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我只需要属于我的自由

作者简介

张抗抗,1950年生于杭州,祖籍广东江门;1969年赴北大荒,在农场劳动、工作八年;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毕业;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7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近百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张抗抗自选集》(五卷);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现居北京。

张抗抗

我的一九八始于苏亦湄家。在我经历了灰暗平淡的前半生之后,苏亦湄为我推开了一扇云缝中的窄门,带我走进另一座音乐之城。

那年七月,我从冰城大学到北京洛肄叔叔家过暑假,我就像一只冬眠了三十一年的青蛙,在逐渐解冻的河畔土洞中一日日苏醒,艰难地蜕去麻木僵硬的躯壳,还原为那个本真的“我”,而不再是我所厌恶的“我们”。洛肄总是催促我多出去走走,说我不应该待在家里,鼓励我出去认识一些新朋友。我找到了二十多年前北京童年时代的朋友威海,威海带我认识了黑松林的那些新朋友。但我并不喜欢与外人交往,而我的大学同班朱洙同学,正好和我一样也在北京度暑假,每天玩得不亦乐乎。她总是三天两头来洛肄家找我,让我陪她这儿那儿乱窜。我带她去了黑松林的集会之后,她迅速和那群人打得火热。

有一天,朱洙正色说:你一定得去苏亦湄家看看。苏亦湄那个人,简直太好玩儿啦!

朱洙对人的评价,一般只有“好玩儿”和“不好玩儿”两种标准。好玩儿,就是有意思的意思。

苏亦湄就是黑松林诗会上朗诵“蜜月”诗的那个女孩儿,是一所大学英语系七七级本科生。奇巧的是,我和她竟然是“校友”——九月开学之后,我将和她在同一所大学就读。不同的是,她念大二,而我刚考入该校的历史系研究生班。

我觉得在黑松林朗诵诗的那个女生有些与众不同。我总是对那些特别的人感兴趣。

苏亦湄家在西四附近的一条胡同里,离洛肄家不远。反正我在北京也没太多别的地方可去。

朱洙领着我,熟门熟路地在胡同里一扇大红门前停下来。迈上几级石阶,朱漆大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好像随时欢迎客人到来。迎面一座砖砌影壁,东侧有两间平房。绕过影壁,进入一个不大不小的外院,有几棵稀稀落落的小树。北面的粉墙中间,是一道通往内院的垂花门,内院显然宽敞许多,一条花砖十字甬道通往北房和东西厢房,有U字形游廊环绕……初一眼,似乎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姥爷家,颇有久违的亲切感。朱洙牵我直奔正房而去,我听见了人声笑语从那里传来。

正房即苏亦湄家的大客厅,有五间房之宽度,纵深约两间半,中间立有四根红色明柱。进去未及站定,我竟然首先迎面撞见了自己:那个与我穿着一模一样衣服的女子,直直冲我走来,我被吓得往后仰了一下。我看见了朱洙在我背后尖声大笑,笑得弯腰蹲在了地上。

那是一面又宽又高的大镜子,几乎占了北墙的一多半。此刻,我不用转身,只需从眼前这面大镜子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客厅里的所有人了:

人影绰绰,人来人往。她、他、他们、她们,衣服全都穿得乱七八糟,牛仔裤吊带背心短袖长裙短裙,四季颠倒错乱。耸立的黄头发、蓬乱的大胡子、光头、大波浪卷和长长的披肩发。他们她们个个春光明媚,一个女孩的领口低到乳沟之上,鼓鼓的乳房满不在乎地弹出一半,像个胖墩墩的雪人……宽大的客厅里铺着深红色的地板,长沙发短沙发,靠着东墙西墙不规则地散落,除了四根柱子占去的位置,客厅的面积足够宽大,就像一个敞亮的大教室。有人正在屋角调试音乐,收录机突然尖声叫嚣,又发出哼哼哈哈的低吼。

我不习惯对镜而立,趁着朱洙正和人说笑,转身走了出去。

这所灰砖墙的两进四合院,屋檐高大,屋顶都是起脊的灰瓦,房檩窗棂厚重坚实,比姥爷的小院气派得多了。内院两侧,分立着两株茂盛的海棠树、一株枣树一株石榴树。一只齐腰高的青花瓷鱼缸,水面飘着几片瘦弱的莲叶,空无一鱼。我似乎闻到了刺鼻的油漆味——门、窗框、柱子、屋檐,处处留着修缮的痕迹,这所房子,显然是刚刚重新翻修过……

苏亦湄出现在长廊那一头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十三陵黑松林诗会上,那个扎着马尾辫的清纯女孩儿,竟然变身为一个优雅的“贵妇”,从舞台的布景深处款款走出来:个子高挑、宽肩长颈、高鼻梁深眼窝,面孔轮廓分明,黑发挽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盘在头顶,发髻上箍着一圈发亮的环扣;没膝的白色亚麻长裙,束腰挺胸,露出颈部两侧凹凸的锁骨,一根粗大的木质项链,在胸前晃荡……八十年代初,如她这样的装束极为少见。她微微仰着脸,眉间传递出傲视一切的神态。

我若与她在镜中齐肩并列,她的冷傲与我的冷漠,一字之差,远之千里。前者的冷,像透明妖冶的水晶,在阳光下闪烁出坚固的亮泽;后者则是一块囫囵的冰块,落地即碎裂。

舞会很快就开始,你需要换裙子吗?苏亦湄的目光落在我的灰色涤纶长裤上。

不。我生硬地纠正她。我不是来跳舞的。

前几天,朱洙曾经提到过苏亦湄家的舞会。当她说出“跳舞”那两个字,我像被黄蜂蜇了一下。

我坚定地告诉朱洙,我绝对不会去学跳舞的,你想跳你自己去好了。朱洙说那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我不想和陌生男人搂在一起。朱洙说那你难道想和女人搂在一起?你听说过同性恋吗?我瞪她一眼。朱洙说:和男的跳,你假如不好意思,可以戴面具呀,苏亦湄家有时举办假面舞会……我说那更不跳了,我最讨厌面具!朱洙像一根猴皮筋,箍在我身上不放。用哀求的口气说:你去看一眼不行么?苏亦湄她家有最新式的音箱,原装的进口磁带,圆舞曲、华尔兹、伦巴……噢,对了,还有全世界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你不喜欢跳舞,可以欣赏音乐嘛……德彪西、门德尔松、勃拉姆斯……对啦,还有肖……肖什么?反正不是肖邦,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对了,是肖塔……

我飞快地接茬: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这个名字,几乎让我心跳骤停。

我怎么会不知道肖斯塔科维奇呢?我一直都在寻找他,等待并祈盼他的归来。我知道这个名字,是由于我的父亲沈一帆。父亲当年曾经拥有过一张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唱片,是一个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朋友带来送给他的,那是父亲的宝贝,如同一件祭器,包裹着红绸,供奉在衣柜深处。偶然揩擦,父亲会伸出两只手,小心端起唱片两侧的边缘,不让自己的手指触碰唱盘上细密的螺纹。音乐总在深夜降临,螺纹在唱机上旋转,犹如窗外呼啸的寒风,阵阵沙砾敲打着玻璃……我不记得那些乐曲的名称,印象中只有父亲欣喜而又凝重的眼神。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用手去摸了一下,唱片上留下了淡淡的指纹。父亲对我大吼一声,我白白的手心顿时红了,我的手掌上留下了父亲的指纹,就像那张矜贵的唱片。一九五八年父亲离开北京去北大荒之前,曾一次次犹豫地把唱片放进箱子,又坚决拿出来。坚决地放进去,又犹豫地拿出来。如此重复了几遍,父亲带着哭腔说,没有唱机,带唱片有什么用呢?后来,那张唱片连同上面那道指纹都消失在黑夜里了……

我再次与肖斯塔科维奇这个名字相遇,是一九六七年冬天。那时候我们早已随父亲去了东北,两年后父亲在农场病逝,但我们回不去北京了。好心的老场长求人把妈妈调到了冰城,又过了几年,那个夏天妈妈消失在松花江里,家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冬天的暴风雪依然在大地肆虐,冰城被一层又一层厚雪覆盖。一天上午,我去副食店买了盐出来,走在路上,眼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直冲冲朝着我走来,就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好端端地突然滑倒在我的脚边。他手里拎的一只布袋掉在地上,从里面滑出一只玻璃瓶,就是医院里用来输液的那种橡胶嘴密封的瓶子,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摔碎。我慌忙蹲下去扶他,闻到了一丝煤油的气味。由于经常停电,家家都有配给的煤油指标,常去杂货店买煤油的,大多是戴眼镜的人,包括我在内。他的一只脚好像崴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说大爷您家住哪儿?我送您回家吧?他点头,指着前面不远的一栋红砖楼,原来他竟和我住在同一条小街上。我帮他把煤油瓶装进布袋,一手拎着袋子,一手搀着一瘸一跛的老人,在雪地上绷着劲儿稳稳地走,一步步总算把他送到了楼门口。一个胖而和蔼的老太太正站在门洞外面,就好像知道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到达这里。她千恩万谢地非让我进屋喝口热水暖暖身子,将我连扯带拽地拉进楼道里去了。

他家房间朝北,光线有点暗。我看见了窗边的一架黑色钢琴,窗台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琴谱。

老太太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和声音柔软又暖热:孩子,我们一直在等你,我们认识你妈妈丁湘,那么漂亮个人儿,死得太惨了……老头儿打断她说:我们知道你家的门牌号,可我们不敢去找你,就只好想了这么个歪点子……他晃了晃自己的脚,麻利地迈了一大步。我注意到他那只崴脚,从一进门就恢复了正常。他压低了嗓音说:找你来,是想要告诉你一些事儿,你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冼然,是冰城艺术学院的一位音乐教师,他的妻子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他们的儿子在六十年代初考上沈阳音乐学院,“文革”前一年,被送往波兰肖邦音乐学院深造,如今家里就他们老两口儿。然后他吞吞吐吐地提到了阿廖沙,他说他们和阿廖沙,都是冰城基督教青年会的校友,阿廖沙比他小几岁,是音乐使他们成为忘年之交。冰城的人都知道基督教青年会,它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年设有俄语英语绘画音乐等教学课程……阿廖沙离开冰城之前,把丁湘介绍给他们认识,拜托他们照顾丁湘和她的女儿。前几年,丁湘下了班,常到他家坐坐;没想到晴天刮起了大烟泡……

我避开谈论丁湘,问:那为什么我以前从没见过你们呢?

老太太说:你妈不让我们去你家,说你还小,担心你不欢迎阿廖沙的朋友……

我低头无语。冼然接着说,现在你妈妈不在了,我们只好自我暴露了,要不剩你一个人咋过?我们得管你、疼你,你要是遇上个啥事儿,也有个商量的人……

我突兀地问道:阿廖沙既然爱我妈妈,为啥还要走呢?他不走,我妈也许不会……

老头儿沉默了一会儿,给我讲了阿廖沙的身世。他说,阿廖沙的父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离开俄国来到冰城,在中东铁路办的一家报馆工作,后来娶了一个阿城女人,生下了阿廖沙。日本占领东北后,他父亲离开冰城去了上海租界,说等他安顿下来后,再把阿廖沙母子接过去,后来就没了音信,听人说他又转道去了别的国家。阿廖沙长大后,在教堂做礼拜时,认识了一个“二毛子”女孩,她父亲以前是列奥尼亚啤酒厂的工程师。阿廖沙和那姑娘结婚后,生了一个小小子。前几年,中苏关系……怎么说呢,彻底破裂了,阿廖沙的女人早就想回国,可阿廖沙不愿离开他的中国母亲,就一直拖着拖着,阿廖沙的妻子实在等不了了,苏联专家撤走那会儿,她跟着走了……阿廖沙的母亲后来生病去世了,剩下阿廖沙一个人,再后来,一次音乐会上,他认识了你妈妈。你妈妈可真是个勇敢的女人,那时候的人都不敢和二毛子来往,生怕沾包……

老太太插话:前几年,阿廖沙的父亲忽然来信了,他住在法国,老了病了,想让阿廖沙回去继承遗产。阿廖沙不想去,可是,单位总有人盯着他,说他是……苏修特务。最后,还是丁湘帮他下了决心,她说阿廖沙你留在这儿不会有好日子过,还是去找你的父亲吧……

天已完全黑了,我犹如一个溺水的人,身心如铅沉沉坠落昏暗的江底。我挣扎着往水面上一星亮光游去,一盏荧荧河灯浮在水上,环绕我照亮我也温暖了我。

有幸认识慈爱的冼然老夫妇,是我十九岁生命中一次幸运的转机。彼此渐渐熟悉起来之后,我对他们产生了老师或亲人般的依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世上的狂飙早已与我无关,我一人逍遥在家,有的是闲空。我帮他们夫妇买面买煤陪他们看病,冼然老两口包了饺子,会来叫我去他家吃饭。无论冬夏,冼然在餐前都会先打开一瓶啤酒,纪念他与阿廖沙的友谊。冼然有一只嘶嘶响的老式留声机,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请我听贝多芬或柴科夫斯基。喝完了酒,老头儿会关好门窗,从抽屉里拿出一双很少见的尼龙白手套,隆重地戴上,再小心打开小提琴盖,开始演奏他喜欢的乐曲。门窗密封的冬天,他演奏萨拉萨蒂的《吉普赛之歌》;到了夏天,也许为了“安全”,他总是拉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伤感忧郁的乐曲,与喧闹的窗外全然两个世界……

在冰城这个音乐之都,春天的江水是交响曲、夏季的街道是协奏曲、秋天的树林是小步舞曲、冬天的雪花是轻歌剧。冰城的那些音乐爱好者,就像这个城市公园里晶莹的冰灯,在漫长黑暗的冬季,白天安静地匍匐、夜晚欢快地眨眼。那时候学校停课,冼然不用上音乐课了,常有人把自家的幼童偷偷送来,请冼然在家里教琴;寒暑假,冼师母就教孩子们学英语,我也趁机搭上了顺风车,下乡去农场之前的那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冼然夫妇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从俄语到基础英语的转换。

一九六九年春天,即将离开冰城去农场下乡的前一天夜晚,我去冼然家告别。冼然破例喝起了白酒,几盅小酒落肚后,他频频环顾着紧闭的门窗,忽然放下酒杯,走到里屋摸索了一阵子,拿出一个破旧的方形纸盒,从中抽出了一张唱片,神色紧张而诡秘。

我看见了一行俄文字母,那行熟悉的俄文令我惊讶莫名,但这不是很多年前留下了我指纹的那张唱片。我辨别着那些俄文字母,看懂了它的大概意思。当唱片旋转出嘶哑而艰涩的乐曲,我听见了童年的回声,清晰地从眼前的旧唱机里传来。原来,父亲当年所痴迷钟爱的那张唱片,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和《森林之歌》……音乐或有灵性,就在琴声奏响的那一瞬,我离去经年的父亲,搭乘着肖斯塔科维奇的旋律,面色凝重地朝我走来。

在那个只有歌曲而没有音乐的年代,隐匿于唱片里的交响乐曲,何等稀缺而珍贵。肖斯塔科维奇为我撬开了那个封闭的音乐世界,我第一次发现,音乐是有重量的、音乐是有气息的;音乐敲击灵魂、传递灵魂之声,尔后携带灵魂飞翔,纯粹的音乐使人迷醉……很多年前,肖斯塔科维奇对我最初的音乐启蒙,始于我父亲而接续于冼然老师。那天晚上,冼然试图在那架旧钢琴上敲出几个肖氏乐曲的旋律,随即惭愧地摇头,说自己没有资格亵渎大师的作品。我临走前,他在门口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说:听说肖氏写了一部题为《见证》的回忆录,已在欧洲出版,目前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如果小汐有一天见到那部书,要替我向他鞠躬!

后来,多年里我往来于冰城与农场之间,也往来于冼然夫妇的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听说他们的儿子在欧洲的一次作曲比赛中获奖;当我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返城回到冰城,冼然夫妇已去波兰探望儿子了;等我去北京上学时,那个男孩已经移居维也纳,他们被儿子接去了欧洲定居……前几年,冼然还用颤抖的笔迹给我写信,说他在奥地利欣赏了肖氏的全部作品,肖氏给予人类的馈赠,远远大于他向撒旦交的租子。他说自己如今可以坦然去天堂拜见肖氏了……再以后,就连师母的信也不常有了,我又成了孤单单一个人……

音乐对我具有如此致命的诱惑,因此,当朱洙提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那一刻,我立即改变了主意。日落时分,我已随着朱洙走进了那座崭新的大红门,一抹斜阳在灰白色的石阶上逐级跳跃,就像隐形的指尖掠过高高低低的琴键。

朱洙发现了我没在客厅里,她追出来对苏亦湄大声说:她叫沈汐,是我同学,来听音乐的!

苏亦湄很有礼貌地点点头,问我想听什么曲子?她刚搞到了世界名曲整套八十盒新磁带。

我嗫嚅着说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字。

苏亦湄显然有些吃惊,她停顿了一下,疑惑地问:你学音乐?可朱洙说你是历史系的呀。

我低声说:我就想听肖斯塔科维奇,我……景仰他。

哦,那你想听肖几呢?肖五之前,他早期的作品,已经开始显露过人的才华,但也不是非听不可。肖七在技巧上非常完美,旋律昂扬有力,不过你肯定听过很多遍了吧?肖八嘛,太庞大太辉煌了;肖九以后的作品,曾被苏联官方认为是形式主义而禁演;他的第一提琴协奏曲,首演被推迟了七年;我推荐你听第八号弦乐四重奏,我听过以后,好像被换了两只新的耳朵……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肖五”“肖八”这种专业的简称,只好努力模仿着她的说法回答:肖七我早已听过很多遍了,我最想听的是肖十……

苏亦湄把我带到紧挨客厅的另一个小房间,墙面贴着素淡的花布,摸上去有着微微的弹性。四边散落着几只单人沙发,靠近屋角的地上,安放着一只黑色的柜子,顶层有一只透明的盒盖,里面是唱机的底盘。往下是一整排调节按钮、磁带口和幽幽发亮的小灯。这大概就是最新式的“立体声”音响了吧?柜子下方茶色的玻璃柜门中,隐约可见一摞摞整齐的磁带盒,标着白色的号码,屋子四角各有一个落地的黑色音箱。苏亦湄轻轻敲着墙面说: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特好,就算把低音炮和高音喇叭放到最大,也不会吵到隔壁。她教我怎样把磁带放进去,然后轻轻按一下那些小钮,怎样调节音量……当音乐的涌泉从音响的泉眼里喷出来,苏亦湄裙角一闪,飘然而去。

窗上白色的纱帘,晃动着廊上来来去去的人影。而在这里,此时,只有我一个人,与我渴慕已久的肖斯塔科维奇在一起。“肖十”一开始,是平静柔和的奏鸣曲式,以低音弦乐声部,缓慢而优雅的节奏,铺垫出悲剧性的基调。乐曲渐渐展开,融合了俄罗斯民间抒情歌曲的特征,单簧管主奏,小提琴以对位声部相随,温柔而忧伤。然而不久,旋律忽然变得急骤急促急迫,一种长久积累的压抑和痛苦,汹涌澎湃地爆发出来,叩问、挣扎、还击,情绪猛烈而尖锐。随后,乐曲转入常见的谐谑曲风格,木管沙哑齐奏,小鼓粗野滚奏,忧郁的小提琴在呻吟或是哭泣,奄奄一息地坠落、窒息、撕裂、绝望……我似乎坠入了一个幽暗阴森的峡谷,面对着一条不见首尾的巨蟒,沉重的音符有如巨蟒身上华丽而阴郁的图纹,在黑暗的洞穴里发出阴沉邪恶的蓝光……我被巨蟒缠身,身子陷入淤泥沼泽天坑地缝,看不见一丝光亮甚至看不见我自己。我失去了四肢,在地上蠕蠕爬行。我没有眼睛没有鼻子,茕然无依,只剩下了耳朵,被声音敲击撕扯。乐曲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像一场魔鬼的舞蹈,顽固乖张恐怖,所有的器乐都在震颤在咆哮,我感觉到了疼痛,是心的抽搐和悸动——我朝音响伸出手去,想按住那个小方块,让音乐停下来,但我的身体绵软无力,够不到那个按键……

喀嗒一声,有人替我更换了磁带么?还是另一个乐章的起始?好似回到了第一乐章的沉思与冥想?清风吹来湿润的水汽,眼前出现了青青的草坡,小河从我脚下潺潺流过。舒缓的旋律在晨光里旋转,鸟鸣风声树叶婆娑……曲调渐渐舒缓,巨蟒慌张地抬头,朝着林木深处匆匆退却,树枝被一根根松开、弹回,浆果的汁液四溅,苔藓碧绿如潭。浑厚沉稳的低音弦乐开始陈诉,双簧管成为对答乐器,曲调一度又转回了苏联民歌的天真无邪轻快活泼,我犹如站在丰收的原野,云层的孔隙豁然开裂,一线澄明的阳光倾泻而下,所有幸存的生命重新集结,原野的生灵欢宴正在开始,它们快乐地跳跃、自由地奔跑,啼鸣嘶叫低吼长嗥……进入了全曲高潮,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昂然结伴合奏,乐曲骤然停顿,又猛力反弹,似狂风暴雨威风凛凛、飞沙走石酣畅淋漓……一次次回旋的主旋律并不太好听,却有一种强大的力度。令我在瞬间想起加缪所言:我反叛,因而我们存在……

那么多年来,从没有一种音乐能使我的灵魂出窍。我已经忘了去辨别肖氏交响乐的显示部展开部与再现部的曲式,也分不清奏鸣曲和慢乐章小步舞曲乐章及终乐章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较之于那些优美甜腻欢畅的经典交响乐,如此不合常规、奇谲古怪令人悚然。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音乐是否可以说是流动的建筑呢?人说音乐是抽象的,而在我,音乐是感性的。它不是用来倾听,而是需要用心来感受。你所能感受的那些,便是它的全部。我不敢说自己听懂了肖氏,我并没有感动落泪,但我已然心扉洞开……

那一刻,我从沉陷的泥沼里挣脱出来,双脚离开了地面,肩上生出了一对翅膀,像一只大鸟翩然起飞,在蓝色的苍穹下冉冉升空。我望见了山谷里镜子般明净的湖面,掠过自己轻飏悠然的身影。我心里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就像后来我终于读到了肖氏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段话——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使他们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如何对待故去的人,后人也将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必须保持记忆,不管这有多么困难。

苏亦湄站在我面前,笑吟吟地问:怎么样?

我想对她说声谢谢,却说不出话。

苏亦湄抽出另一盒磁带,淡淡说:你知道肖十的背景吗?它诞生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那是苏联短暂的一个解冻期。我理解的肖十,潜伏着一种反暴政,从正面歌颂人道主义的力量。到了肖十三、十四,就有了更尖锐鲜明的批判性,具有针砭时弊、鞭挞邪恶的内涵……

是的。我嗫嚅。他的音乐好像有一种穿透力,预见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朱洙推门探头叫道:哎,你们有完没完?出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吧!

我死死地盯着那一大摞磁带盒,好像我一走出这个屋子,这些音乐就会与我生离死别。

苏亦湄善解人意地说:随时欢迎你来,下次……

我摇头:我不太习惯你的客厅。那面镜子太大了,像一个排练厅,或是舞蹈教室?

苏亦湄笑起来说,你的眼睛好毒呢,我从小就在少年宫练舞蹈,我喜欢大镜子,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姿势,重心是正了还是斜了、腿抬得高了还是低了、胳膊伸展的角度对不对……我喜欢盯着镜子看自己,看不到自己我就心慌,就像把自己弄丢了……

我说:你没发现,镜子里的每个动作,恰好是和自己相反的吗?

苏亦湄愣了一下:听人说,宇宙中有一种反物质,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反的自己,也许……正好反反得正?

我认真地说:可是你家镜子里的人太多,就看不清哪一个是你了。

朱洙一把抓住我,把我拽了出去:沈汐你这人真不会说话呀!

庭院里放着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长桌,上面摆着水果和点心。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茶叶筒似的红褐色小罐。朱洙把罐子顶盖上的小环砰地拉开,里面冒出一股白色的泡沫。朱洙说这叫“易拉罐”,罐里是美国进口的可口可乐。她夸张地说,在全中国的任何商店,你都买不到这种叫做“可口可乐”的饮料,只有友谊商店才有卖,只有用外汇券才能买。而这个苏亦湄,有办法搞到很多外汇券。

朱洙把“可口可乐”倒在一只方形的玻璃杯里,深褐色的液体吐着气泡,看起来像变质的酱油,又有点儿像咖啡的颜色。我喝了一口,味道有点儿像中药,难辨酸甜苦辣,舌头发麻,一股气冲到嗓子里,直想打嗝。客厅里飘来欢快明朗的“蓝色的多瑙河”乐曲,和我刚才经历的那场耳朵的狂风暴雨全然两重天地。舞曲一支接一支,一个个浑身冒着热气热汗的舞者走出来,喝水、吃东西、抽烟。有人坐在台阶上唱歌,唱“红莓花儿开”“星星索”;后来有人唱起了那首流传已久的“知青之歌”,客厅里的录音机乐曲声突然停止了,大家都跟着这首歌曲熟悉的旋律哼哼起来,朱洙一头汗水从人群里钻出来,主动打起节拍,为大家领唱: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 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 ……

跳舞的人陆续从客厅里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歌唱的行列,在众人的合唱里,“知青之歌”原来那忧伤的调子,竟然变得欢快雄壮。歌声暂歇的片刻,朱洙悄悄指点着其中的某个人,向我透露“内部消息”——

她说,你看那个披肩发的女孩,她管自己的父亲叫“老废”,为什么叫老废呢?因为她爸三十年代留苏深造,建国后是中央编译局的俄文专家,“文革”中被当成苏修特务审查,眼看就要被赶到五七干校去了,忽然上头有指示下来,要翻译很多俄文书,供批判用。其实是给中央首长看的。结果他就被调去翻译俄文书了,一帮专家集中住在招待所,专门翻译苏修的书。他借了俄文的光,少受了好多罪。咱们“文革”中看过的那些苏联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多雪的冬天》《落角》,译文大多经过他润色。他说自己是“废物利用”,他女儿就一口一个老废地叫他。我去过他家,在王府井的红霞公寓。听他女儿说,七十年代初红霞公寓就有人办地下沙龙,讨论萨特什么的。你知道沙龙吧,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呀哲学呀政治呀,下午茶,红茶加柠檬、老莫的面包偶尔有蛋糕,就像外国小说写的那样。哎,对了,那老头儿很和气的,你以后要查什么俄文原版资料,我带你去找他!

一九八年夏天的十三陵黑松林诗会后没多久,朱洙已经对那天参加聚会的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一有机会就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那些人的来龙去脉:

哎哎,你看见那个光头了吧,他当年从云南边境偷渡去了缅甸,参加了缅共,要把缅甸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结果到了那儿一看,“解放区”的人早都跑没了。而政府统治区的老百姓,家家有房子和耕牛,还有碾米机,吃稻米,压根儿不吃番薯。房子里铺着干净的地板,进门还要换拖鞋,民众井然有序的生活,和宣传上说的完全不一样。缅共和中共关系老铁,但对华侨很坏,杀了很多华商。有一次,他们被政府军包围了,就用一公斤鸦片收买了当地的向导,从密林深处穿小路突围,在夜里走了七八个小时,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了一块平坦的坝子,草坪上有一座小教堂,一位黑衣修女正在弹钢琴,一群穿着白色短裙的少女,围着钢琴翩翩起舞。当时这些穿着补丁裤子、衣衫褴褛的知青全看傻了,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不知道究竟谁该解放谁?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跑到这里来帮助人家闹“革命”,实在太可笑了。后来,那个光头就逃离人民军回了国。现在?他现在就在前门卖大碗茶呢。听说,当年自发去支援缅甸革命的三千名知青,很多人都死在了丛林深处……

苏亦湄走到我身边,低声问:你当过知青么?

当过。六年。

在哪儿?

北大荒。

那你为什么不唱“知青之歌”呢?

……你,不是也没唱吗?

我没当过知青呀,我不会歌词……

我不喜欢合唱。我直率地说。我的目光落在那株石榴树上,秋天的石榴果很像一团大合唱。

苏亦湄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好像才刚认识我似的。

你总是愿意自己一个人呆着么?

是的。

我也是一个人,我的亲戚们都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我总是喜欢身边有很多很多人。墙上有了大镜子,屋里的人一下子就多了一倍……

我冷冷地说:这是自欺欺人。我和你相反,人多的时候,我会觉得更加孤独。

苏亦湄用纤细的手指抚弄着胸口的木珠,眼里蒙上了一层云翳,好一会儿,她贴近我的耳蜗柔声说:沈汐,你以后常来,好吗?我喜欢你。

我和苏亦湄的友谊,始于肖斯塔科维奇,始于那次被我拒绝的合唱。

我从小喜爱音乐,但这并不等于我喜欢和别人一起唱歌。

还在北京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我就能把听过一遍的歌曲,对着简谱复唱下来。东城区少年之家的音乐老师,夸我天生具有敏锐的乐感。每天早晨我一醒来,就会对着天花板唱一句“是谁吹起金唢呐,呜哩呜哩哇……”妈妈说我是一只音乐闹钟,爸爸说我是一只八音盒。

八岁那年,第一次参加班级大合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的声音不见了。前后左右都是歌声,我的声音被淹没在别人的声音里。我慌乱起来,使劲儿地提高了声调。但我旁边的一个女生,就像一只高音喇叭,把我的声音吞没了。那个女声没腔没调,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就像卖糖葫芦的吆喝,一会儿冒一下,东歪西倒波浪起伏,弄得我心慌意乱。我屏住呼吸,却怎么也躲不开那个声音,它像一把尖利的锥子,一声声钻透我的耳膜;又像一辆失控的大卡车,正在朝一辆童车撞过去。我的嗓子好像被人勒住了,张大着嘴,声音却被憋在喉咙里。我以为自己变成了哑巴,使劲儿用力喊,终于发出了声音,却是哭声。哭声打断了合唱,同学们侧过脸来看我,我晕倒在地上。

到了下一个学期,老师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参加不参加大合唱,是一种态度,每一个同学,都要把自己融合到集体中去。老师说沈汐同学必须学会合唱,合唱才是团结和力量的象征。老师特意为我调整了合唱的队列,把那根锥子安排到最后一排去了。我乖乖地跟着队伍站好,伴奏音乐刚起,我已经胀得满脸通红。我听见嘹亮的歌声,像一场突至的冰雹,从我的身前身后、上下左右一同砸下来。雨声均匀、歌声嘹亮,把我全身都淋湿了,湿重的辫子像两条冰凉的小蛇,缠在我的脖子上。全班几十个人一齐张嘴,却像是同一个人在唱歌。我的身子开始发抖,明明张着嘴,却仍然听不见自己的歌声;我明明跟上了大家的节奏,却好像一个跛子深一脚浅一脚……我不得不紧紧地闭住了嘴,就像一只合上了外壳的河蚌。

我从此再也不参加大合唱。我讨厌合唱,即使是几个人的小合唱,还没开口我就觉得自己要窒息。我当然也不能成为合唱的指挥,我从小就讨厌指挥任何人。我更不可能领唱,因为我一站入队伍嗓子就会失声。我从此被老师看成了落后分子,就连加入少先队都比别的同学晚了一年。

考入冰城大学的第一年,系里举办新年联欢会,班长崔大鸿早早开始张罗全班同学排练大合唱“希望的田野上”。我恳求朱洙去找崔大鸿帮忙说情,放我一马,朱洙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你跑调吧?我当即给她来了一句“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朱洙半天没缓过神,勉强点了点头:你的嗓子一般,不过音还挺准的。又感叹道:明白了,你有“文革”恐惧症!你在历史系混个什么劲儿?转艺术系得了!不知道她瞎编了什么鬼话去哄骗崔大鸿,总之下课后崔大鸿在走廊拦住我,对我进行了一番劝说:沈汐同学,你不乐意参加合唱,原因我就不追问了,谁不能瞎编个啥理由呢。你知道“滥竽充数”那个词儿吧?现在啥都平反了,这个成语也得平反。滥竽充数就是助人为乐,你就给充一回数儿呗。你要是不充数,我这班长怕是干不长了,你这不等于陷害忠良嘛!你看我,身上半点儿音乐细胞都没有,俺们宿舍那谁谁爱吹口琴,每次他把口琴搁嘴皮子上,俺咋看咋都觉得他像在啃西瓜皮。说实在的,那些闹文艺的人,祖宗都是跳大绳儿的!可是,俺为了集体的荣誉,就敢上台滥竽充数。你说俺哪儿会唱歌呢,一头东北虎,愣吼呗,连一声虎啸都算不上……

我忍不住乐了。崔大鸿的自我贬损很有效,至少征服我足够了。最后他还诚恳地严肃了一句: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掉队,否则七七级历史系的历史,将来就成了半部红楼……我终于扭扭捏捏站进了合唱排练的队列,总算没有晕过去,但我仍然发不出歌唱的音调,只能装模作样地蠕动嘴唇。我像一个局外人,东张西望冷眼旁观,从那片“希望的田野上”,分辨各人跑调、岔气、掉拍、忘词等细微的杂音,倒有几分不为人知的乐趣,心里暗暗得意。一曲暂停,就听崔大鸿高声嚷嚷:大伙儿再使点劲儿行不?别像没吃饱饭似的瞎哼哼,说你呢——朱洙,把你们平时在宿舍吵吵的辣椒嗓子都给我咋呼出来!

他的合唱动员把大家的情绪都煽动起来了。继续排练,歌声起落,众人用同一口气呼吸,同一口气停顿,就像兵营操练步调一致的正步走。崔大鸿终于满意地笑了,露出了下颌的一颗豁牙。

一九八年的元旦联欢会即将开始,晚餐过后,远远望见大礼堂的灯光通明雪亮,很久以前那种合唱的恐惧感重又袭来。我不行,真的不行,我唱不了!我对朱洙说自己头痛头晕,脑子就像要裂开一样,上了台我就会晕过去的,看来我只能辜负崔大鸿班长的好意了……趁着朱洙专心对镜梳妆更衣暂时顾不上我,我慌慌张张冲出校门跳上公共汽车,逃回了自家的小屋。

那天夜晚,我斜靠在自己床铺的枕头上,打开了那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里面发出了丝丝拉拉的杂音,我转动细细的指针,一毫米一毫米地慢慢搜寻。我的母亲曾经告诉过我,新年开始之前,是一年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是在欧洲北部那个热爱音乐的国度,有一个辉煌的金色大厅,每年的元旦前夜,人们都会用庄严美妙的音乐,送走逝去的岁月,迎接新年的到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奏世界上最优秀的交响乐曲,有着最出色的音乐演奏家,还有最棒的观众。

我闭上了眼睛,让自己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缓缓放松,沉入海底一般透明的黑暗。我看见了那扇镶着金边的大门,正朝两边无声地开启。我独自一人走进去,隐没在剧场大理石廊柱的阴影里。舞台上灯光雪亮,却没有丝毫炫耀的意思。哦,它们都在那儿——庄严的管风琴、嘹亮的圆号、低沉的巴松、俏皮的短笛、精灵般的小提琴、优雅的竖琴、端庄的管风琴、华丽的乳白色三角钢琴……我已经有多久没有见到它们了?我在九岁之前,就已经能够熟练地叫出每一件器乐的名称,坐在北京中山音乐堂观众席,在气势恢宏的乐曲演奏中,分辨出每一种器乐响声的差异。庞大的交响乐队,奏出和谐优美的音乐,它们是一个完美的“集体”,但每一件发声的器乐都是独立的,互相不可替代,却又彼此成为对方的和声。它们不是那种整齐划一的大合唱,而是多声部的重唱或独唱联奏。

此时,在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新年来临前夜,它们终于携手归来,像天空中庞大的雁阵、像风暴中的雷鸣电闪,距我越来越近,近得能听见它们每一声呼唤与呼啸。在我的记忆中,197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有无数精灵般美妙的旋律陪伴我,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新年音乐会。但我始终无法确认,那究竟是出于我的幻觉,还是我真的曾经收听到了它们?当欢欣而洪亮的新年钟声终于敲响,隐约传来了德彪西《致新大陆》钢琴协奏曲。我欣喜我沉醉我痴迷我疯狂,我把半导体紧紧贴在耳廓上,它犹如海上飞槎,在壮阔激昂的音乐波涛上,载我缓缓上升……

音乐是我生命中恒温的空气及不可或缺的水源。然而,当“立体声”如同一片“新大陆”,从冰城校园冒出来的那一年,我的听觉被彻底颠覆了——

那时校园里常有各种讲座,朱洙是讲座讯息的热心通报者。她说出“立体声”三个字的时候,我完全不明白她在说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出于好奇,我随她去听了音乐讲座。电化教室的讲台上,出现了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音乐家,据说是省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他拎着一只笨重的长方形匣子,黑色的机壳上镶着银灰色的边,前面有两大两小四个喇叭状的圆孔,像一件神秘的新式武器。青年教师把它小心放下,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立体声收录机”,在那些发达国家,立体声早已十分普及。顾名思义,它可以使音乐在空间的发散中具有立体感。在同学们的惊叹声中,他开始演示,二三百人的大教室,安静得连人的鼻息声都能听见。随着他的手指轻轻按键,喀嗒一声,音乐骤然响起,整个大教室的地板和墙壁都发出了震荡的声波;我感觉不到声音的来处,只觉得处处涌浪喷泉,忽如醍醐灌顶,又似有灭顶之灾,天灵盖的穴位被骤然打开。我听见了钢琴圆号长笛小提琴小军鼓的声响,从四面八方扑来,犹如水流轰鸣的巨型环形瀑布,将我紧紧拢在怀里。我漂浮于澎湃的波涛之上,错落有致的音符和旋律,如同游鱼在我的前后左右穿梭弹跳,每一件器乐每一个乐段,都与我的心跳发生了共振。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凶恶而狰狞的命运开始敲门,人在命运的折磨下挣扎、反击,死去活来,死而复生。最后,命运被“人”击倒在地,无力地呻吟……

那一课,我却几乎被“立体声”击倒在地。我惊讶地发现,以往从收音机里听过的那些乐曲,声音都是单向而平面的。尤其是从高音喇叭里传来那种节奏昂扬的进行曲,从一个方向灌入人耳,像一支强悍的军队正在冲上前线。但立体声不一样,它温柔而宽厚,如同空气一般无处不在;它们不是从耳朵进入,而是可以从身体的任何一个感官进入,直接到达人的脏腑,然后流到人的心里去。它们在被倾听的过程中,与接收对象融合为一个无限大的内宇宙……下课后,那位青年音乐家被急欲提问的同学们团团围住,大教室变成了一个人声沸腾的“立体声”。

一个立体声的时代来临了。

还有一个更具摧毁性的新音乐时代即将来临。

几年后,我淹没在癫狂摇摆的人群中,踩踏着架子鼓激烈摇滚的节奏,倾听崔健的那首“一无所有”。我震惊我欣悦我兴奋——当人们在“一无所有”中挣扎多年之后,终于,可以坦然大声地喊出“一无所有”了么?我的脑子被声浪震得眩晕,眼镜片被热气熏得模糊。撕心裂肺的音乐与坦诚真挚的歌词,令我目酣神醉。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人,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住房没有亲人,还有谁比我更“一无所有”?当摇滚乐以电子立体声的方式传递之时,它唤起了我内心死去的激情。观众在疯狂地呼应,不是合唱,而是唱与乐的协奏、是宣泄与挣扎的合奏。“你何时跟我走?”——不,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走。我不要任何人与我一起走。我的灵魂孤寂而充实,我愿跟着音乐走!“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我有自己的追求,我不需要你的追求。我有事业在渺茫的远方召唤,有相知的朋友近在咫尺,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世上最美好的音乐。我只需要属于我的自由。

我曾经拥有过一九八年,苏亦湄家小客厅的进口音响和音乐给予我的惊奇和震动,就像雨后初开的云缝,射下一道瀑布般的金色亮光。那道瀑布穿云破雾而来,光柱里带着灼人的暖意,我发现自己心里那些坚硬的冰块,正在开始一点点融化。

刊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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