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书法家褚遂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晋末南迁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西)人。父褚亮,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遂良博通文史,贞观十年(636),由秘书郎迁起居郎。精于书法,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受到赏识。十五年,他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贞观中,太宗宠爱第四子魏王泰,遂良提出太子、诸王的待遇应有一定规格。十七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李治)。次年遂良被任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太宗策划东征高句丽时,他持不同意见,尤其反对太宗亲征。二十二年为中书令,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他与无忌同被召为顾命大臣。高宗永徽元年(650),遂良以抑价强买中书译语人的土地被劾,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召还,任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为宰相。四年,为尚书右仆射。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他认为王皇后出自名家,并无过错,竭力反对废立,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死于任所。

雁塔圣教序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唐朝阳翟人。他的父亲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当时正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

隋末战乱四起,强大的唐王李渊的军队战胜了一切对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这一年,褚遂良还在甘肃。他的父亲褚亮仕隋为东宫学士。因为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618)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后,最初对唐发动军事挑战的,乃是薛举。他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城长安。但他从西北向长安推进时,却突然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618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的部下纷纷投降唐军,他也不得不投降。随后,他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则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褚遂良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掌管军务的位置。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公元621年,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雄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组成了一个大约五十人的随从集团,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于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致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尽管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小一辈。他在初唐的书名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的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称,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他死后,为数也极少。

大字阴符经

高祖武德九年(626)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从此以后,“贞观之治”驰名于世。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在此时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剑桥中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争着献上领赏。如何鉴别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他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褚遂良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便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同时,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文皇哀册

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马周死了,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微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

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写给高宗的信中曾提到:“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于大告,内外宁谧。”(《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事实也确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临王献之飞鸟帖

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年仅二十一岁。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但是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由柳?]取代了他的中书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在高宗统治初期,李治刻意效仿太宗的所做所为,褚遂良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面对着一个更为强大、机敏和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后来的则天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们都成了失败者。

倪宽赞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进入后宫,成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爱,似乎在同时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的爱情。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高宗的宠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绩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对立的两派,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李唐家族从六世纪初期兴起之时、就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纽带,形成所谓“关陇集团”,而他们自西魏以来,就已在北方形成统治阶级的核心。像反对废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便是关陇集团中的成员。而支持武则天的那一帮人,却出身于其他地区,或是商人,或通过科举制度而进入官场,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这样,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

灵宝度人经

武则天终于在655年的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

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司马迁妾随清娱墓志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越南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孤独地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

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唐太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博涉经史,工于隶楷。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叹息:“虞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者矣!”魏征就推荐褚遂良,并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宝爱王羲之书法,以金帛悬赏征购。一时天下王书争送至京,难辨真伪。惟遂良能品评鉴别,并编目藏入内府。其书法继承王羲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通,见重于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家”。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累官至中书令。后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屡被贬职而死。传世墨迹有《倪宽赞》、《阴符经》,碑刻有《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房玄龄碑》等。

褚遂良隋文帝开皇卜六年(公元596年)——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终年64岁。杭州钱塘人,字善登,唐初名医,高宗时封河南郡公,故人称“褚河南”。他的书法,初学虞世南,晚年取法钟繇、王羲之,融汇汉隶,丰艳流畅,变化多姿,自成一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相传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无人可以论书。魏征称赞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魏征认为,他对王字理解的深刻,有辨认王字真伪的能力。

《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在此碑中,他把虞、欧法融为一体,皆波势自然。从气韵上看直追王逸少,但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褚法。

他不仅书法写得「古雅绝俗,瘦硬有余」,而且还有一双精妙神奇的书法鉴赏慧眼。唐贞观十二年,因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不幸病逝,便召见褚遂良,并任命他为侍书。

有一次,唐太宗征得一卷古人墨宝,便请褚遂良看看这是否是出自王羲之的手笔。褚遂良看了一会儿,便说:「这是王羲之的赝品。」唐太宗听了颇为惊奇,忙问褚遂良是怎么看出来的。褚遂良便要唐太宗把这卷书法拿起来,透过阳光看。褚遂良则用手指着「小」字和「波」字,对着唐太宗说:「这个小字的点和波字的捺中,有一层比外层更黑的墨痕。王羲之的书法笔走龙蛇,超妙入神,不应该有这样的败笔。」唐太宗听了,打从心眼里佩服褚遂良的眼力。

此后,唐太宗征集到王羲之的墨迹,每逢真假难辨之时,总要请褚遂良帮他鉴定。后来,还奉命将这些珍贵的书法编定目录,珍藏于宫廷内府。

他的传世书迹有楷书《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

《孟法师碑》,全称《唐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楷书,书体熔合欧、虞为一体,遒丽似虞,端庄似欧。既有虞世南书法典雅宽舒的结体,又有欧阳询书法刚健险劲的运笔。字形更为方正端丽,行笔过度富于顿挫起伏变化。有些字又具有隶书笔意,古雅凝重,是褚氏中年书法的代表作。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立。

司马迁妾随清娱墓志

《慈恩寺圣教序》,也称《雁塔圣教序》:楷书,是褚遂良的代表作,书后六年即去世,也可说是晚年留下的杰作,字体瘦劲,极富丰神。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立两块石刻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刻《圣教序》,后石刻《圣教记》。

其书处学欧阳询等,继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其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当时与欧、虞齐名,学者甚多。颜真卿亦受其影响。《唐人书评》称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传世碑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记》、《孟法师碑》等。

《旧唐书·褚遂良传》:褚河南上书言事,亹癖有经世远略。魏徵、王珪之后,骨鲠风彩,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昔齐人馈乐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妇人之言,圣哲惧罹其祸,况二佞据衡轴之地,为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忘平生之言哉!赞曰:褚公之言,和乐愔愔,钟石在虡,动成雅音。二猘双吠,三贤一心。人皆观望,我不浮沉。

《褚摹兰亭序》

《旧唐书·宗室列传》:河间节贯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胜德明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新唐书·褚遂良传》:以无忌之亲,遂良之忠,皆顾命大臣,一旦诛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刚,挠阳之明,卒使牝咮鸣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间唐而兴,虽义士仁人抗之以死,决不可支。然瑗、济、义琰、仪四子可谓知所守矣。噫,使长孙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谮死刘洎,其盛德可少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