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放在时代的重压下

冯骥才与师生话“漩涡”

心甘情愿纵入这“漩涡”

我的新书出来了,在网上已经有销售。出版社社长把书亲自送来,我觉得可以趁着新鲜劲一人送一本。我这一年出了不少书,为什么要送这本?因为这本和我的关系太过密切,它记录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二十年

出版社把书中一句话摘了出来:“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放在时代的重压下,这是我最重要的二十年”。我在序言里面提到了一个经常遇到的困惑,以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媒体有一句对我的描述是不了解我的,他们说:“冯骥才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由作家向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角色的转化”,其实我也没有完成这个转换。

在序言开始我说:我们这代人进入这个时代以后,不知道这个时代给我们预设了一个陷阱。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最高潮的时候,掉入了这个陷阱里,这个陷阱就是文化遗产保护。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写作的笔”放下来,跳到这里边来,其实我不是被迫掉下来的,我是情愿跳进来的。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我为了这个付出的什么。我身边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了解我,到底付出了什么。

随便举个例子,我开始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时我都六十多岁了,身体还非常好,没有问题。好几次下去都是赶上大雨的,村里边进不去了,临时就想在鞋上套塑料袋,可是这样会经常滑倒。因为脚跟塑料袋不是一体,脚一使劲踩泥,塑料袋还在那儿脚已经过去了,很容易就会摔倒。有次在滑县考察的时候摔了好几次,他们给我拉起来的时候,新华社记者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这些事情我都写在《漩涡里》了。

在沙河考察传统村落

这些画从此离我远去

那时候确实是没有钱,这个情况和过程我也写了在书里。可是,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办呢?后来上海的一个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应该成立基金会。但是基金会成立以后也没有钱,我只能靠卖画筹款。后来,我也不卖了,也没有什么画可卖了。

有一次我到苏州博物馆去卖画的时候,当时放了三间屋子的画,韩美林等我的朋友们都专门从外地跑过去支持我,给我使劲。那一次是我把画全部卖光了,我把拿到的几百万现场全捐了出来。结束后,我找摄影师给我和我的画拍了一张照片,我自己站在展厅里和所有画一起合影,这些画从此就离我而去了。

这些画从此离我远去

画都是我内心里的东西,跟我都有密切的关系。当时谁也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卖画。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原始资金必须要过二百万,可是天津画展卖完画以后,还差了二十万左右,所以我就想着要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再举办一个画展。当时我跟老舍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说:你借我地下室的美术馆办画展吧。他说:我支持你大冯!所以我就去了办画展。

办展的时候,我拿了两张最喜欢的画,价钱标得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两张画马上被人买走了,因为很多买画的人盯着。过了几天后,他们告诉我赵文瑄来了。赵文瑄是我的读者,他特别爱看我的书,他知道这个事后说:我是冯老师的读者,我也得给冯老师卖个力气。他到了现场就给了一百万。之后我还跟他说,你要是早来我这个画就不卖了。到现在我还想着我画的那个原作。后来我把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都选取后写到这本书里来了。

一心扑在文化遗产抢救上

虽然我岁数大了,但是我的身体对艺术的感觉仍然没有衰退。我这半年抓紧写了几本书,我想证明:如果这二十多年,我没有做这文化遗产抢救,而只是做我自己文学的事,我能做到什么样子。

我想起1991年第一次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做展览的时候,一个著名的拍卖公司的老板过来看展。看完展览后他跟我讲,说准备做一个400平米的展厅,展出我的画。我当时没有答应,不是因为文化遗产抢救,而是因为我不愿被商业捆绑。

走村入户开展全国性普查

之后找我的人很多,希望做我的画。他们认为我特殊,跟别人不一样。当时我在做文化遗产抢救,全部的心都在遗产上,所以没有精力做这个事儿,我就全拒绝。

文化遗产抢救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本书应该送给你们,让你们知道文化遗产抢救到底是怎么做起来的。在全国性的文化遗产抢救快结束时,在山西开了一次大会,把最早做文化遗产抢救的一批人全部集中。我当时做了一个演讲,梳理了这十三年我们都做了什么,都想哪些事。当时,我说了两句话,一句话是:“一个人不在于他做了什么,首先在于他都想了什么。”还有一句话反过来:“一个人不在于他想了什么,而在于他都做了什么。”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才更有意义。

就像2003年刚开始做文化遗产抢救时,我在人民大会堂演讲中说:我们为什么做?我们做成了什么?我们怎么做?实际看来,人们慢慢会开始认识进行文化遗产抢救的价值。

在后沟村戏台前演讲

《漩涡里》表扬了一些人、批评了一些人,但是并没有说很多。因为我们这批人究竟是赶上一个时代,这是时代赋予我们也包括你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像我们的前一个历史阶段——农耕社会创造的历史,它渐行渐远,而现代的社会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时代转换的时候,前一个时代所创造历史文明的精华,流入到了我们下一代,我们在中间起的是火炬手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词——“传承”。

我们在抢救文化遗产时提到了传承人,认为如果没有传承人,这个遗产也就没有了。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前阵子(2018年10月11日-12日)开了一个传承人“释义”学术研讨会,开会的缘起是因为传承人被功利化、被市场化了,“传承人”这个词很容易被模糊掉了,所以我们要重新回到学术立场,来认定“传承人”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以确保文化不变味。

每本书写的都是人生的长河

我原来计划写的是五本书,这是人生的长河。

第一本书写的是十年动乱,这是一条冰冷的河;

第二本书写的是大河忽然开裂了,俄罗斯有个小说叫《解冻》,苏联当时有解冻期,我认为对于中国不是解冻更像是凌汛期。凌汛在古代是很恐怖的,春天的水一下子鼓涨起来,下游的水开始流淌,但上游还是冰封千里,待河水鼓涨顶着冰面,有一天晚上这冰忽然就裂了,就出现了凌汛。黄河的凌汛期非常可怕,声音巨大如打雷一般,几百平米的冰,在春天鼓涨起来,在激流的冲动下冲刷上岸,往往能把一个村庄削平。我觉得这特别像我们经过十年磨难后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这本书就叫《凌汛》,讲的是1977年1978年这个时期;

第三本书《激流中》写的新时期的十年,从1978、1979开始写到了1989,但是出版的时候,我把1989年改成了1988。其实我写的都是人生的长河。

现在,第一本叫《无路可逃》,实际原来叫《冰河》。发表的时候,顾虑到余秋雨的小说《冰河》,所以我改了名字了。后来我才知道对余秋雨的小说没有影响,所以我还是准备恢复叫《冰河》;然后《凌汛》、《激流中》,之后是1989、1990年,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搁浅期。这段时间在我身上有太多的故事了,所以我过一段时间要写;之后我就一下子掉到了《漩涡里》。

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

《无路可逃》(1966-1976)

《凌汛》(1977-1979)

《激流中》(1979-1988)

《漩涡里》(1990-2013)

现在这本书已经出来了,你们是我的学生,要了解你们的老师最关键是了解老师的思想。思想要比知识更重要:思想是可以穿越的;思想是直至事物本质的;思想是追求真理的。

我一开始写的《无路可逃》其实就是一个思想史,起初我还想写自传体的生命史或者是心灵史。而写到了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思想史。我们这代人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越来越走向个人,而我们是从个人越来越走向社会,所以思想中的东西就会更多一点的心甘情愿。我写完这本书等于一条河写到了脚跟底下,将来这条河往哪流,我也不知道,那是将来再写的事儿。

冯先生向学生们赠书

*本文为冯骥才先生就新书《漩涡里》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师生进行交流时所做的发言。

冯骥才先生的一部痛史

由迷楼到贺秘监祠,冯先生一步步走入卖画抢救文物的漩涡之中……

从第一次记录临危老城,到记录《人类的敦煌》,再到抢救老街,冯先生敏感地意识到城市现代化所导致的传统文化流失,终会有一天使我们丧失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作家的情怀与责任担当,使他从情感上、使命上,把保护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天职,他用知识分子的行动抵抗着大众历史精神缺失的忧思。

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深入后沟村,在汶川地震后迅速抢救羌族文化遗产,国务院通过设立我国文化遗产日……

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到后来的主动投入,冯骥才始终没有离开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是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感,而一件件具体的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故事,体现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敏感与自觉,责任与担当。

冯先生妙笔生花,纪念《漩涡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