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父母越来越老,我越拍越伤感

号脉影像经络,洞察文娱风潮

在《四个春天》上映前,一位国内高校从事纪录片研究的专家,特意给我发消息,让我关注一部叫《四个春天》的纪录电影。他的大意是,如果说2018年的纪录电影整体差强人意,《四个春天》则会让你眼睛一亮。或许,它将给2019年的纪录电影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他乐观地预测,《四个春天》达到5000万票房将是大概率事件。

截至目前,《四个春天》上映8天,票房累积797万,基本不太可能达到5000万了。但是,《四个春天》仍给纪录电影带来了暖意:相比首映日,《四个春天》的排片和单日票房呈现平缓的增长趋势,如此“低开高走”的市场走势,对于一部纪录电影而言,非常难得。

这种结果其实不难理解:《四个春天》的豆瓣评分从上映日时的8.8分,涨到了如今的8.9分。同时,社交网络和行业媒体又给它“自来水”的宣传,口碑效应赋能市场表现。

《四个春天》区别于其他的纪录电影,它虽出自科班出身的学院派,但不是工业标准下的作品,导致它有一些技术上的粗糙感,但与此同时,也令它迸发出一种“自然生长”的魅力。为了了解这种“野生”魅力的由来,我们采访了《四个春天》的导演陆庆屹。

侯孝贤的一段话,促成了《四个春天》

个子不高,脸黝黑,穿一件全新的白色衬衫,穿着很精神,但人显得有些急促,忙里忙外。原定60分钟的采访时间,最后也只有40分钟。采访过后,他还要马不停蹄奔赴影院,参加点映宣传活动。

“在全国跑路演,已经连续跑了13天。”陆庆屹告诉我。从他的眼睛里,我感受到了一位新人导演处女作即将登陆大银幕的憧憬与兴奋,还有舟车劳顿十几天的一点点倦意。

导演陆庆屹

有三个细节印象深刻。一是,“这屋能抽烟吗?应该没人管吧。”陆庆屹好像自言自语地问,没人应答,他掏出烟盒。

二是,穿着白衬衣的陆庆屹,有些兴奋地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一口气买了四件白衬衣”。显然,工作需要他以更正式的面貌出现,而他也在适应这种需要大量曝光的工作。

三是,地上有一箱同名的摄影随笔集《四个春天》,陆庆屹一本一本地在扉页签名,准备待会送给点映观众。他的签名,相当工整隽秀。默默无声中,他突然开口,“送你一本”。

陆庆屹颇显江湖气,又足够接地气,他不是那种脑回路异于常人的艺术家,而更像一位斗志、拼劲仍在的老男孩。

应该说,陆庆屹拍《四个春天》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首先,在拍纪录片之前,陆庆屹曾当过摄影师,他喜欢用镜头纪录生活。

另外,他曾凭《我爸》《我妈》两篇描摹父母的温暖热文,成为豆瓣红人。在采访中,陆庆屹也深情地说到,他不仅爱自己的父母,还为他们骄傲。这两个原因的作用下,拍家庭影像的纪录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然而,想法转化为行动,背后往往有一个推动力。侯孝贤推了陆庆屹一把。

陆庆屹从2013年开始, 用摄像机记录父母,随着素材的增多,陆庆屹想要做得更好。“正好那时候看到侯孝贤的一个访谈,有电影学院的学生问他说,‘我想学导演,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始’,侯孝贤就说,‘想做就去做,先拍起来,否则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从那时起,我觉得我可以做电影。”

“我觉得我可以做电影”,这种信念的产生,其实并不仅仅来自侯孝贤的一篇访谈。北漂多年的陆庆屹,今年45岁,曾做过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摄影师。

“我以前做过很多行当,每个行当都没有失败过,所以我就有种盲目的自信。”所谓盲目的自信,不知道是自谦的调侃,还是诚实的坦白。

“于是,我开始买书、网上找资料,自学,一点点丰富自己的电影知识。”在陆庆屹看来,他之所以说“没有失败过”,是因为离职时,他的老板们都挽留他。

陆庆屹的自信感,也来自实在的创作。他说,他爱《四个春天》所有的画面,但有一个镜头令他印象格外深刻。“有一个镜头,在临近结束时,我妈问我哥,‘要不要再带点香肠?’那时,我没有急着去拍我哥和我妈,因为我在拍我爸的背,很大的一个画面,很大的一个背影,那个镜头拍完之后,我意识到,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电影。”

陆庆屹的言谈举止,让人很容易对他的自信心印象深刻。比如,问到片子获奖颇多,是否感到意外,他答:“片子传播出去以后,获奖是我意料之内的事情,我心里是相信它的品质的,因为我觉得在审美上,我是有一定高度的。”

但是,他有时候又用“盲目的自信”形容自己。似乎,在陆庆屹身上不存在单一的标签,“自信”与“盲目的自信”同时存在。后者,或许是更一种“干完再说”的果敢。

任何时候开始,都为时不晚

《四个春天》呈现一对父母美好的、诗意的生活,影像中洋溢着笑声、歌声、燕子声,给观众带来了一股温暖、治愈的生命力量。

但是,在故事之外,作为记录者的陆庆屹,却百味杂陈。从2015年开始,陆庆屹想把拍摄的素材,做成一部完整的片子,送给自己的父母。

“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身体不太好,我着急啊,于是我开始买书,学剪辑软件,我想快点把片子做出来。”

不知道是聪慧使然,还是看书起了作用,陆庆屹对于纪录片的理解,不像是一位纪录片新人。

陆庆屹拍摄家庭影像,始于为父母留一个纪念,也算送父母的礼物,同时也是家族的一个回忆财富。但是,除了他本人,其他人都出镜了,也就是唯独缺了他的身影,没有达到某种意义的“团圆”。

陆庆屹不认为这是缺憾,而且他认为自己“从未缺席”。

“比如说,我爸给我妈理发那里,他们在那对我指指点点,其实我也参与进来了。这样的镜头其实并不少,我只是在空间之外而已。摄影机,就相当于我的眼睛,摄影机怎么拍,拍出来什么样的画面,是加入了我的思考和情感的。另外,你拍摄时,最好盯着取景框看,而不要去看拍摄的人与物,这样,这个取景框就代表了你的眼睛。”

步入新舞台的陆庆屹

《四个春天》拍摄跨度达4年,镜头外的陆庆屹,心情却越来越沉重。“我觉得越拍,越伤感,拍了四年,我看到我父母越来越老。”

如果说影片里面有什么沉重的地方,那应该是姐姐的因病去世。姐姐患病、医治、殡葬的影像,陆庆屹放进了影片中,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生离死别不是忌讳,也不是隐私。

“我认为那些画面不是隐私…我姐走的那天,当天从沈阳来了二十几个她的朋友,来道别,这种人情,这种深情厚谊,不可能不打动你,我记录下来,是为了知道他们是谁,记住这样的恩情。”

然而,这部陆庆屹“越拍越伤感”的纪录电影,却打动了万千观众的心。在陆庆屹看来,《四个春天》能够令人喜欢与感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讲述了人人都会经历的人生。

“它讲的是所有人都逃不过的东西,无论什么社会地位与身份,作为一个人,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这些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开。”

如今,许久以前就认为“我可以做电影”的陆庆屹,也开始了新的征程——他启动了他的电影梦,这次不是纪录片,而是通常意义上的电影,即故事片。“我目前有四个剧本在写,有一个基本写完了。”

自信的陆庆屹,既没有了父母的“助攻”,又步入了崭新的舞台,能否再创精品,一切只能等时间来检验。

【文/阿志】

The End

出品 | 北京独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监 制 | 李星文

主 编|杨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