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学汉语的外国人,你知道他们有多拼吗?

1583年,

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罗明坚

在中国建立了天主教第一所教堂,

拉开了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帷幕。

对于传教士而言,

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是第一要务。

从整个16至19世纪300年的历史来看,

传教士是汉语学习与研究的主力军,

推动了中西思想交流。

中国话:从让人头疼的“鸟语”到日臻全面的语音研究

学会汉语发音让传教士们颇为头疼,他们认为汉语发音需要“鸟”的唇舌,在欧洲甚至产生了中国人需要随身携带板子写字交流的“传说”。

为解决语音学习的问题,传教士们采用了汉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罗明坚与利玛窦共同编写的《葡汉辞典》就是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最早尝试。

不过,这套系统有一大缺陷,即没有标注汉语声调和气音状况。后来,利玛窦在郭居静神父等人的帮助下,参照乐谱音阶确定了汉字音调,选用了拉丁语中“-”“^”“ˋ”“ˊ”“ˇ”五种符号分别表示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和入声,同时选用C作为送气音符号。

这套更成熟的注音方案在《西字奇迹》使用并得以推广。金尼阁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方案也得到传教士们的认可和支持。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语言学的影响,西人对汉语中较为特殊的一些语音及其发音方式的研究也有所发展。例如,舌尖前元音与舌尖后元音的区分就是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清晰的过程。语音分析的准确性在提高,认识在加深,汉语官话的音系架构也日趋完善。

可以说,这3个世纪中,传教士们对汉语口语的评价从最初的抱怨连篇逐步走向科学理智。虽然可能难以摆脱对汉语口语的刻板印象,但是传教士们仍在试图以相对客观的方式对语音进行描写。

随着汉语研究的深入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西人的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日臻完善。这些语音文献为汉语语音的历时研究提供了素材,也为汉语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利玛窦《园容较义》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神秘的汉字:从“神的旨意”到词源根字的探寻

和汉语口语的情况类似,西方人最初对汉字也抱有较为负面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汉字不具有表音性,传教士们需要记忆大量的字符才能初步具备汉语的读写能力。

虽然传教士们在学习汉字上有诸多抱怨进而产生一些偏见,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把汉字的相关知识带到了欧洲。

曾德昭曾率先指出中国语言极其古老,可能是巴别塔72语言之一,更为接近上帝的思想。在解释汉字的象征义、构建世界观时,一些传教士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

18世纪的索隐派就是典型代表。以白晋、马若瑟为代表的索隐派传教士尤其对《易经》之类的典籍感兴趣,他们对中国古代经典神秘意义的解读和对汉字的分析相辅相成。在基本笔画和字形的基础上,他们对其他的汉字各个部分进行解构、分析、系联,搭建出一套汉字的解读方式。

例如,马若瑟曾在《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义痕迹》一文中多次提到有关“羊”的例子。“羔羊”(sheep)在基督教中一直被视为基督耶稣的象征。

马若瑟在谈到《诗经·大雅·生民》中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之名时,就指出“姜”中的“羊”即为神之羔羊基督耶稣,“姜”字表耶稣由她孕育,而“嫄”字表其童贞之源。

在分析“善”的异体字“譱”字时,马若瑟认为它是“言羊”和“羊言”组合,可以解释为谈论羔羊(“言羊”)和羔羊说的话(“羊言”)都是好的。

索隐派也受到了西方人的抨击,到19世纪后逐渐式微。不过,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推动下,词源学发展势头不减,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对汉字意义的探索也并未就此终止,而是进入了音形义的新阶段。

卫匡国《中国文法》的出版,将汉字214部首介绍给西方人。受其影响,西方人认为这214个字如同西方语言学构词法中的“词根”,只要了解了这些“字根”的基本意义,就可以理解由其构成的复合字的意义。

这样的分析法,可以帮助记忆汉字,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汉字。比如“缐”字,由“丝”和“泉”构成,但在意义上却难以像印欧语中那样直接由“丝”和“泉”两个字根叠加得以解释。

西方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识到复杂的汉字的确是由简单的汉字或部件组合而成,但是汉字中最重要的表意的部件并不是部首。

19世纪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的《中国言法》提出了汉字中根字(primitive)、构字部件(formatives)和派生字(derivatives)的观点。他指出,部首仅是根字中的一个部分,同一字根派生出的新字与根字之间的关系是字音相近、部首不同。

这一问题的发现,促进了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对汉字音形义关系的积极探讨。他们开始注意到构字部件的表音功能,从而进一步推导出语音相同相近汉字在意义上和语源上的关联性。

汉语语法:从削足适履到求同存异

欧洲的语法研究起步较早,16世纪时传统的拉丁语法已经相当成熟。相比之下,中国虽有《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汉语言研究的专著,但较侧重于语义与音韵,对汉语词法与句法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就连grammar一词的对译词“文法”也是清末从日语中借来的。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汉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专业学者投身于汉语的语法研究中。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的《汉文启蒙》在词类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句法规则,并指出汉语的语法不能用西方传统的拉丁语法去生搬硬套。

在传教士方面,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其系统性比之前的语法专著更强,但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词法上,句法部分只归纳了九条规则,仅占五页篇幅。

马士曼的《中国言法》在汉语语法本体研究上,也是由八大词类入手着重讨论词法,对句法的讨论较为简单,甚至有时句法与词法的界限并不清晰,将许多构词法放入了句法部分。

艾约瑟的《中国官话语法》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除词法外,他对汉语句法规则的考察也颇为详细,这是此前西方人研究中所少见的。

整体看来,16至19世纪西方人所构筑的汉语语法体系自始至终都有着“拉丁化”的烙印。不过,随着认识的加深,他们也敏锐地认识到了中西语言差异。

例如万济国提出“词无定类”的思想,后被《马氏文通》所吸收。马若瑟则是脱离了拉丁语法研究的范式。汉语中的虚词、语序等问题也逐渐进入到研究视野中。

汉语语法的研究开始从“削足适履”式的套用慢慢走向“求同存异”式的共进。