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集权,朱元璋发明了一个特殊工种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7——

为集权朱元璋发明了一个特殊工种

朱元璋自登基起,就看中书省和相位不顺眼了,但他不动声色,谋划棋局,胡惟庸可以说是朱元璋收官的最后一粒棋子。

作为老棋手,朱元璋谋局长远,他剿杀中书省与相位,用的是温水煮青蛙之功。早在洪武六年三月,为限制相权,朱元璋就架上小火了:发明了一个特殊工种,定设六科给事中。

这给事中是什么官,具体是干什么的呢?

给事中官阶比较低,只七品,和县官平级,但在明代却是个很重要的官。给事中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等等。皇帝诏书经尚书分行全国,对此六科给事中有反对驳回权,谓之封驳。六部尚书给皇帝打的报告,给事中也有权说不,原议搁下,谓之科参。但是他们只有反对权,也没有决策权。一切最终决策权在于君。说白了,给事中是皇帝的监工,替皇帝监查六部的。本来,监管六部是中书省丞相职权范围,而朱元璋这么在省部中间插了六科给事中,显然是摆了中书省一刀。

在没撤销中书省和废相之前,朱元璋令给事中记录“旨意”和掌管“机密重事”上达,从而限制了中书省参与决策的权力。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借口“躬览庶政”,下令撤销行中书省,改置布政司、都司和按察司,所谓行中书省,就是行动中的中书省,是流动的中央政府办公署,朱元璋这么一搞,就是想把地方行政、军政和司法大权上移,集中到中央。

接着,朱元璋便削弱中书省的权力,实现君权独大。洪武九年闰九月,朱元璋下令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为什么这样做?《明太祖实录》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理由:

“惟李伯昇(平章政事)、王溥(右丞)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请者仍其旧”。

说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只参加朝会而不署事,因为李是投降的张士诚部将,王是投降的陈友谅部将,那两个中书省职位是给他们的一种荣誉待遇,所以名存实亡,不如撤了省事。

这还不行,洪武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令李善长与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又“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九月,擢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同时,将中书省的佐理官员全部调空。十一年三月,更下了本及开头所述的那道命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切断中书省与中央六部和地方诸司的联系,使中书省变成空架子。下一步,便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撤销中书省,以便独揽大权,“躬览庶政”了。

由此可见,洪武十三年动手胡惟庸之前,朱元璋早就开始致力于削弱相权和中书省的权力,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而什么胡惟庸“独相数岁”,都是朱元璋的设计、兵棋推演的盘内招,棋局走到了那一步,胡惟庸想不“独相”都不行,因为朱元璋已经有计划地将中书省掏空了!

胡惟庸不蠢,眼看自己的权势受到抑制和削弱,深感焦虑和不安。他知道,如果中书省被撤销,丞相的官职也将被废除,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尽付东流。

于是,胡惟庸不得不加快了自救步伐,结交大伴。

我们知道,后来据朱元璋统计,胡惟庸在官员群中拉起三万人队伍,当然这个数字肯定有些扩大,但是,胡惟庸确实也拉拢了一些人,这些人为什么心甘情愿跟着胡惟庸走?

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一些人看着胡惟庸受宠,以为跟着胡惟庸,就是和朱元璋站到一起,比较安全。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同病相怜。有一群人,是怀着与胡惟庸同样的恐惧与苦水。他们和胡惟庸一样,实在是跟不上朱元璋变脸的速度了。

比如吉安侯陆仲亨与平凉侯费聚这两人,是较早被胡惟庸拉拢为死党的。这两人原是武将,能征善战,也立下赫赫战功。他们为什么跟胡惟庸走?因为被朱元璋苛责。建国前的朱元璋宽容大量,建国后却以严刑酷法治国,对大臣求全责备,不允许臣子有丝毫闪失。这个陆仲亨就因为公车私用、骑了公家驿站的马,被罚往边关剿匪;而费聚呢,因为多喝了几杯酒耽误公事,被罚往西北边陲,做统战工作——招降蒙古人。但蒙古人也不是好招的,统一战线收获不大,所以回来又被朱元璋大骂,看这意思弄不好要来个秋后算账。

于是,二人满腹苦水地来到胡惟庸家喝闷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二人敞开心扉。大叹跟着朱元璋混多么不易,最后胡惟庸也开始唠实嗑:咱们这些过来人,谁没有小辫子?老朱想抓,一抓一大把,如果他继续为难你们,有好吗?

两人听了非常害怕,于是,决定与胡惟庸抱团取暖。

还有延安侯唐胜宗。18岁就跟着大哥朱元璋冲锋陷阵,本想开国后能享荣华富贵,不料朱元璋对他的态度逐渐由抚慰转为严酷。唐胜宗仅因“坐擅驰驿骑”,也是公车私用,就被“夺爵,降指挥”,把侯爵位子撸了,一下子由副国级降为副局。虽然后来因为镇压农民起义用人,派他去打仗,朱元璋重新认识到他的价值,“久之,复爵”,一度又恢复了他的侯爵之位,但是,朱元璋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反复无常的做派,已经折磨得唐胜宗痛不欲生,让他非常郁闷,所以也和郁闷的胡惟庸有了共同语言。

至于南雄侯赵庸,就更压抑了。本来在打天下阶段,他功劳很大,应该封公,但有人向朱元璋举报,赵庸私纳奴婢,违规招了几个通房丫环,犯了作风问题,所以朱元璋翻脸,不得封公,降格为南雄侯。赵庸满肚子委屈,向谁说呢?胡丞相便是很好的倾诉对象。

再有,胡惟庸的伯乐李善长,也与胡惟庸没断联系。他被朱元璋打发回老家养病,病好了也未能重回相位,而是被皇帝当临时工使用,从此边缘化。但即便如此,朱元璋还不停折腾他。一次,李善长奉旨到北平办事,完事后回瓜州歇息。不料,皇帝宣使来说:“圣旨教你回凤阳住。”各位须知,瓜州位于甘肃,西北边陲,而凤阳远在安徽,中南名城。两地相隔遥远,也就是说,朱元璋连李善长在什么地方休息都要指定,不管你鞍马劳顿。李善长不免嘀咕:“我给皇帝都办完事了,还管我在哪儿住,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要南北两头来往走。”后来,见到胡惟庸,老头又吐了遍苦水:“皇帝折腾我这等老人,真不把我当人。”想必胡惟庸此时也是唏嘘不已,对这位老领导不乏同情。

明史《奸臣录》写满胡惟庸坏事,都是后来加上的。事实是,胡惟庸尽管陪着小心,但还是跟不上朱元璋变脸速度,渐渐丧失了朱元璋的信任。

情报工作对胡惟庸也是越来越不利。于是,胡左相就成了朱皇帝下一个要搞掉的人。而这一切,胡惟庸尚且蒙在鼓里,他一方面有些得意忘形,一方面加强抱团取暖工作。以为自己团结的党内外人士越多,朱元璋越不会轻易动他,但是他低估了朱元璋的大脑与心脏。对任何动了他权力奶酪的人,绝不手软。 皇帝的那盘大棋,是一定要下到底的,且必须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