对舞枪弄棒当然不感兴趣。对他来说,参加战士联盟只是为了能有机会在其管乐队里演奏。1939年,他所属的唯一一个组织是木工工会(Woodworkers’ Union)。

尽管埃尔塞外表平平无奇,但他颇为关心纳粹及其政策是如何降低德国民众生活水平的。希特勒经常吹嘘的“经济奇迹”是以巨大的代价实现的。工作时长增加,假期几乎没有;工会和政党被解散或取缔;工资被冻结。与此同时,纳粹党员享有拒绝入党者所不能享有的特权。埃尔塞是个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的工作极为用心。他发现随着实际工资的缩水,维持收支平衡越来越难。后来,当他被问及为何决定对抗希特勒时,他直言不讳道:“我认为只有消灭掉现任当权者,才能改变德国的局势。

除了他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热衷的粗俗笑话和牢骚话外,仅有少数迹象表明埃尔塞可能准备对抗纳粹政权。他拒绝听元首的广播,也不会向纳粹敬礼。在他的家乡——德国西南部的科尼格斯波隆(Knigsbronn),当拥护希特勒的游行队伍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会公然背过身来,开始吹起口哨。

然而,埃尔塞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他日渐坚定的看法。他几乎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行者:未婚,与父亲也无来往。这是他的一贯做派,所以在1938年年初,当他最终认为有必要对希特勒采取行动时,他并未寻求帮助。

电影《埃尔塞:差点儿改变世界的人》(Elser: Er htte die Welt verndert,2015)剧照。片中埃尔塞由演员克里斯蒂安·富里道尔(Christian Friedel)饰演。图源:豆瓣电影

就在那时,埃尔塞展现出了其隐藏的品质。其他的反纳粹分子在时间、地点及如何才能足够接近以杀掉希特勒的问题上逡巡了数年。而埃尔塞采取了十分实际的做法。因为希勒特的安全防范意识极强,常常会突然取消安排或改变计划。埃尔塞意识到,他需要知道希特勒会在哪个特定时间出现在哪个特定地点,这样才有机会接近他。

而这位纳粹头目的行程中,每年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每年11月,他都会前往慕尼黑,在精心安排的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以纪念啤酒馆暴动(Beer Hall Putsch)——正是1923年这场滑稽的政变让纳粹党步入上台的道路。被成千上万的老战士(这些纳粹分子入党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22年或更早)围绕着,希特勒首先会分享一些故事和回忆,然后发表那种精心设计的、意图激起拥护者狂热情绪的冗长演说。

在慕尼黑的贝格布劳凯勒酒馆对老战士发表讲话的希勒特(注意其身后的石柱)。图源:Pinterest

1938年11月,即在德国入侵波兰前10个月,埃尔塞乘火车来到慕尼黑,侦察纳粹的庆祝活动。他去看了当年暴动发生的地点——啤酒大厅。1923年,这里被称为贝格布劳凯勒,1939年时却被称为卢云堡。这是个巨穴般的地下大厅,可容纳3000多名欢庆者,被希特勒选为发表中心演讲的完美场所。埃尔塞参加了庆祝活动,记下了酒窖的布局,并惊喜地发现安保措施十分松懈。

纳粹党徒克里斯蒂安·韦伯。图源:wikipedia

这是典型的、敷衍其事的纳粹风格,两派人为了谁应该负责元首的安保问题而争执不休,最后希特勒选择了他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而不是让慕尼黑警方负责,于是克里斯蒂安·韦伯(Christian Weber)成了安保负责人。但是韦伯——这个肥胖而腐败的前夜总会保镖,并没有花太多心思去采取那种费力但可能真正起到保护作用的预防措施。作为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他万万没想到其他人可能会因为恨透了希特勒而采取极端行为。

电影《差点儿改变世界的人》中,前去“踩点儿”的埃尔塞发现,演讲台后方的石柱是理想安放炸弹的所在。图源:豆瓣电影

埃尔塞待在酒馆时,注意到了演讲台后面有根石柱,支撑着墙边一个巨大的阳台。他粗略计算了下,发现只需在柱子内放置一枚大型炸弹,就能将阳台炸塌,埋掉希特勒和他的一些核心党羽。但问题是如何在这块实心石材中隐藏一个足够强力的装置。

埃尔塞再次证明了自己恰好具备这项行动所需要的品质。他知道自己还有一年的准备时间,于是有条不紊地开始工作。他在一家军工厂找到了一份低薪工作,并利用一切机会将110磅重的烈性炸药偷偷带出了工厂。他在采石场的临时工作给他提供了炸药和一些大容量雷管。晚上,他回到自己的公寓,着手设计一种精密的定时炸弹。

1939年4月,埃尔塞回到慕尼黑,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他画了酒窖的草图,并做了更精确的测量。他还去了瑞士边境以找出一条逃跑路线,最后他找到了一段没有人巡逻的边境线。

同年8月,希特勒加剧了与波兰之间的紧张态势,整个欧洲陷入战争。埃尔塞搬到了慕尼黑,开始为安放炸弹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风险极大,从中显露出这位炸弹制造者性格中富有想象力的一面,而认识他的人很少意识到这点。埃尔塞利用卢云堡松懈的安保措施,成了那里的常客。他每天都会去那里吃晚饭,点一杯啤酒,一直待到打烊。然后他会溜上楼,躲在储藏室里,11点半后再出来,开始进行掏空柱子的关键工作。

电影《差点儿改变世界的人》中,埃尔塞将炸药安置在石柱内。图源:SWR

这项工作异常艰苦且进程缓慢。埃尔塞需要借助手电筒,先在木质护墙板上齐整地凿出一个洞。单单这项工作就花了他三个晚上。接着,他开始对柱子动手。因为在空无一人的酒馆里凿石头会带来巨大回音,埃尔塞只得隔上几分钟,等着有轨电车经过或小便池自动冲洗时才能落一下锤子(编者注:不由得自行脑补了《肖申克的救赎》中越狱的镜头)所有的石屑和灰尘都必须清理干净,以抹掉他工作的痕迹。第二天一早,埃尔塞得把锯下的木块重新严丝合缝地放回去,然后从一个侧门逃走。

这位木匠每天晚上都回到酒馆,共用了35个晚上完成这项计划。有一次他差点儿被抓住。酒馆开门的时候,服务员在屋内发现了他并跑去告诉了经理。在被查问时,埃尔塞坚称自己只是个来太早的顾客。他点了一杯咖啡,在花园里喝了,然后未受阻拦地离开了。

炸弹的复制品。图源:Daily Express

埃尔塞尽其可能努力制造出最有效的炸弹,这是他的典型做派。他改装了一个时钟,造出了一个计时器,可以在激活杠杆前运行144个小时。计时器会触发一个由弹簧和重物组成的系统,将钢针发射到可弹压的实弹上,实弹外面包裹着炸药。接着,埃尔塞又加了一个计时器作为自动防障装置。然后他把整个炸弹装进做工精美的盒子,这个盒子被他设计得正好能放入挖出来的洞里。为了把被发现的风险降到最低,他用软木塞封住了空腔,以减弱计时器发出的噪音。并在木板里面放了一块马口铁,以防酒馆的工作人员在挂装饰时,无意之中把钉子钉进他那精密的机械装置里(编者注:实在太佩服了……)他完成后便带着这个盒子回到了酒馆,并发现它略微偏大。于是他把盒子带回家刨薄,并再次去了酒馆以确保尺寸合适。

根据埃尔塞之前的调查,希特勒总是于晚上八点半左右开始在卢云堡发表演讲,持续约90分钟,结束后留下来和人们交谈。基于此,埃尔塞把炸弹的爆炸时间设定在晚上9点20分。经过他的计算,这正好处于希特勒惯常的冗长演说的中途。

最终,埃尔塞在希特勒到来三天前就埋下了炸弹,把它封进柱子并清理了最后一丝工作痕迹,并于两晚后回到慕尼黑——就在希特勒即将发表演讲的24小时前。就连效率低下的韦伯也可能略微加强了安保措施的紧张时刻,他又闯进了酒馆,把耳朵贴在柱子上,检查他的装置是否仍在运行。

埃尔塞如果能在此之前看下报纸,他可能会觉得前功尽弃——就在发表惯例的酒馆演说不久前,希特勒取消了行程安排,仅仅为了在离去的前一天能将演讲重提上日程。如果那时埃尔塞看了报纸,他就会意识到,因为希特勒急于回到柏林,他的演讲已经改了时间,将于晚上8点开始,只持续大约一个小时。

1939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布劳凯勒酒馆对老战士发表讲话,其身后的石柱内就埋藏着炸弹。图源:LIFE

当晚,希特勒于9点07分结束了演讲,他婉拒了老战士们留他喝酒的请求,并于9点12分匆匆离开卢云堡,赶回慕尼黑火车站。8分钟之后,埃尔塞的炸弹在一片眩目火光中准时爆炸时,希特勒及随从正登上火车,而酒馆里的大多数人都已离开。直到希特勒乘坐的柏林列车短暂停靠在纽伦堡时,他才意识到刚刚和死亡擦肩而过。

9点20分,埃尔塞同样也远离了卢云堡。当天早上,他乘火车抵达了瑞士边境附近的康斯坦茨。夜幕降临时,他打算步行至瑞士。如果说希特勒那天晚上很走运的话,这位差点成功的暗杀者则是用光了所有运气。埃尔塞4月的那次侦察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而现在的德国处于战争之中,边境已经被封锁。他在试图穿越铁丝网时被巡逻队逮住了。他们要求他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麻烦。也许是为了向瑞士当局表明他反纳粹的立场,他随身带着炸弹设计草图、导火线、共产党会员证和一张卢云堡的明信片,这些物品刚好成了罪证。更糟的是,几分钟后,从酒馆传来了一封加急电报。

埃尔塞被带回慕尼黑接受审讯。希特勒本人对这名炸弹制造者非常感兴趣,要求看他的档案,并称赞他有着“聪明的眼睛、高高的前额和坚定的表情”。但希特勒认为,该精巧密谋一定是英国特勤局(British Secret Service)策划的。当被告知埃尔塞坚称独自作案时,希特勒问道:“是哪个白痴审问的?”

亲自审问埃尔塞的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图源:Wikicommons

为了替希特勒找出真相,这位炸弹袭击者遭受了殴打、催眠和酷刑。他一直没有改口,甚至复制了一个炸弹,向盖世太保证明是他制作的。历史学家罗杰·穆尔豪斯(Roger Moorhouse)讲述,最后,希姆莱本人抵达慕尼黑继续审讯他:

“他破口大骂,用靴子狠踢戴着手铐的埃尔塞。然后他叫人把他……带到厕所……在那里,他被鞭子或类似的东西打得痛嚎不已。紧接着他又被带回希姆莱面前,再次经受踢打咒骂。”

电影《差点儿改变世界的人》中埃尔塞被捕后接受审讯。图源:豆瓣电影

这位木匠始终坚持他的说法,最终盖世太保放弃了,把他塞到了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奇怪的是,埃尔塞并没有被处死,甚至都没有受到虐待。尽管他被单独监禁,但他被允许使用一张长凳和他的工具,直到战争结束的前一个月都还活着。现在普遍认为,希特勒让他活着是想利用他策划一场战争罪审判,作为英国人涉嫌慕尼黑阴谋的证据。

有些人说,以纳粹的能力,绝不会给一个炸弹袭击者以这种可趁之机;整起事件是幕后操纵的,目的是给希特勒提供一个借口,以进一步向左翼施压。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oller,其著名言论大众耳熟能详:“当纳粹来抓共产党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党员;当他们关押社会民主党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民党员;当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抗议——我不是工会会员;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是一名新教牧师,与埃尔塞同处一个集中营。他后来作证说,他从囚犯的小道消息中听到了这种说法,而且埃尔塞本人应该也已经承认了。但现在我们有了审讯记录,进一步了解到希特勒纳粹政权的低效和混乱,因此那种说法并不可信。战争时期,纳粹清洗反抗势力时从不需任何说辞。今天,历史学家相信,此次对希特勒的刺杀计划是精心策划的,且是埃尔塞一手包办的。

关押进集中营后的埃尔塞。图源:Südwest Presse

至于是否应庆祝及应如何庆祝埃尔塞的生平,这仍然令人头疼。尽管采取恐怖主义行为是为了杀死一个残暴的独裁者,那它就能被视为正当之举吗?如果希特勒在战争全面爆发前就死了,那么由此拯救的生命,是否可以抵消那些被炸死在卢云堡的无辜生命呢?

不过,希姆莱可没让这些问题等到被回答的机会。1945年4月,当美国、英国和苏联军队逼近时,他把埃尔塞从牢房里带出来并射杀了他。一周后,德国媒体报道了这起死亡事件,并将其归咎于盟军的空袭。

在“千年帝国”最后的混乱局面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公告。6年过去后,在6000多万人丧生的情况下,更没有人会想起格奥尔格·埃尔塞这个名字了。

如今,柏林纪念埃尔塞的雕塑。图源: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