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牌村到公租房,一个广州家庭40年住房记忆

2004年拍摄的池东奶奶家一角

2002年池东父母的新居

中房报记者 唐珊珊丨北京报道

环市路的迷幻闹境,西关老屋檐下的日光,珠江沿岸的夜晚默片,东山口的凉茶,白云山脚灰色的鸽子,龙津路街口的肠粉,广州在池东( 池东为化名,目前在腾讯广州公司工作)的心里是一座新旧时光可以从容共生的城市。

在这座城里生活了23年的池东,曾因和弟弟每晚挤一张单人床而打架,也曾为自家那低矮平房在奶奶手里年年“长高”而惊叹,十岁那年,因为第一次住上父亲单位分的筒子楼,兴奋得一晚上没有睡着,他觉得那整齐划一的筒子楼像极了外国电影里的房子。

池东一家从奶奶那代便在广州扎根,算是地道的广州人,即使是后来在深圳工作的那几年,他也常因口音被同事戏谑为“广州佬”。 与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相比,广州的地域基因一直显得如此鲜明,即使在时代大潮冲刷下,也依然顽强地保留在林立高楼中,沉淀在低矮拥挤的城中村里。

在池东的记忆里,从石牌村的奶奶家,到上社村的筒子楼,再到后来的商品房,广州一直在悄然变迁,而他们一家的住房家史几乎也是一部完整的广州住房改革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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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菜”到“种楼”,奶奶的石牌村

“如果把天河区比作纽约,那么石牌村就是布鲁克林。”有人这样描述这个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中部,四周被天河商圈里的高楼大厦和繁荣的商业街包围,是广州地价最贵的城中村。这样一块0.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0万多外来人口,村内人口极度密集,租赁经济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池东奶奶也是房东之一。

在村里老人的记忆里,民国初期,石牌村仅耕地面积就还有4800亩,加上村里民宅、荒地、山岗、水塘、陂塘等,总面积达到14平方公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距广州城区3公里远的天河,还是一片远郊,从杨箕村以东,都是成片的泥土和菜地,村里人大多以卖菜为生。“那时我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到菜地里割菜,5点多骑上堆放了两百多斤蔬菜的三轮车,从石牌一路向西,到梅花村、福今路一带的肉菜市场去卖。100多斤菜最多能卖2元,几乎是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在池东奶奶的记忆里,距离石牌村几公里外的北京路才是广州,而石牌村只是乡下。

日子一天天、一年年流逝,池东奶奶的卖菜生涯到20世纪80年代末时便结束了,当时的石牌村集体经济开始向股份化方向摸索,第一次将村集体经济折股到人,按人头、工龄等折分股份。1996年,石牌村的土地已几乎全部征收,原本以种地为生的石牌人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1997年5月,石牌村撤销原村民委员会,成立石牌三骏企业集团,原村委会下属三个经济联社与五个居民委会员,属1987年成立的石牌街道办事处领导。也是从这一年起,石牌村开始逐渐蜕变成城中村。

随后,私营经济崛起,村里有人开起了制衣厂,陆续有外来人口来到广州做工,租房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村里开始陆续有人在原有的平房上加盖房子,池东奶奶也把自家的土屋推倒,用征地补偿款在旧地基上新建起一栋两层砖土房,之后的两年,只要手里有余钱,村民都会加盖自家楼房,仿佛一夜之间村里的地开始“长出房子”,而且每年都在“长高”。每月的租金也从1994年的80元一间涨到了现在的800元一间,租金成了石牌村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小时候池东和奶奶的合影

讲述人池东(左)

2015年的石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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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筒子楼和商品房

如果说石牌村有着池东记忆中的广州底蕴,那么父母的筒子楼则是他第一次感到一种新的生活正在“破土生长”。这个位于上社村的筒子楼,有三层,一层有6户人家,每家不超过40平方米,对于普通的三口之家来说,依然显得拥挤。楼上楼下都是父亲单位的同事,长长的走廊里摆满各家的炉灶,每到做饭的时候,女人们便会聊起坊间消息,楼道里满溢着烟火气。唯一的一个水房里,洗衣洗菜都挤在一起,大家常会默契地错开彼此的时间,让拥挤的筒子楼多一些喘息空间。

此时的广州已经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新村,位于越秀区东湖路和东湖西路之间、东湖公园的西侧的东湖新村小区,虽然在今天看来并不起眼,但是当年却是中国第一个引进港资开发的住宅项目,第一个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当时有资格购买东湖新村的大多是港澳人士或者香港公司,交易需要用港币。1981年,东湖新村开盘售价为人民币700元/平方米,港币需要2500-2600元/平方米,据称,第一批五栋楼房160个套间,在香港开售当天就全部售罄,有位香港人一口气买了10套,全送给了广州的亲戚居住。虽然这个商品房注定与普通人无缘,但却让住在筒子楼里的池东第一次知道了“商品房”这个词。

1989年8月16日,为了克服旧住房制度的弊端,广州市政府公布了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住房补贴形式代替福利分房,推动买房,福利分房从此退出历史舞台。2002年左右,父亲下海经商,池东一家搬出了上社村的筒子楼,住进了番禺区北部的南国奥林匹克花园,虽然3900元/平方米的价格让全家拮据了很久,但那在池东看来,却是第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房子。

1993年,池东父亲背后是正在建设中的新广州

搬新居以后,父亲给母亲拍的第一张照片

上社区父亲单位分的筒子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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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东的公租房

作为一个广州本土人,池东的潜意识里一直觉得自己是有房的人,至少在结婚之前是这样。虽然在房价高涨的深圳工作生活了几年,又辗转南北城市,但房子并未被他列入必买清单。当他再次回到广州,才发现广州的房价已非当年。此时一个新的选项出现在池东面前——公租房。他所在的公司,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申请萝岗和苑的公租房,在他记忆里,萝岗也曾和石牌村一样是拥挤着外来客的城中村,而今它也变了。

2017年拍摄的正在建设中的萝岗和苑

广州在飞速发展,城中村在逐渐消失,林和村、猎德村、杨箕村…..这些曾经为无数“粤漂”撑出一片屋檐的村巷,在高楼大厦间开始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当城中村改造建公租房这个项目被摆在广州城壹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少石眼前时,他独自一人在夜晚去萝岗村喝了一杯“走鬼档”的凉茶,在潘阿婆的肠粉店里跟阿婆聊了很久,也聊到她的那些租客,这些年轻人来时一个旅行箱还是青涩模样,离开时有的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有的则搬去了更好的地方。

城中村就像一个不问来处,只管未来的起飞点。于是一个新的改造方案在孔少石的心中成型:“在接到萝岗和苑项目之初,我们一直在构想它的样子,首先作为住房,它需要有宜居的环境;另外,作为一个面向城市创新人才的公租房项目,我们希望它更‘智能化’、‘ 共享化’、‘社群化’、 ‘有活力’。”在孔少石看来,萝岗和苑未来的住户是一群刚来广州,收入不高的年轻群体,传统的公租房在管理模式上可能会不适合,他决定引入YOU+的社群化运营管理模式,通过“共享厨房”,“共享书吧”等社群活动来增加住户之间的交流,让公租房更有温度和活力,这是与以往保障房不同的地方,也是在住房保障进程中,国企第一次与民企合作,这可能也是未来旧城改造的一个方向。

旧城改造是否会让这个城市失去它原本的包容性?人们有时候担心这个问题。“我觉得旧城改造一定是双赢的局,把原有居住环境提升,但又不会产生太高的居住成本,而国企的社会责任就在这里。如今的广州,不仅商品房市场在变革,住房保障市场也在发生改变。以前广州公租房以及保障房都是广州市政府下面的住管办去做运营管理和承接。从今年开始才从住管办转交由国企来做,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化。原来的保障性住房更多是从交易角度和买房成本上去考虑,审核标准也会更为严苛,但现在广州的住房保障制度,施行的是租售并举,给有住房需求的居民更多的选择,申请门槛也相对放宽,尽可能覆盖更多的人。”孔少石这样说道。

40年、时光、广州,这个中国唯一一个在城中心保留大面积城中村的城市,在时代大潮中改变着也坚持着,池东的奶奶一直在担心石牌村会被拆掉,池东的父母则对当年果断买了商品房感到庆幸,但是对于池东申请公租房却一直不太放心,这总让池东父亲想起当年的筒子楼。

这个从石牌村走出的家庭,见证了广州40年的变迁,也在这变迁中努力留住广州,棠下、上社、车陂、大塘、东圃、大石、长湴 …….. 这些在夜晚燃起灯火,街巷中蒸腾着肠粉香味的拥挤村子,是池东和那些外来仔对广州最深的回忆。

责任编辑:何可信 刘凯

审读:戴士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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