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路的千年悖论:其社会组织力和效率令人惊讶

假设几千年前,太空中有一架高清晰度的摄像机对准中国,拍摄下几千年来这片大地上的风云流变,然后,我们按下录像机的快放键,中国历史的粗略脉络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画面上,一些近乎规律性的东西反复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皇朝轰轰烈烈地兴起,然后又颓然崩溃;可以看到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还可以看到和平每隔一段时间就被打破,从北部高原涌下游牧民族的慓悍铁骑或者是南方平原上兴起一群群裹着红头巾黄头巾的手持武器的流民,尖锐地呼喊。

不过,王朝兴废、分裂统一的循环并没有严格的规律性。相比之下,另一种现象,却以一年一次或三年一次的潮汐般的准确周期,反复出现在自隋唐至清共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漫长岁月里,除了王朝颠覆的大混乱时期,它钟表一样精确的频率很少改变。每隔三年,你会看到在这片广袤大地的平原和山谷的各个角落里,都会走出一些手挟书本身穿长袍的人,他们或是步行,或是骑马,或是乘车,先是汇集在一千多个县城,经淘汰后,剩下一部分又汇集到十几个省城,经过类似的筛选,为数更少的剩余者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向着京城长途跋涉,其后,他们汇集到京城一片叫做贡院的整齐而拥挤的建筑里,埋头在里面写着一些什么。最后,一小部分幸运者被选拔出来,被授予官职,剩下的大部分人风流云散,回到各自的出发地,等待三年后的又一次聚集。

在历史那散乱随意的脚步当中,三年大比的科举制以它的规整而紧凑的节奏引人注目。在历史跨入了20世纪的门槛之后,它才终结了前进的姿态。在崭新的世纪里,很多旧的东西死去了,人们记忆中保留的是这些事物临终前衰老而丑陋的面孔,这些长寿的死者没有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体面葬礼就被人淡忘了。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艘体积庞大而设计落后的航船,因为历经几千年的使用而残破不堪。清乾隆年间,一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驾驶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内没有沉没。”确实,当19世纪末第一批外国人凭借武力登上这艘大船时,中国给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乱而沉滞,社会缺乏组织,人们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缓慢节奏一成不变地继续着各自的生活。美国人史密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人气质》中记载了一些使他惊讶不已而当时的中国人却浑然不觉的事例。他说,按理,一串铜钱(这是当时中国的标准货币)应当是一百文,但是在十八个省份中,这个标准随随便便地变化着,一串钱从九十九、九十六、八十三文(如陕西省府),一直降到直隶省东部的三十三文,人们却习以为常。银子买卖中的称量也是同样,除非偶然巧合,没有两个地方使用同样的“两”,隔开几十里路,秤的大小就会出现不知不觉的差异,虽然这种情况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但是却没有人想到加以统一。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交通。在北京、湖南、四川,他都看到过同样的被废弃的公路,几百年前宽大整齐的石板现在凌乱残断,东一块西一块地弃置在地上,交通要道现在成了交通障碍。当初修建这些道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现在却由于无人管理而被任意毁坏。这位美国牧师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惜,痛惜之余,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天生缺乏严密的组织素质,他们习惯于含混松散的社会状态;他们虽然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但是他们在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无疑有那么点差劲。

史密斯的记载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然而,当我们稍微认真地翻阅一下历史时,我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鲜明的悖论。科举制度表现出完整、有序、严谨、实用的金属性质的特征,在整个模糊漶漫的背景下显得特别醒目。

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采用什么方式选拔官吏,在各个时代都曾是一个难题,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依然袭用贵族体制。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统一考试选拔人才这样宏大的设想,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一千年后,西方人才参考这个制度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选拔制度。

从设计原则上看,科举制遵循着平等竞争的精神,打破了门第出身对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一制度的社会组织力和它的效率。从来没有一种制度能像科举一样,动员起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参与。从繁华的内地到荒远的边疆,从达官显宦到每一个山村里的农民,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因为每一次考榜的公布而被大面积搅动,由此造成的社会情绪的兴奋激动很久才能平息。从贫穷的农户到最高贵的王公家庭,都有孩子为了投入这种竞争而在灯光下紧张地学习。在幅员如此广阔而交通和通讯手段又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它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环环相扣的三个层次考试的严密周期性和有效性;在一个习惯于漠视制度,常常是腐败横行的社会里,能够基本保持着这种选拔的公平公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以想象,在这一成绩的背后,一定有着大量艰苦的努力与付出。

透过典籍的记载,我们能够在今天穿越时空,把目光投向科举考试的现场。每一年的三月初九日到十八日,在前一年乡试中考取的举人们从全国的各个角落准时汇集到京师的贡院门前参加会试。天边凝着冬云,北风刺骨,但是由于紧张兴奋,人们几乎忘了天气的寒冷。他们是经过由县试、府试、院试层层淘汰剩下来的精英,到这一层次的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还要经过一次更为严酷的考验,他们当中只有二百到四百人能够通过最后这一关,成为最后的幸运儿:进士。考场是一间间蜂巢式的考舍,这种设计便于监考官的巡察而能有效防止抄袭。考场内已经过严格的检查,确认没有人在考舍内预先埋设什么备用的抄袭材料,然后考生们根据临时打乱的座号依次唱号入场。考场内戒备森严,在各个关口分别有外场砖门巡察官员,围墙外巡察官员,专门搜检大臣,稽查与考生交谈、换卷、乱号等作弊行为的大臣,当然,还有防备考场上出现意外事故的医生。官员们神态严肃,一遍又一遍检查着举人们的衣服物品。气氛似乎紧张了点,有着一种防士子如同防贼的让人不太舒服的心态,但同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官员身上平时并不多见的严谨而现实的态度。在这里,他们一改平日拖沓颟顸的作风,不再用道德教化来代替制度考虑,而宁可做人性实恶的最坏设防。这一次,他们对人性的态度是少有的现实,他们的措施也少有的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

交卷后的措施同样严密细致:考生考完后,受卷官就在卷子上盖上印记,十卷一封,转到弥封所。弥封官再把试卷上考生的名字封上,打乱顺序,盖上印记,转到誊录所,在这里,所有的考卷都被书手重新抄写,目的是为了防止阅卷官通过笔迹认出考生。然后,两种卷子被送到对读所,对读官核查卷子抄写无误,在卷子上印下对读官和誊录手的名字以备万一出错时核查,最后,这批卷子才到阅卷官手里。在试卷的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用笔的颜色、停留的时限都有严格规定,整个过程周密严谨,滴水不漏,从制度角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现作弊的可能。即使现在看来,我们还是不得不为其设计的周密严谨而惊叹。

这些林林总总的规定也许让你觉得琐碎麻烦,但如果你考虑到这个社会平素拖沓散漫的做事习惯,惯于把制度变成一纸空文的传统,那些为科举制度的完善而持续努力的人的认真精神就更加引人注目。一千三百一十七年之中,科举制的连续有效运转,为中国贡献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一千多万各类行政官员,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社会基层。它基本上维护了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毫无疑问,它在传统社会的正常运作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在对这个制度的回望中,我们发现,创造、组织和实际操作力这些素质并不是中国人血液中先天缺乏的因子。保持社会的缓慢松散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家们的刻意而为,是出于追求稳定和谐的政治目的。它几千年来不紧不慢是一种有意识的懈怠。当这个民族集中起精力时,它也能把一件事做得完完整整,严严密密,漂漂亮亮。科举制以它的公正、效率、精密和整个社会背景产生巨大的反差效应。

这个制度的诞生,似乎就基于一个悖论。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构想应该诞生于秦皇汉武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脑海里,然而事实是,它的创造者因为荒淫、离经叛道而著名,他就是隋炀帝。

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事实。隋炀帝确实荒淫而且荒唐,他心性浮夸,把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作风带到了国家的行政上,但是他一系列荒唐行为背后所表现出的瑰奇华丽的创造欲,却淹没在史实当中。实际上杨广是个天赋极高的人,他才华出众,从他留下来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文笔相当出色。《资治通鉴》上记载,他“美姿仪,性敏慧,深沉严重,好学,善属文”。而且他胸襟抱负不凡,富有想象力,做人也颇有情趣,喜欢做一些大手笔的事。比如他听说当时的吐谷浑族从波斯引进了一种“龙马”,骏逸非凡,放养在青海草原。于是他就在全国选了两千匹良种母马放入接近青海的山川地带,想求得“龙种”。这件事虽然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是作为他荒唐的一个例证载在史书,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炀帝浪漫的创造性格和愿意进行试验的精神。

科举制并不是自创生即完备周密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曾经历了失误、挫折,甚至后退,但是,由于一代代人薪火相传的持续努力,它一步步地完善,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科举制刚刚诞生的时候,还是相当幼稚的,构思上有一种直观思维的可触摸的意味。比如隋炀帝设立的十个科举科目,“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膂力骁壮”……这些科目的名称带有明显的感性特征,“敦厚”和“清洁”虽然美好,但是如何衡量?到了唐朝,这些科目才被改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算、明字、制科,选拔人才的标准从模糊不清的道德描述转为各类才能的分级考核。

盛唐是中国人精神史上的青年期,什么都想尝试。唐代是科举制度最富活力的时代,制科名目最多,皇帝们常常根据形势的需要,别出心裁,设立一个科目,有时这个科目就是帝王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比如“日试百篇科”,就是要求士子一天之内写出一百篇左右的诗赋。还有“日试万言科”,也是类似吉尼斯纪录比赛一样的大规模竞赛。这种近乎恶作剧似的做法虽然有悖于科举制度的严肃精神,却也反映了唐代帝王文化心态上的乐观好奇、精力过剩。

在更多的时候,这些科目还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列举一些具体社会问题,让士子们畅所欲言。也确实有一些俊逸之才,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锋芒毕露,直抒胸臆,提出自己的政治创见,直接影响了有唐一代的政治风气。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词林文苑科考试,二十二岁的张说在策试中公开抨击武则天手下横行一时的酷吏是“以刻为明,以苛为察,以剥下为利,以附上为诚”。提出“刑在必澄,不在必惨;政在必信,不在必苛”,一时震动朝野。第二年贤良方正科考试,张柬之直言批评武则天用人不当。他说武氏选拔官吏时,“或凭门资擢授,或以勋阶莅职”,这些人在任上,往往“不顾廉耻,抵触罗网”。他公开评论:“臣以为陛下有三皇之人,无三皇之吏。”面对这样尖刻泼辣的指责,武则天非但没有勃然大怒,反而揽卷而笑,连呼奇才。这二人也因此而名列高等,被武氏施以重用,先后成为一代名相。你不得不承认这妇人果然了得。

在科举实行的初期,由于制度的空缺,投靠权门、攀附请托这一社会痼疾乘隙而入,而且在唐朝一度还十分普遍,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风气,考生考前四处向达官显贵推销自己,结交名门,制造自己的社会声望。大唐天家性格风流者多,有时候金榜上的名字就因他们的喜怒好恶而任意改变。大诗人王维年轻时风度翩翩,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他的一位做官的朋友创造了一个机会使他结识了一位爱好音乐的公主,王维的琵琶征服了一位追慕风雅的公主的芳心,据说他就是靠这位公主的提携而高中状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富于诗意的浪漫作风与选择人才这样意义重大的事不相协调,于是各种法律制度被建立起来。在唐代的刑法《唐律疏议》和行政法典《大唐六典》中都出现了关于科举考试的法律规定。

由于科举考试的巨大诱惑,考场外的各种力量纷纷向这个抡才大典施放自己的能量。科举制度在这些压力面前一度接近扭曲变形,但是,在与各种各样破坏力的周旋过程中,在一次次失误中,科举制度不断修正自身缺陷,日益周密完善。由于宋代王钦若科场案的发生,人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发明了糊名和誊录制度。以后,坐号制、回避制等种种制度也渐渐完善。宋初的一次会试之后,太祖赵匡胤召对进士时发现有的进士素质极差,不禁对会试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为此,他亲自主持复试,重新调整了名次。从此,殿试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在科举考试的环节上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就是在这种自我调整的过程中,这一制度逐步丰满健壮,保持了活力和生命力。

岁月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流去,武则天那卢舍那大佛一般丰满安详的脸庞在历史之幕上逐渐模糊,山河渐渐冷落萧条。科举制一点点完善稳定之后,又一点点地凝固、僵硬。最后,朱元璋出现了。

不管你对朱元璋这个人物欣赏与否,你首先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人才。他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农民做到皇帝,并且后来粗通文墨,甚至还能对付两句四六骈文,确实不容易。就是这样一位没有多少文化根基的皇帝,凭着他那农民式的精明算计替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条例,内容从行政、经济到文化无所不包,其中就有经他改造的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朱元璋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必须固定在四书五经之内,出题不许越出雷池一步。答卷要仿照宋人经义,要用古人口气说话,只能根据指定的注疏发挥,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这样的严格约束还嫌不周密,他干脆规定试卷的文体也必须规划统一,分为八股,开头必须要写上“臣对臣闻”,结尾必须用“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这二十一个字。这在科举史上也可称得上是最后一个创举,和科举制度的开端相互呼应,首尾提挈,清晰地展示了这个民族精神衰落的整个过程。

这个朱氏家族的大族长费尽苦心要保住这份苦熬苦挣得来的偌大家业,希望他处心积虑设计的这套政策能确保大明江山永远稳如磐石,能把社会控制得永远服服帖帖。这个在乡野文化氛围中长起来的皇帝,头脑里根本没有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也没有坦荡豪放的风度。他有的,只是时时提心吊胆看家守业的顽强本能。为此,他杀光了曾经和他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又给子孙留下这套看来十分保险的制度。他的目的是把天下人的头脑也装进四书五经的保险柜。从细节上看,这套政策确实显得挺保险挺精明,但是如果站得远一点,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套东西的愚笨蛮横和目光短浅。可是,偏偏是这套东西,居然就牢牢地笼罩了中国五百余年之久。这套制度一经固定,就成为一个强大而蛮横的存在,难以撼动。有时候,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可以影响整整一个社会,甚至几个世代。

从此,五百年间,士子们埋头于八股文之中,甚至连四书五经都弃置一边,手段和目的分道扬镳。清代江西学政汪廷珍回忆他在主持学政时的所见所闻说:“童生中多有文理颇顺,问以四书古文,不能记忆;五经、三传,竟未识面。又有十一二岁童子,五经尚未开卷,而试牍闱墨,成诵已多。”面对这种情况,康熙也自甘承认无可奈何。他毫不隐讳地说:“非不知八股文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

五百年间,面对这个显而易见的荒谬方案,改革的呼声稀薄而苍白。只是在乾隆年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表列举八股文的种种弊端,要求改革。他说:八股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房行卷,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才者二”。奏章送上去了,皇帝按例让礼部回答,礼部根本没好好看,一通含混搪塞,这声不同寻常的呼吁就这样淹没在官员们的麻木敷衍之中了。

科举制度至此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每年进士及第后,大唐王朝的首都都要举行“曲江会”。曲江之畔,丝竹喧天,百戏杂陈,人头攒动。新科进士们一个个容光焕发,扬眉吐气。“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之家率以其日择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这一天,几乎是全长安的节日。

节日只有一天,其余的日子远没有这样风光耀眼。曲江会的狂欢气氛再浓,也掩不住无数下第者的落寞空虚。

这个以狂欢来做结尾的过程,一千三百年来带给人们的欢乐,和它所制造的痛苦相比,显得那样的短暂、轻浮,转瞬即逝。

生在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当他翻开书本的那一刻起,一种沉重的命运已经强加在他的头上。他会时时刻刻感到那种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沉重压力,那就是功名。选择了书本其实就是选择了一场残酷的赌博,赢了,人生的一切荣誉、荣耀、光辉和绚烂都为你准备好了;输了,你永远是一无所有,陪伴着你的,永远是凄凉冷清。在这场盛大排场的赌博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一败涂地。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约略的统计。以1850年的清代为例,当时全国的人口为四亿四千万。其中读书人能有多少呢?如果按一百比一的比例,将是四百四十万。考虑到中国社会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的传统,这个数字也许偏低了,而这一年,通过种种考核,最后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只有二十二万四千人。在这二十二万四千人之中,选拔出了四千余名举人,二百多个进士。中举的比例是一百比二,而有幸金榜题名的概率是一千比一。也就是说,进入考场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的一生中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从他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

这样暗淡的前景竟然丝毫不能影响人们的热情,只要一有机会,人们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学堂。因为在这个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博取功名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机会。科举制在把机会的大门向每个人敞开的同时,却也封闭了人生的其他可能;这样一个豁达的开放式结构的制度,最后却逐渐紧缩成一张无形的巨网,网住了社会,缚住了历史。

毕竟前景太诱人了,毕竟有许多范进式的中彩者在做着动人的活广告。还有那么多的循循善诱。请听大宋真宗皇帝亲自撰写的劝学文吧: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即使把读书当做一种牟利手段也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长处。“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这首诗的作者看起来像是一位颇为精明的商人,你也许想不到,他居然是可以划入思想家行列的王安石。他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司马光在这一点上和他倒志同道合,司马光也曾凑热闹写了一首劝学诗:

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

室中若无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

这些浅显易懂的宣传品听起来总有一种近乎哄骗的味道,就像拿块牛皮糖放在小孩子面前。功名取代了其他一切价值标准。不能不说,科举制客观上对健康人格起了极大的销蚀作用。

唐时的新进士们有一个奇怪的风俗,那就是及第之后,都必到平康里一游,平康里是个什么所在?“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进士郑愚、刘参等数十人,在春暖花开之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牛车,到名园曲沼,“借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隐”。细一想,这一风俗的形成也有它的逻辑。只有这样,才能释放掉他们精神上的长期重压。

只有修养有素的诗词功夫才能够帮助士子们比较妥帖地表达他们一朝得中的感受:

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

还有那首著名的绝句:“昔日龌龊不堪言,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昔日的龌龊、屈辱就在金榜公布的那一瞬间魔术一样烟消云散永不再来,昔日那个任人嘲笑污辱的落魄举子在魔术师的手中被变成了万人翘首的天之骄子。十几年或几十年压在头顶的巨大压力一下不见了,人是不是感觉有点失重?这样迅速的解脱,有时竟一时让人承受不了,范进的故事并非是离奇的杜撰。《江南余载》记载:宋开宝初年(968年),齐俞中了进士。传胪之后出了宫门,骑马走着走着,越想越高兴,突然在马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制,最后一个倒栽葱,扑通一声,摔落马下,当时昏死过去。幸亏众人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

落第后的凄楚心境同样只有他们的诗句才能准确表达。温庭筠在最后一次落榜后,写下了这首《春日将欲东归》,赠给新及第的友人:

几年辛苦与君同,得丧悲欢尽成空。

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

三春月照千山道,十日花开一夜风。

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

温宪的绝句更加悱恻悲凉: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

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咸通年间与罗隐齐名的诗人罗邺的下第诗,在他所有诗作中大约最为真切动人: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

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在名与利这个巨大的漩涡面前,人性显得是那么脆弱。为了日夜梦想的成功,很多人放弃了一切。《旧唐书·李皋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李皋在受命知温州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李皋见她可怜,上前询问。老人说她的两个儿子二十年前离家入京赴试,至今没有音信,她在家苦盼二十余年,如今年老体衰,无以为生,只得乞讨。李皋问及她两个儿子的姓名,不禁大为吃惊,这两个人他居然都认识,他们早就高中金榜,如今一个在京中做官,另一个在门下省任职!

人生的意义不再是你干了什么,而是你最终得到什么;人的价值不再是心灵的丰富,而是官位的高低。为了“鱼化龙”的最后一跃,一千多年间,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曾有多少人终生投入这近乎无望的奋斗与挣扎,多少颗心曾因重压而濒于破碎,多少青春在灯下绝望地变成白发。如果感情有重量,可以称量和累积,那么通往考场的漫漫长路显然承载不起人们曾付出的沉甸甸的希望,承载不起人们曾收获的沉甸甸的失望。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广东省乡试,通往考场的路上颤巍巍走着一位老得看不出岁数的人,他已经浑浊的眼睛里流露的是一种残酷的固执,他是广东顺德县的一名考生,名叫黄章。在他前面,他的曾孙子高举着一个大红灯笼,上面映出“百岁观场”四个大字。这血红色的大灯笼堂而皇之地举在路上,分明有一种炫耀的气味,有一种对世人嘲笑眼光的肆意挑战意味,却也笼罩着一种不计一切的悲壮与无奈。他的生命显而易见已经所剩无几,就像一个赌徒只剩下最后一点点赌资,所以他也因此越发赌得无所顾忌。赌到这个份上,成功,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最后是否中举,史书无载。

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福州人陈修进士及第。传胪唱名时,高宗发现下面跪着的,是一位老态龙钟、身摇手战的老头。皇帝问他多大岁数,回答说七十三了。问他儿女几个,回答说尚未娶亲。高宗嗟叹不已,开恩把宫女施氏嫁给了他,并且赏赐丰厚。不知作为帝王,面对这个投在他罗网中的可怜猎物精神上是否有些震动,也不知道七十三岁到来的婚姻对陈修的生命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以慰藉。不过总的来说,陈修他仍然是一个幸运者,仍然让千千万万人羡慕不已。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岂止白头。科举作为一种被人们的视觉误差放大了的机会,在人们的视觉天空永远熠熠含光。它有着一劳永逸的特点,一旦成功,一切付出似乎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补偿。于是,科举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项前仆后继的事业,一场世代相延的接力,在它身上体现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式的坚韧。每个人不光是在为自己奋斗,他的肩上实际负荷着光宗耀祖光大门庭的重任。每次打开祠堂祭祖,士子们似乎都可以感受到墙上祖宗画像上忧郁的期待目光。当这个家族又一个男性婴儿降生之刻,他那痛楚的哭声里是否包含了对未来沉重命运的恐惧?

在这类家族故事中,宋代苏象先的版本则颇令人唏嘘。这位科举路上的成功者在《苏魏公家训》中向他的后代讲述了这个家族艰辛的奋斗历程。苏象先的先祖苏仲昌十六岁就通过乡试,但是会试却总是过不去。由于家乡路途遥远,他淹留京师三十余年,音讯不通。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他儿子苏绅从老家赶到京师应试,碰巧,和父亲住到一个旅舍,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住了很长时间,却互不认识。后来别人从旁告知,父子二人才洒泪相认!

死后得谥“文忠”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就是他那个家族中撞到辉煌的终点线的那一个。李氏“世耕读为业”,初“清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勤俭成家,有田二顷”。虽然薄有产业,但是一个家族在地方上没有功名,就没有地位,“乡曲豪强屡见欺凌”,鸿章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愤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学业,以求能有出类拔萃者。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说:“家督自有担承,细务概从推脱,是以毕志读书,专攻进取。”读书求进是他唯一的使命,但是李文安的科场之路也不顺利,数次乡试,都名落孙山。每次失利,对于身负几代重托的他都是重大的打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三十出头,李文安已是两鬓花白了。他常常借酒浇愁,赋诗自嘲:

年来落魄多贪酒,老去猖狂半在诗。

觉得自己希望无多,李文安把厚望又寄托在李鸿章身上,才六岁,就给他开了蒙,亲自教授,日夜督促。由于家中无人治生产,生计艰难,“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李鸿章的母亲“秉性淑慎,教子有方”,她对生活上的窘境毫不在意。她说:“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嶷有立,岂忧贫哉!”

命运终于对李家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李文安父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一时间,李家“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家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报偿,原本凄清冷落的命运之流忽然幻化成了一出大红大紫的喜剧。

回望近代几位离我们最近的文化巨人的身世,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梁启超,比如曾国藩。历史上,所谓起自寒素的,家族史上都是经过这样几代人的积累传承。中国人性格中的坚忍顽强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这种世代积累的顽强,赋予这一制度以本不该有的悲壮和沉重。

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探花活到了1958年,他叫商衍鎏。时间使他能够比较清醒地思考往事。他回忆道:

一千三百一十七,这个非凡的奇数,在我之前曾是多少人的寄托和希望。这之中有拼搏,有追求,有悲欢,有升华,它用功名二字连接了世世代代人的宿愿。当我回首往事,才知道这是一个酸甜苦辣的海,波涛撞击的洋,它具有特别的引力,使你身入其中,如醉如痴,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它所需要的角色。

在把科举制度引向委顿、变形乃至丑陋的过程中,它自身正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朱元璋不过是历史的执行者。正是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使这个社会落入自我循环的怪圈。它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消解了全社会的精力和创造力。

一个创造性的制度扼杀着创造性,一个出自公正性的设想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正,一个选拔人才的制度同时扭曲了人才。提高了的效率却保护了整个社会的低效率运行,这个制度使古代经典得到了完整的传承,也使古典文明陷入了委顿的怪圈,并且最终使这个制度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这是一个制度的悖论,同时,也曾是整个文明的困惑。

名: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全新修订彩图版)

作者:张宏杰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