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京去二线城市买豪宅的年轻人,现在后悔吗?

2019元旦假期前一天,成都还是初冬的气温。上午九点,张巍从位于神仙树大院的家中,来到金融城上班。他穿一件加厚的连帽衫,里面只有一件单T恤,“这几天北京大寒,成都温度还在10度以上,舒服啊,你看路上树还是绿的。”

张巍在北京呆了快十年,“在北工大读了四年书,又工作了五年。”人生的三分之一在北京度过,来到成都后,这个内蒙小伙儿还老惦记着北京的情况。

2017年底,他从北京搬到成都。现在,他在成都金融城一家广告公司当文案,写广告软文。

软文模式都是差不多的。先以小黄文式的噱头吸引读者,看到最后突然亮出广告的底牌。比如最近完成的一篇,关于一个新婚男子因为遭遇了不举而惶恐万分,一通床上描写后,露出广告——妻子给他买了某珠宝品牌的新年祈福开运礼包,可以提运势、保平安,男子就此有了战胜不举的信心…

张巍戏谑他的工作是“纯文学创作”,“百分百的纯瞎编,绝不掺假的乡土味儿!”

这是他来到成都后,干的第三份工作。

在这家广告公司当文案之前,他在一家红木杂志做编辑。工作内容是百度各种红木知识,抄袭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攒出一篇篇“装高雅的家具科普文”,以及采访在川渝地区做家具生意的各路老板,“给小老板捧臭脚,收版面钱。”干了两月,发现答应好的工资不一定能全额拿到,得上够了版面才行,于是毅然走人。

再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小学语文培训公司做宣传册,因为忍受不了每天打鸡血、呼唤狼性的公司氛围,坚持了三个月后辞职,“老板以为自己是李阳,爱开会鼓励底下人疯狂加班,以公司为家,跟搞传销似的。”

来成都一年,张巍换了三份工作。

这些工作的收入都在一万五左右。和他在北京时拿得差不多,这有些令他意外,“就我个人感觉,成都工资好像和北京差距不大,特别在文化和互联网行业。”

差距主要是在软环境上,“这边公司的社保公积金要么按最低的标准交,要么压根儿就没有。”“做的内容差一级,打交道的人也次一点儿。”

张巍原来在北京一家新闻资讯类APP做编辑。公司的老板当过大学老师,总编则是大刊记者出身,他记得一次开会,老板询问总编对于管理的认识和体会,总编直接回答“人是不可以被管理的”,老板竟也有涵养颔首微笑,“那里多多少少有些人文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氛围。”

可是人文情怀抵挡不了凶猛上涨的房租,张巍和女朋友住在北京西坝河的小一居里,2017年秋,房租从四千五跳涨到了六千。这让他开始思考人生的去向。

“在北京上了好几年班,挣的钱看不到买房的希望,光替房东打工了。”张巍29岁了,得成家立业。这时候,二线城市的“人才争夺战”正如火如荼,西安、成都、南京陆续放开了大学生落户限制。

张巍的首选是南京和成都。这两个城市都可凭本科学历直接落户买房,而南京房价还是太高,承担不起,于是房价较低的成都成了唯一的选择。

半个月看房,半个月走按揭、过户手续,张巍在成都青旅住了一个月。同住的舍友中,不乏和他一样结束北漂、来成都寻找新机会的年轻人。

他和女朋友家境都不好,在成都买房靠的是自己的积蓄。买在高新区的神仙树大院,60平的二手房,总价120万,首付40万,月供五千,比在北京交的房租还少一千块。

拿到钥匙后,一天都没耽搁,张巍便搬进了成都的新家。小区一水齐的高层板楼,有假山、泳池、花园,旁边还有两个大公园,和西坝河中里的八十年代老破小区比起来,“简直是住进了豪宅区!”

他没钱重新装修,各处拾掇拾掇,贴一层新墙纸,就住进去。最大的添置是买了个55寸平板大电视,他爱看篮球,以前租房子,都是拿房东的破电视凑合看,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可以在高清大屏幕上享受登哥和詹皇的表演了!”

在北京,广告公司想不加班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在成都,大家绝对准点下班,“非常自觉。”下班骑个共享单车,二十分钟到家,到家和女朋友围着电视吃饭,把白天直播的NBA比赛回看一遍,然后上公园遛弯儿,看路边老太太跳舞练剑,在露天篮球场打会儿野球,或是上茶馆喝茶,听评书掏耳朵。女朋友在成都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做公号运营,月入13K,加上张巍的收入15K,生活压力不大。

两人没事就下馆子,叶婆婆钵钵鸡、牛王庙家常面、曾聚缘荞麦面、王小蚝海鲜粥、老码头火锅,还有七八公社的青梅酒、成都吃客的啤酒蛙、家门口的简阳羊肉汤…“成都的馆子可以盲选,走路上看哪家人比较多,直接进去吃就可以了,大馆子不贵,苍蝇馆子绝对便宜。”

成都一年,张巍和他女朋友都胖了。

只有一点可惜,这里没有上等的羊肉,张巍想念北京的铜锅涮羊肉,“聚宝源的鲜切羊上脑、羊腱子,不用涮全熟,带着点红晕吃,那滋味,啧啧!”

还有就是成都的文艺活动和北京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张巍怀念去人艺看戏的日子,花几十块钱,就能享受国家级的话剧表演,冯远征吴刚的《哗变》、何冰濮存昕的《窝头会馆》、龚丽君岳秀清的《小井胡同》…看戏的时候,能听见旁边观众低声聊天——“我小时候住胡同里,街坊们就是戏里那个样,热情着呢,出来买个菜能被人拉住侃半小时!”

加上国博的陶瓷、观复的家具、798的先锋艺术、天桥的音乐剧、首钢的篮球、每年十月的中网…北京是流动的盛宴,全年无休,比起来,成都这边就像北京冬天的树,“光秃秃的,只有满街的麻将声。”

除了丰富的文化活动,使张巍心生羡慕的还有北京老同事们的职场攀登,“有的去了凤凰网做频道主编,有的在爱奇艺审影视IP,有的进了百度市场部。”

老同事们薪酬动辄是他的两倍,干的事儿也不一样,“爱奇艺那位整天看剧本和小说,为了成为中国的奈飞而寻找IP,工作氛围就跟文化人的读书会一样。”

“他们拿得多,操心还多呢!”张巍这么想,凡事有得有失,成都给了他一个家,和一份闲适的生活,“总不能好事儿都让你一个人占全喽。”

再有一条,在北京拿高薪的老同事们“都是985硕士出身,我这个本科生比不了。”所以,张巍并不后悔选择成都,“北京当然好啊,可是有时候感觉跟我没啥关系。”

而且,生活在成都还有个“隐形好处”,“我身高178,在北京人堆儿里不算什么,但是在成都,基本上去到任何人多的场合,都是视野开阔,一览众山小!”张巍说。

中传硕士毕业后,戴勤在望京科技园区一家互联网公司干了三年。从视频算法工程师做到产品经理,90年生人的他习惯了工作占满生活的状态,“连续一个月加班到11点后,都是家常便饭。”

他熟悉晚11点后公司办公室的气味——程序员们的胖大身躯,鸡鸭笼子似的工位,密闭空间中的头油味儿、汗酸味儿、袜子味儿、薯片味儿、外卖的毛血旺味儿、女同事的香水味儿,混在一起,“闻起来像是某种过期熟食的气味。”

他加班的时候,窗外的阿里美团大楼也同样在挑灯夜战,和他所在的大厦互相呼应,“这就是北京啊,这就是北京的互联网,一个加班无底线、拿命换钱的地方。”“面上看着精神抖擞,其实个个亚健康。”

戴勤比读书时胖了一圈,皮肤黑了两个色号,原来是娃娃脸大学生,现在是个黑胖的产品经理,“怎么胖的能明白——久坐不动,零食吃多了。皮肤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就是长期加班搞的,脸色太差。”

长期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因为加班都由员工自发提出,至于为什么员工会自发加班,因为领导说“bug必须本周解决、迭代必须月底完成,你们看着办”“公司是不鼓励加班的,但你自己得加班,这是工作态度!”——不自愿加班,奖金、升职可能就与你无关,末位淘汰就与你有关。

“同事说他每天加完班回到家对着老婆说不出来话,得缓个十分钟才行。我怼他是在炫耀自己有老婆,像我这样的单身狗只能回到出租房对着窗户放空十分钟。”戴勤说。

戴勤住在丰台区房租三千元的客厅隔间里,从住处到公司通勤时间一个半小时,再除去加班时间,每天留在住处的时间只能保证基本的睡眠。

转机发生在2017年底。因为项目不顺利,戴勤所在的视频产品团队解散,拿到赔偿金后,他去了杭州,“因为同学朋友们陆陆续续离开北京,他们大部分都去了杭州发展。”他是福州人,在杭州工作,离父母也近。

一个家装网站请他做产品经理,月入22K,和北京差不多。

戴勤在余杭塘路租了个55平的独一居,三千二,上班步行五分钟,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前在手机上玩会儿吃鸡就算休闲了,现在可以重拾读书时的爱好,画画、摄影,还有悬疑小说,“东野圭吾的新小说、龙文身女孩三部曲、奈斯博的哈利?霍勒警探系列。”

不像北京公司实行单休,这里是正常双休。戴勤周末可以上灵隐寺拍照片,可以去上海看大型美展,也可以坐两小时高铁,跑到瘦西湖边上吃蟹黄包、狮子头和烫干丝。

三餐规律,不熬夜。脸上不长痘痘了,嘴唇也不掉皮了。

一直到2018年中,戴勤的组里突然走了两个人,他一个人得干三个人的活儿。高压力、重焦虑顿时又回来了,每天加班到10点以后,还得应付部门之间的扯皮,一遍遍换着姿势的解释,跟所有人装孙子扮演有耐心,“简直了,志玲姐姐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

一个月后,他发现右脸控制不住的抖动、右边眼皮和嘴角跳个不停,抖了两天后,右脸彻底僵硬,笑起来左脸动右脸不动,“特别邪魅。”

医院的诊断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轻度面瘫,给他开的药都是治神经病和老年痴呆的,戴勤担心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身体扛不住了,“以前在北京一年到头加班,也能挺过来,现在只熬了一个月,就累出毛病了。”

在人手补充到位前,他还带着面瘫继续加班了两周,“不要误会杭州互联网公司就可以养老,互联网圈子都这样。”

但是在北京让人看不到买房的希望,这里却有可能买房成家,“那种两百万以下的、城区四五十平的老房子,首付八十万,月供七八千,还是有盼头的。”“要是找到对象,两个人可以合力买个小三居。”

他马上就交满社保一年,可以在杭州落户买房。

有点担心的是,不像北京巨头林立,杭州互联网公司只有阿里和网易两个山头,此外都是中小体量的“虾米”,容易踩到雷——不过,风云变幻、起起落落是IT界的常态,“本来也没指望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

据统计局数字,截止2017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上年减少了2.2万人,上海则减少了1.37万人。而同期杭州、成都、重庆、西安等二线城市人口增量都在十万以上。

同时间,租房市场也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据贝壳租房网数字,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租房市场成交总量分别较去年同期下跌了23.65%、22.83%、16.98%;成都、杭州、南京、武汉、重庆的租房市场成交总量则较上年分别增长了5.59%、5.15%、5.16%、13.39%、51.20%。

这意味着青壮人口由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迁移是真实发生的现象,戴勤和张巍并不是个例。

离开北京一年,戴勤没有觉得遗憾,对他来说,杭州压力更小,更接近其所向往的“柔软的生活”。最新发的朋友圈里,他写道:“我想开个店,养只柯基,慢慢感受生活,不再疲于奔波,生活就像柯基的肚子一样柔软。”

张巍倒是有点失落,他想过将来有一天重回北京发展,因为成都的工作“没啥钱途”,很难拿到高薪。

不过,脱离北京职场太久的话,是否能那么容易地“杀回去”,他没有把握,“这就是离开北京的一个代价吧。”

不管怎样,他在成都有家,有退路,“不行我就踏踏实实做个成都人,没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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